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6日
来京在解放军文艺社帮助工作，因在军里几次参与张绍文处长组织的给《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撰写评论文章的工作，就把我安排在评论组，组长是韩瑞亭。分管评论工作的张文苑副社长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协助浩然同志整理几篇理论文章。浩然同志是著名作家，写出了人人皆知的《艳阳天》，以我的水平很难胜任这个工作。张副社长说：这对你也是一个学习机会，去吧！这样，我就找到月坛北街浩然同志那栋楼那个单元那间住宅。
浩然同志和他一家人对我的到来都特别热情，一见如故，可我仍很拘束，不敢多说话，只听浩然同志谈。
今天上午，与浩然同志谈了三小时零五十分钟。
浩然同志说到：第一个问题要承认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他说，一个作者和生活的关系，也是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和时代的关系。他说，不能认识生活就不能表现生活。要尽力扩大生活面。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也要努力熟悉自己应当写的生活。文学不是照搬生活，而是要艺术地概括生活。
浩然同志说：什么叫“熟悉”？我七岁没了父亲，十二岁没了母亲，成了孤儿，十六岁包办婚姻。一般的农村生活，人情往来，赶集，上店，娶媳妇，送殡，盖房子……人与人关系，卖地，买地，各种生活，我都经历过，这算不算熟悉呢？光经历了，还不能说“熟悉”，只能是“了解”。对一个事物了解了，并且理解了，抓住了本质，这才叫“熟悉”。现在让我写农村，我还比较熟，但也有不熟的，让我写拖拉机手，我写不了，因为不熟、不懂。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
时到中午，我要告辞，浩然同志坚持留我吃饭，我只好从命。全家人一起吃。吃饭时，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浩然同志夹一个油炸花生米掉到地板上了，他弯腰去找到了，拿上来，用手捏碎了皮，脱了皮后，他把这粒花生米吃了。
1975年3月7日
晚上到浩然同志家。从晚6时半到8时半，与他继续交谈。
浩然说到他开始写诗，写歌谣。他说，年轻的同志写作，接触文学，往往从此开始。因为年轻人有激情。他说他曾在《河北日报》、《河北文学》上发表一些诗和歌谣。他说开始创作时应该尝试多种形式，到一定时候再有所侧重。一个人可能在这方面也可能在那方面发挥其特长。初学写作，只搞一种形式，别的都不写，也不看，这路子就越走越窄了。最好是各种形式都试试，摸一摸，自己在哪个方面更有特长，写起来更自如些。写小说的会写诗不好吗？使小说具有诗的节奏；写小说的会写戏不好吗？使小说具有戏剧的结构。他说他年轻时，关心诗，买了许多诗集，看了许多诗集，也写了不少的诗。
浩然说，一个作家的成熟与否，成熟的程度，其他方面抛开，可以从生活直接提炼出来的和间接提炼出来的比例看。比较成熟的作家，能够摆脱各种间接的束缚，直接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比较多。
说到借鉴和吸收，浩然说，他开始学写小说，喜欢孙犁的优美，以后又喜欢上柳青的深沉，后来把他们二位的风格糅合一下，兼取孙犁的优美和柳青的深沉，效果比较好。
说到读书，浩然说，要广泛浏览，重点钻研。重点读自己喜欢的两三个作家的作品，全面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主要是学他们怎么观察生活和怎么表现生活，学规律性的东西，不是学几个句子，怎么描写，怎么结构。他说，写《艳阳天》以前，他只看过四本外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百万富翁》、《收获》、《只不过是爱情》，什么莫泊桑、巴尔扎克，全不知道，甚至都不知道是哪国人。他的体会头一条是看中国的，从当代往现代看，从现代往古代看。看当代人之作，容易理解，容易吸收，不管其怎样粗糙，总是经作者提炼一番了，总比你采访来的东西要细吧。解放后的作家，哪个人出了几本什么书，他全知道，第一本、第二本，到最新之作，出来他就买着看。
浩然称赞柳青的《创业史》，他说，他与柳青没有深谈过，但看得出，柳青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如果说这部书的不足，就是他的人物是一眼眼井，一个水井群，每个人都有深度，但没有形成波澜壮阔的长流。梁生宝、郭振山、姚世杰，不见面，各干各的。但这本书能流传下去。柳青对农民是同情的、欣赏的、喜欢的。他写农民居高临下：“我要歌颂你们！”“我就是我，你就是你。”他不是站在农民群众中间，还不是我就是你、你就是我。赵树理也是熟悉农民的，他基本上是批判现实主义，他写的是农村中典型的中间人物，只有《套不住的手》冒了个火星，一闪就没了。在《卖烟叶》里有浪漫主义。
浩然说，写长的东西，要善于“埋线”。他说，我在《金光大道》里，为英雄人物的胜利埋下了十八条线，不是一条线。他写一个妇女，至今人们不大注意她有什么用，到第三部就要用这条线了。
1975年3月14日
上午到浩然同志家，与他接着畅谈，从9点钟到11点钟，谈了两个小时。
说到文艺作品的典型化问题，浩然说：二十年前，我采访过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当时是为了堵塞高利贷的。我想写一写这个信用合作社的成绩，它带来的变化，它的优越性。一天，我和信用合作社主任谈话，合作社对面就是乡政府。恰好来了一对小两口儿，闹离婚。两个人都二十来岁，不到三十岁。为什么要离婚？因为他们分得的几亩地，让虫子咬了，秋收收不上来，生活困难，日子过不下去，两人一商量，各过各的，离婚吧！各奔前程吧！信用社借他们点钱，他们买了点米，就回去了，不离婚了，把小两口儿成全了。搞创作的人碰到这件事，高兴得不得了。我就写了一篇小说，写信用社主任的热情，歌颂农村信用社的优越性。写完后，我拿给区干部看了，他回了一句，很妙的：“这两口子真怪，要叫我，两个人感情上没什么别扭，没有信用社，宁可借高利贷去，我干吗离婚啊！”我听了，不大服气，觉得他不懂“眼”。回来，我给几个搞创作的同志看了，大家说，这个不典型，也不真实。明明是真事怎么不真实呢？他们说，即使没有信用合作社，仅仅因为生活上遇到一时的困难，就妻离子散，这典型？二十年了，我一想起这事就好笑。典型化的问题不是说说就可以解决的。为什么现在作品雷同的多？主要问题是不能在典型化原则下提炼和概括。
浩然说：“文革”前，我发表短篇小说一百多个，没发的也有一倍。没有这一百个短篇的练笔，我没有把握写《艳阳天》。那时我写得很多，有人说我“粗制滥造”，我当时没有接受。没有那个时期的“粗制滥造”，就闯不出经验和教训来。初学写作者不多写多练，怎么出“真知”？
1975年3月15日
我来解放军文艺社帮助工作，第一件事就是参与筹备部队青年作者座谈会。这个会今天终于召开了。由胡奇社长和张文苑副社长主持。文艺社的编辑人员有纪鹏、韩瑞亭、吴之楠、范咏戈、黄浪华。来自各部队的有方全林、韩作荣、李本深、贺茂芝、穆静、杜志民、陈淀国、张勤、林玉华、史国世、常贵田、王树和、张发良、高红、陶泰忠、崔洪昌、冯福嘉、胡昕、王彤华、曾凡华。
会议中间，张文苑副社长说已经请浩然同志来给会议讲一讲，让大家提出希望他讲点什么问题，有什么要求。穆静希望他谈谈对散文的理解；张勤希望他谈谈理论对创作的指导意义；高红希望他谈谈从生活到创作形成文字时如何传达得更真切些；陈淀国希望他谈自己如何坚持创作，如何刻苦与勤奋。张副社长让我把这些问题整理一下，通报给浩然同志，让他讲得更有的放矢一些。
1975年3月18日
上午，浩然来到总政西直门招待所小会议室，与部队青年作者座谈会的同志们见面并讲了话。他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但并不是一切生活现象都能放在作品里。说到散文创作，浩然说他没有发言权，他说小说酝酿时间长，所以有些东西他用散文来写。他说散文也可深刻反映时代。他说柳宗元的散文就是对时代的概括，今天更需要及时反映新生活的散文作品。
1975年4月10日
浩然同志来电话，他说在西直门总政招待所与部队中青年作者的谈话，当时觉得谈得还可以的，怎么一看校样全不是那么回事了。他说早上范咏戈同志送来了校样，当时他急着去二七厂，回来才看样子，有几处需要改动。他具体说了他要改动的意见。他还说到人民日报的杨扬来约他写一篇文章，谈《金光大道》的创作体会。他让我帮助他考虑一下提纲，明天，后天，或星期天，在一起研究一下。
1975年4月12日
晚上应邀到浩然同志家，从5时谈到8时45分。
浩然谈到做歌手和做战士的问题。谈到“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问题，他说这句话是个褒词，也不全是，因为还有个无知，不知道老虎能吃人呢。他说到雷锋，既不是堵枪眼的，又不是扑炸药的。星期天给人家补鞋，做好事，看人家有病去帮忙，与人为善。这种典型是经久不衰的。人们发自内心地觉得他好，永远不会过时。
说到一个作者的东西是有规律性的。他说，写一个人，写他的一天、一年，要了解他的一生。他说：我一直讲这个观点。我写马连福，写他被抓兵，那个烙印。他为什么能被拉过去？金钱美女利诱，甚至烈属的抚恤金他都给花了。
浩然回忆起当年他在中苏友好协会办的《友好报》当记者，在《红旗》杂志当编辑时，北京日报文艺部的编辑田藏申给他在报上开“北京街头”专栏。他工作的报社头头见他在别的报上发了很多东西就不满，说：“你有两个脑袋？一个脑袋当记者，一个脑袋写小说？”浩然说：“按你这么说，不是就等于没有业余创作了吗？”那个时候，他天天晚上在灯底下写作。上班时，别人迟到没事，他晚几分钟都不行。他总是提前到办公室。别的记者写一篇稿，他写两三篇稿，有一点毛病就往他搞创作上推。他说那可真是“泰山压顶”啊！1961年，有人评他的小说《中秋佳节》；1962年《人民日报》发一篇一整版的评论文章评浩然短篇小说集《珍珠》和《蜜月》。在写《艳阳天》前，这是一种鼓舞力量。《艳阳天》最早发在上海《收获》上，是在上海大陆饭店改写的。“文革”前，读鲁迅的作品，感到遇到知音了。《艳阳天》第一部出来时，韦君宜握着浩然的手说：“祝贺你！我代表读者感谢你写出了好作品！”
浩然说，作品标题很重要，写《金光大道》时，从酝酿到写完，一直想的是这个标题，很顺畅。写《艳阳天》开始叫“云水录”，根据扉页上两句谚语：“乌云遮不住太阳”，“真金不怕火炼”起的，后来改为“艳阳天”了。
1975年6月15日
又到月坛北街浩然家与他交谈。与他一起吃了他家自己包的绿豆红枣沙糖粽子。我们谈了一个上午。
见浩然桌子上放着日本作家上个月赠送给他的七八本书，
浩然谈到前一段经杨啸建议到河南辉县去了，去“燃烧燃烧”，结果在那里大病一场，患了重感冒。省委宣传部有三个人陪着，《河南文艺》约写散文，接见作者，讲话。本来带着写电影剧本的任务去的，可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访问者络绎不绝，脱不开身。又不好不接待，说让他参加一个座谈会，说只有几个作者，到会上一看，一百多！回北京不给买火车票，不让走！后来还是电影制片厂的同志给买了票，这才脱了身。回到北京，河南还有两个同志追到北京呢！电影架子搞出来。在辉县，两三个电影制片厂在那里搞剧本，题材内容大体上差不多。半年过去了，也没整出来。电影剧本作废了，可改成小说，已写十四万字，名叫《闯将》。这个小说和《西沙儿女》风格上有所不同，尽力通俗，故事性强，改改就能说评书。《西沙儿女》是散文诗风格，有的地方有点意思，但时间太紧，没有很好打磨。
浩然说自己搞东西主张拼，要快，一鼓作气把它搞出来。《西沙儿女》从采访到完成八个月，写的时间只有三个星期。《艳阳天》也是，从1963年到1965年12月26日全写完了，刚刚出版就遇上了“文革”。到现在出版已十年了，出版社出了精装插图本，里面有二十多幅彩色插图，作者是画《毛竹丰收》、《颗颗皆辛苦》和《故事员》的方增先，画得非常好。出版社说从没有过这样好的插图，但印出来就不及原画了。可是看了还是很好的。昨天他们送来给他看，很不错。浩然指着墙上挂的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毛竹》，告诉我说这就是方增先的作品。他说计划6月底电影剧本脱稿，然后把儿童文学中篇《草原》和这个《闯将》改出来，今年算有个交代了。
接着，浩然谈到上海工人作家胡万春，刚刚收到胡万春的一篇小说，发在《朝霞》丛刊上，征求他的意见，还没看呢。
浩然回顾了从1955年发第一个短篇《喜鹊登枝》到1965年出版《艳阳天》，十年间写了一百万字。大部分作品是业余创作，只有写《艳阳天》请了创作假。从1965年到1975年，又是十年。浩然说：“文革”初期，那些大字报给我贴的，但心里有底，一是我的作品打不成“毒草”，二是我没有生活作风问题，三是历史上找不出我什么。只是说我“骄傲”，有“自来红”思想，说我是周扬的“亲信”、“宠儿”，真是怪了！从1971年到现在的四年里，我写了一百五十万字，两部长篇，两个中篇，一个儿童中篇，一个短篇集，一个散文集。比起前一个十年，写得不算少，但那时我是业余啊，而现在是干专业了。他说：我的体会是，往往是搞得越快越顺利时，质量也越好，相反，那些很费时费劲搞出来的东西，质量往往也不大好，这就是个激情问题。写《艳阳天》和《西沙儿女》都很快，《西沙儿女》一天写七到八千字。他说：写《金光大道》给我两个月就够了。我问：“够吗？”他肯定地回答：“足够了。没有别的干扰的话，一天一章，有时一天可以写两章。时间长主要在酝酿时，酝酿好了，写就快了。电影剧本的挫折让我的情绪受到影响，血压都上来了，170到120。”
北京一个创作会议让他去讲，他说：我实在不愿意去讲，老讲老讲，没有新东西。特别是现在我自己正处在“难产”阶段，好比一个牙疼病人去卖消炎片，说能治牙疼，这不是笑话吗？往往出东西时，再累兴致也高，也好讲。一个作者最重要的还是老老实实拿作品。天津编了我一个创作谈话集，北京出了一个散文集。在南京师院学报上发了一个“通信”。《杨柳风》以后，编第二个短篇集就难了。
浩然和我谈话时，他的三个儿子红野、蓝天、秋川都在屋。
1975年6月19日
我就要外出去黑龙江省，到浩然家告诉一声。恰好李学鳌征求浩然对他长诗的意见，浩然说：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没的可说。浩然说他要去写《金光大道》，到密云一个公社，找个山区“猫”起来写。
他告诉我到了龙江给他写封信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