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万斯·霍博博士（Dr. I. Vance Hopper）是格拉斯哥皇家技术学院的高级讲师。皇家技术学院也叫安德森学院，是1796年根据格拉斯哥大学自然哲学（或物理学）教授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的临终遗嘱成立的。安德森是伟大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杰出人物之一。他想让他的学院专心做他所说的“有用的学问”——应用科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安德森学院是所“理工学院”，比伟大的巴黎理工学院只晚两年成立，是法国境外成立的第一所理工学院。安德森学院后来改名后，现在隶属于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
我们的父亲为自己是个工业化学家深感骄傲。他是化工学会苏格兰分会会长，与人合写了《系统有机化学：制剂和估计的现代方法》（Systematic Organic Chemistry: Modern Methods of Preparation and Estimation）（1923、1931、1937、1950）。这本化学书教育了不止一代学生，其中的观点现在仍然偶尔有人引用。它首次出版时，三个作者的姓氏很有趣，因为每个姓都隐含一个动作：卡明（Cumming）有“弯曲”之意、霍博（Hopper）有“单脚跳”之意、惠勒（Wheeler）有“滚动”之意。
正是因为卡明博士的指引，我才踏上了最终通往写作本书的道路。我在大航运港格拉斯哥长大，见过很多家破人亡的惨事：当地很多家庭的男人在英国商船（British Merchant Marine）干活，英国商船在苏格兰与美国之间往来，途中要跨过北大西洋；而当时正在发生世界大战，北大西洋经常有潜艇出没，造成英国商船船毁人亡。当时，苏格兰经济落后，连平常物品也要从美国进口。船毁人亡的事故多了，媒体就经常讨论为什么苏格兰自己不能生产这些物品。我认为，在英国制造公司和美国制造公司都工作过的话，也许就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打算战争之后实施这个想法，并把我的计划告诉了卡明。卡明认为这个想法很好，并建议我学机械工程，因为很多工厂都招机械工程专业的人。学机械工程也比较符合我的个人特点，因为我上中学时数学和理科都学得不错。
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去了两家英国公司做工程学徒。学徒期满后，我再次征询卡明的意见。他建议我去宝洁在英国境内的子公司应聘，因为他认为“英国境内管得最好的工厂”就是它。我应聘成功了，很快就被那里简单、灵活的务实管理文化震撼到了；后来我发现，那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不过是整个美国制造业的典型情况——请见第十章。1957年，作为宝洁在英国的机械方法和规划的最高负责人，我负责首次把“参与式”管理引入宝洁在美国境外的子公司。正如我们在第十一章讲述的那样，在引入“参与式”管理方面，宝洁远远领先于后来的日本公司，所以我很纳闷其他美国制造公司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必须去日本学习这样的体系。
怀着在此领域拓宽经验的想法，我以工业顾问的身份去了正在发生“凯尔特奇迹”的爱尔兰，去了正在从二战中恢复过来的欧洲大陆，去了正处于政治经济顶峰时期的美国，还去了正在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日本。我把观察所得记录下来，写成文章，发表在杂志和报纸上。其中有些文章，列在了本书的参考书目中，也列在了我们的网站www.puritangift.com 上。（有了这些经验，我才能观察并评论美国在20世纪最后30多年的管理质量下滑。）
20世纪60年代早期，我与塔维斯托克出版社签了一个合同，答应为它写一本书，比较不同国家的管理文化。为此，我向公司请了假，把我在不同国家的制造公司的经历写成书。一年后，我完成了初稿，但是发现初稿写得太沉闷太枯燥，连我自己都很难读下去。当然，我认为，美国工业那么成功，其管理史一定留下了很多伟大的故事。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注意到伦敦《泰晤士报》上的一则小广告：英国管理教育基金提供在哈佛商学院国际教师培养项目学习一年的奖学金。我申请奖学金去学习和研究人际关系，获得了批准。我在哈佛的那一年（1965—1966），乐趣多多、成果多多。
之后，我在纽约找到工作，成为了《麦格劳-希尔工厂杂志》（McGraw-Hills Factory Magazine）的助理编辑。然而，我很快认识到，我仍然没找到我想要的伟大故事。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发现了纽约的二手平装书店。那里堪比互联网，提供各个领域的海量信息，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获取想要的信息——那个年代，每本书花50美分甚至更少的钱就能“下载”。就是在那里，我在上千本书中找到了我一直想要的书，就是这些书构成了我现在的图书馆。20世纪60年代末，多亏了我的好朋友格伦·瓦尼，我在管理咨询领域变得小有名气，还经常应邀为一些杂志社写管理文章。瓦尼当时在美国化学公司钻石碱（Diamond Alkali）任高层管理者，后来在鲍灵格林爱荷华州立大学任讲师。我打算把我的想法总结一下，写成一本书让席比以出版社出版，但因身体不好未能如愿。
幸运的是，我的弟弟威廉来帮我了。本书较大一部分是他写的。他不仅接下这个任务，还拓宽了本书的范围。我的首要兴趣一直是工厂管理及其历史。威廉学的是语言学，做的是投资银行，他把本书范围拓宽到了多个领域的管理。结果，本书就变成了一部美国管理文化史，而且是最广义的美国管理文化史，时间跨度是从美国尚未独立的1630年一直到今天，不仅写了美国管理文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而且写了美国管理文化在二战之后对日本经济以及东亚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尽管本书是用平实的语言写给大众读者看的，但是对美国管理文化史感兴趣的学者和专家应该也觉得本书值得一看。
在写作本书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其中就有那位了不起的彼得·德鲁克博士。我通过威廉认识了德鲁克，因为他们20世纪50年代末都在纽约格里斯公司（WRGrace & Co.）工作。看到我1982年为《人力资源管理》写的一篇题为“重新打造日本工业管理：美国人做老师”（Creating Japans New Industrial Management: the Americans as Teachers）的文章后，德鲁克写信对我说，“你写的东西，勾起了我很大的兴趣，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期待你就该主题写一本书。到时别忘了让你的出版商给我寄一张订购表。”悲哀的是，本书出版得太晚，德鲁克没有看到。
德鲁克还或直接或间接地把我介绍给了“西方三贤士”霍默·萨若松（1916—2001）、弗兰克·波尔金霍恩（1897—1987）和查尔斯·普罗兹曼（1900—1987）。本书第十一章的标题说的就是他们，是他们在美国占领日本期间（1945—1952）向日本人传授当代美国优秀管理实务。通过他们，我与妻子还见到了他们曾经的学生井上文左卫门（1906—1986）。美国占领日本期间，井上是住友电子一家工厂的厂长。美国人针对日本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开办的管理培训班，有两期就是在住友电子与井上一起合办的，一期是1949年在东京，一期是1949年或者1950年在大阪。1962年，在他这位技术和生产总监的领导下，住友电子赢得了首届“制造业戴明质量奖”（Deming Prize for Quality in Manufacturing）。住友电子的获奖，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它的一大特色：“参与式”管理。井上从1979年开始给我写信，一共写了60封左右。在这些信中，他描述了：第一，从1930年他加入住友电子到1986年他写最后一封信这几十年间，日本制造业的演变情况；第二，当代美国优秀管理实务如何在日本扎根并传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其他国家。这些信件为本书提供了大量史料，现在收藏在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市德鲁克学院肯尼斯·霍博档案室。
我们还怀念热情、慷慨的爱德华兹·戴明博士，住友电子获得的那个奖项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20世纪80年代，戴明与美国高层打了一场传奇之战——那时正处在我们所说的蝗灾年代（1971—1995）（第十六章会详细介绍蝗灾年代）。看了本书初稿，戴明回复说，“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没有他慷慨的精神和财力支持，本书就写不出来。
关键时刻支持鼓励我们的还有其他很多有主见的思想家，包括迈伦·翠柏斯博士（DrMyron Tribus）和艾尔弗雷德·钱德勒教授（ProfAlfred DChandler）。翠柏斯是尼克松总统的科技商务国务次卿，后来成了麻省理工学院高级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他现在戏称自己是“一个正处于恢复之中的学者”。读了我1982年的文章，他写道：“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出去猎松鼠却带了头大象回来的小男孩。”钱德勒是哈佛大学杰出的企业史学家，与我们一样赞赏20世纪中叶的美国公司。读了我的论文“资本支出和所谓专家”（Capital Expenditure and the so-called Experts）的草稿后，他写信对我说，“政治家做蠢事，故事本身令人痛心，但你讲得十分精彩……最重要的是，这篇论文要是能出版就好了。”这篇论文是在这里与公众首次见面。
后面会提到，我1964—1965年在哈佛商学院的学习并没有获得所有老师的认可。这个时候，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谢格伦·瓦尼教授和密歇根大学人际关系学院院长乔治·奥迪阿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从伟大的中西部制造基地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我非常感激他们。1967年冬，奥迪阿邀请我为他在工业界举办的一系列讲座做开幕讲话；接下来几年，瓦尼安排我为工业教育研究所在美国和英国开展巡回讲座。这些经历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最后，请允许我感谢我的弟弟把这本书变成现实。令我十分惊讶的是，作为一个银行家兼语言学家，他竟然十分了解制造业。没有他的帮助，本书现在就不会呈现在你面前。我必须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克莱尔，感谢她始终如一的精神支持和实际帮助。她天生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年纪轻轻就进了银行家信托公司，负责培训其分公司的员工。20世纪80年代，本书第三篇所描述的新一代管理者接管了银行家信托公司。他们认为银行分行制过时了，于是关闭了银行家信托公司的分公司。他们要把克莱尔提拔到总部，但是克莱尔拒绝并辞职了。之后，我们立即从纽约搬到了新泽西西北部，因为我们认为那里空气清新，有益健康。
我和弟弟写的这本书即使一无是处，至少也以一定的详细程度记录了美国社会几大重要领域在20世纪中叶是如何管理的，而且记录了美国人的教导是如何让日本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生经济奇迹的。我们觉得，读者最好去参观一下美国管理文化史留下的遗迹；如果有读者要去，我们会乐于提建议。
肯尼斯·霍博
2012年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