1981年4月3日
闻听松涛的年仅五十四岁的老父去世，很是悲痛。我一早不顾一切地赶到沈阳站，乘沈阳到抚顺的公交面包车赶到抚顺，找到抚顺军分区政治部的孙文同，从他那里借了辆自行车，奔到松涛家。松涛在，他母亲在，向荣在，他妹妹和笑源也在。客人不断，多数是抚顺的文友。连他的语文老师也赶来了。语文老师向我谈起松涛的聪明和用功。
忙了一天，晚上，我和松涛就睡在他父亲刚刚离去的那铺小炕上，我们都难以入眠，说了大半夜的话。
1981年4月14日
松涛从抚顺赶回来，会我一起骑自行车去看望马加、申蔚同志。这老两口儿正好都在家，身边没有旁人。申蔚同志热心地给我们倒了茶水，我看到他家的墙壁上新添了萧军写给马加同志的一个条幅。桌子玻璃板下压着马加赴西德访问的照片，合影照片上有冯牧、袁鹰和柯岩等人。
马加对我说：“你写了不少诗啊！”申蔚欣喜地说：“你的组诗《鸟儿们的歌》评上《鸭绿江》的优秀作品奖了！”我为两位我敬重的老者对我的关注而感动。
我们又说了许多话题，然后告辞出来。马加同志非要送我们下楼，我们不让他下。他说到楼下取取报纸信件，这我们就无法阻拦了。他还是下了楼来送我们。
和松涛到了省实验中学大院，因在电话里思基同志夫人说她正在那里赶写一篇文章，我和松涛正打听着，见思基步履艰难地朝我们走来。他手拎着一个小提兜，提兜里有几页稿纸、一小把菠菜，他见到我们很高兴。我们推着车子一左一右地陪他慢慢向他家里走。他的腿脚明显的不灵便，一再让我们骑上车子走，我们坚持和他一起走。边走我们边谈。思基夫人张月华正赶写一篇文章，关于连环画文学脚本的。思基在赶写一篇小说。
我们在思基家谈话时，马加打来电话，问一张与茅盾同志合影的照片事，思基翻出影集，很快就找到了，说茅盾是第几个，郭小川是第四个，这边是马加，那边是崔德志……说得很清楚。
我们正与思基谈着，张月华大姐给我们一人端来一大海碗鸡蛋肉丝面，还加放了香油，香气立即飘满了小屋。我们为此深深感动，她是什么时候去做的呢？明明是主人刚吃过饭，她是专为我们做的，她说：“不忙，多坐会儿，吃了面，再唠。”
从思基家，我们到了省作协，见到张名河和阿红同志。松涛今晚要赴京，他说中国作协借空军地界儿办文学讲习所，给他们几个名额，他参加这个学习。回到机关，我打电话将此事告诉了远在齐齐哈尔的我和松涛的好友王新弟。
1981年5月11日
早晨到车站接浩然。我站在车站外的栏杆边，张望着，老远就看见浩然一手拎一个提包，没戴帽子，容光焕发地随人流向出口处走来。我喊了两声：“老梁！”他听见了，高兴地向我点头。黎明机械公司的于书记和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王大学总编和厉风、祝乃杰等也到车站接站。因为这次“春风”安排浩然住“黎明”，所以“黎明”的于书记也来接了。两辆小车直开到黎明公司的招待所二平房，住在紧东侧那间402号。坐了一会儿，王大学、厉风告辞了。我们乘于书记的车到了祝乃杰家。老祝家的楼外和楼内的走廊破烂不堪，可是一进居室却全然异样，整洁而又亮堂。
老祝两口儿到厨房去忙，我和浩然坐在沙发上，谈了很长时间。他谈到去年9月16日以后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他找春水谈说她该处对象了，春水“崩”了，竟然反对找对象。浩然说，不能总不找啊，春水说和爸过一辈子。浩然说，爸死了呢？春水说我也死。浩然又通过一位年老的女教师做春水的工作。浩然讲了春水个头高、当小学老师、家庭等五个“不利条件”，在通县那个小地方很难找到合适的。很巧，一位校长的儿子当兵四年，复员回家来，是个党员，现在一个工厂当修理工，也托这个女教师找对象呢。这个男孩子爱好文艺创作。两个人一见，都挺满意。每个周六晚上7点钟到春水宿舍来，到9点半走。周日在一起待一天，还一起做点什么吃，谈得来，两个人都爱看书，静悄悄地看。浩然也很放心。亲家约过浩然去，亲家也到浩然家来过。大嫂老杨不去，说什么也不去。老杨在月坛这边时，大小家都伙一块吃饭，老杨到通县女儿处去了，红野和蓝天两小家各做各的吃，秋川随便在哪家吃。
浩然讲到去年他在昭盟时，正是心情不好时，与今年大不相同。浩然讲到王蒙、邓友梅、刘绍棠等人对他十分友好。他来沈阳前，《电影艺术》约五位写农村的作家开座谈会，有李凖等，对当前农村经济政策有不同的看法。浩然讲到以前的农民与当今的农民有什么不同。现在的青年农民，又要过现代化的生活，又不愿吃过去农民那种大苦，一条毛驴一夜要喂三遍草，起夜就受不了。他认为单干是权宜之计，暂时办法，不会是长远的，否则就不用搞社会主义了。他说，过去李凖写《不能走那条路》，现在是否应该写《应该走那条路》？浩然谈到座谈会上看了几部影片，他认为最好的是《喜盈门》，其次是《月亮湾的笑声》，第三部是由他的小说《山水情》改编的《花开花落》，第四是《车水马龙》。他讲《花开花落》去年第一次看它还挺好的，今年一看就不如去年那个印象了。他认为《笨人王老大》的人物和情节不很真实。
金河12点准时赶到。在老祝家尽兴地边吃边喝边唠。
我和金河把浩然送回黎明招待所。我说等晓凡回来，再请大家到我那聚。浩然小声对我说，人不要多，晓凡、金河、老祝，这几个就行了。与金河一起回到宿舍院，又到兆林家，兆林请金河到家喝酒。
1981年5月13日
一早约了晓凡到黎明公司看浩然。浩然正在二平房外戴着花镜站着看书，我见他看的是丁仁堂的《嫩江风雪》。他见我们来非常高兴，把眼镜当书签，把书合起来，一起回到他住的房间。他说丁仁堂嘱他为这本书写篇东西，他答应写，而且借题发挥，写丁仁堂这个人，也写自己，写自己一代人创作上遇到的问题，要写一组文章。
晓凡感到这个环境并不怎么好，走廊里有半导体放的音乐，很响。浩然说晚上客人都回来，每个房间都有半导体。原来说定的单做伙食，变成了买票、排队打饭，与住所的所有人一样。
近10点，祝乃杰来了，浩然有点感冒，要板蓝根冲剂和感冒冲剂都没有，拿了几丸“银翘”。
浩然谈了他近期的打算，《当代》、《花城》、《百花洲》、《北疆》、《春风》等约他稿子要写的，都是小中篇；还有《鸭绿江》、《长春》必写的短篇，还有一个长篇要改好的《动变》。他谈到《春风》丛刊只有去年第二期两本，厉风送去一本，寄去一本，此外，有两期《春风译丛》，他想补全。
浩然说，现在北京正是写东西的好时候。在家条件比这儿好，随便可以翻书查报刊，也许一张报纸上的一条消息可以引起许多联想写个东西。他感慨地说：“哪儿也不如家啊！”
浩然谈到原白城地委的、现任吉林省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的齐燕颉和吉林省作家协会秘书长付之凡，要把浩然办到吉林作协去，浩然动了心，老杨不干，说东北冷，受不了。他说起吉林图书馆和吉林作协合搞的作家小传，他已给写了两万字，他希望我和晓凡也写。晓凡说见到张抗抗写的了，有五万字。
1981年5月14日
浩然打电话来，说已“搬家”，迁入厂内一幢小楼，室内有台灯、收音机、电视机、沙发，有洗手间，吃饭也单做了。他说这几天身体不佳，到医院看了一下，血压180。我劝他歇息两天，再静下来写东西。去赤峰的事再做研究。黎明公司的姜秘书告诉我，这回谁想找浩然，一点门儿也没有，没有保卫科签发的证件，是进不去小楼的。就连浩然自己也是出得来，进不去。厂里给办了三个证：浩然、祝乃杰和我的。
1981年5月15日
接到中才和抒雁的电话，抒雁谈及转业后的工作问题遇到了麻烦。
浩然说接到王栋电话，邀他去昭盟，叫我也一起同行。为此事，王栋发来了个百字电报。
晚上，晓凡和赤峰的李书一来我家，晓凡因周日要去鞍山作报告，不能与我们同去昭盟，让我转请王栋原谅。
1981年5月16日
书一买到了三张软卧票。祝乃杰来我处，他自己买了去昭盟的车票。我出机关门时遇到晓凡，他来告诉我他夫人学校开运动会，无法出来，原定今天下午在他家聚会只好往后推了。
浩然电话说他昨天给《儿童时代》写了六千字的一个小说，下午要把给《电影艺术》的发言改写出来。
下午5点多一点，我赶到东北旅社，与李书一一起乘他约好的一个叫刘可智的司机开的出租车，到黎明公司接浩然和祝乃杰，乘晚近7点的火车赴昭盟，乃杰上车补了一张软卧票，这样，他和书一一个包厢，我和浩然一个包厢。我提前准备了三瓶雪花啤酒，还有酱肘子肉、炸黄花鱼、开花豆儿，书一准备了两瓶白酒，还有五香花生米，我带来四双筷子。我们四人小饮于车上，兴致勃勃地谈到深夜。老祝和书一回他们车厢后，我和浩然又说起他要写的几个小中篇的想法。路面不大平，车明显地颠簸。
1981年5月17日
凌晨4点27分到达天义，王栋及宁城县委书记、县长、县委宣传部长、文化局局长等来接我们，分三台小车到县招待所，浩然与两个县主官谈得十分投缘。
早餐后，去热水公社，住温泉招待所。此地地下水温度97度，老乡打上水来煺猪毛、鸡毛，甚至可以煮鸡蛋。浴池里的水，放出几个小时了，仍很烫，人下去不得，只用毛巾蘸水擦擦而已。
《草原》副主编照日格巴图等在这儿举办青年作者创作会议，有三十余人参加。昭盟另加上三十余人。
午宴时，见到了《草原》的汪浙成、安米和昭盟文化局局长李凤阁，文联、作协、报社的戴云卿、张向午、步廉荣、巴雅尔等。
晚上小宴，凤阁带了茅台来。
宴会后，同王栋散步、谈天，越走越远，越谈越多，待我们返回时，招待所的大门都锁上了。
1981年5月18日
一早与安米爬山，谈天。
上午，创作会议请浩然作报告，他昨晚早睡，今晨3点钟回来，准备了个提纲，他讲得很好。讲的主题是“反省过去，思考未来”。他讲他的境况，变是必然的，是这样变还是那样变的问题。他说：建国三十年来，共产党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如果党不犯错误，不失误，会带来更大的利益。这就是我的结论。他说他的《山水情》和《浮云》就是他“反省过去，思考未来”的结果。《山水情》反映了我们党一大失误：阶级斗争扩大化；《浮云》反映了我们党另一大失误：凭主观意志，不按规律办事。以前的创作，对右的鞭挞是充分的，各式各样的右，不法地主分子马小辫，阶级异己分子马之悦，多年小生产的拖累，留恋一家一户，如弯弯绕、小算盘、韩耙子。唯独对“左”的东西没有鞭挞，没有认识到它的危害性，看到了也不敢写，怕写这个上面不满意，怕丑化了党的形象，而作家的良心又不能不写，于是我就有个“发明”——“反其意而为之”，比如《半夜敲门》。我写这类作品有个主心骨，万变不离其宗。我想，社会主义这本经是好的，是让歪嘴和尚念坏了。我主要打歪嘴和尚。我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没有毁掉这本经的必要，也不可能毁掉。我也暴露，但不是展览错误，展览丑恶，展览罪恶，而是给人以光明的启示，给人力量。对错误和丑恶的东西，要清理，要改变，不要护短，连腐蚀我们肌体的错误都保护，能是革命的作品吗？写这种作品的人，能是革命作家吗？他说，一个真正的作家，必须有崇高的信仰、坚定的立场、明确的奋斗目标、公而忘私的责任心，决不能随风倒，决不能投机，决不能哗众取宠，决不能掉队！他说，对一切事物要经过思考，搞准了，它是真理，我就誓死保卫它，决不动摇！他说创作要有个目的，为了什么，是为了健身而打太极拳，不是为打太极拳而打太极拳。作家可以有大有小，作品可以有高有低，人格却只能有一个：正直的、健康的，为了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对今天农村的现实如何看？浩然说，矛盾很多，困难很多，希望很大。
中午休息到两点半，下午开会时，会议主持人点名让我和乃杰讲，推辞不过，我讲了三分钟的话，讲浩然五十岁，出五十本书，写五百万字，平均从一岁到现在，每年出一本书。我引用了王愿坚悼茅盾的话：高峰不是每个人都能登上去的，但登攀不应停止。乃杰从出版社编辑的角度，向在座的作家们约稿。
接着还是浩然谈。他谈了近年的学习状况。他说，他1949年3月开始学文化，那时，连“读书”的“读”字都不会写。念了三年半小学，到1953年，语文、历史学到高中。“大跃进”时，工作忙，没机会下乡，就在星期六下班后，骑自行车到郊区县去收集素材，星期一早上回到机关。《广东文艺》打来批《西沙儿女》的“中程导弹”之后，立即回到家中，因为在部队、在农村，都怕牵连了别人。八个月把自己关闭在家中，首先整理自己的旧作，用《北京文艺》封面的废纸，一页页地把发表过的旧作张贴起来，一字一句地过目、修改，受到很大鼓舞，增强了信心。再就是读名著。写《艳阳天》前只读过四部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道游击队》等。这八个月闭门读书，读了外国二十九位作家的近百部（篇）作品。这些作品把他引进了艺术之宫，打开了许多窗口，让他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浩然说：我主张中国的作家，应该给我们中国人写我们中国人的事，给我们中国人看的好作品。我总感到，生活在这个地球的这个空间——中国，是养育大作家的祖国，现在又是产生大作家的时代。什么是世界水平的作品？我认为，真实地艺术地表现了中国人民某时某地的生活，又为中国大多数人喜欢读的，就是世界水平的作品。中国没有高老头，但是有梁生宝。以曲高和寡为胜利的路是走不长的。凡是不能为中国人喜欢的作品，就不会为世界所接受。读了这些世界名著之后，收获不小，其一是尽力把长篇写短。《山水情》如按过去的笔法写，得写七八十万字。他说，对于作家，一辈子都完不成的两大课题，一是对生活不倦的探索，二是艺术构思能力不断地提高。
会议开到下午3点半，浩然的讲话深受欢迎。
会后，我们离开热水，去宁城（天义），路过辽中京遗址——大明塔，停车参观一番，县文化局于局长作了解说。辽是我国契丹族建立的一个王朝（公元916年到1125年），这是辽的陪都之一，建立于公元1009年，是辽中晚期的主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至公元1122年为金攻占，改称北京路，元代改称大宁路，明代曾设立大宁卫，不久废弃不用了。这里的古塔三座，据说地下埋藏有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塔有十三层塔檐，斗拱上的四个石狮已经风化。
到了天义，在县招待所，县及昭盟文联举行欢送宴会。时间紧张，把友谊压缩得更浓重了。
席间频频举杯祝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