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清教观念加上法国技术的影响，打开了美国制造系统的形成之路。美国制造系统在1851年伦敦世博会上让英国公众羡慕不已，在19世纪最后30几年引发了第二次（或者美国）工业革命。谁是打造美国制造系统的主要功臣？历史学家认为当属陆军军官罗斯维尔·李上校（ColRoswell Lee）。他是康乃迪克人，从1815年到1833年去世为止一直担任联邦驻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军工厂厂长。在华盛顿总统的亲自筹办下，斯普林菲尔德军工厂作为武器制造中心成立。10年后，李接管了斯普林菲尔德军工厂，把它从手工作坊变成了机械化制造厂——美国第一家机械化制造厂。
说李创建了流水作业线是夸大其词；斯普林菲尔德军工厂的各制造环节所在地相隔甚远，必须雇用车夫驾驭一群牲畜专门在不同制造环节所在地之间运送原材料和零部件。不过，斯普林菲尔德军工厂当时已经有了流水作业线的关键元素，包括一系列分工明确的工作站、各工作站设有专门化了的机床，以及零部件和半成品的统一加工。它还不如英国海军部1805年在英格兰朴次茅斯创办的滑块厂（详见第六章）像流水作业线，但是它代表了一个巨大进步。如果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构想出了美国政治界和银行界的首席执行官职位，那么李可以被看成制造界最早的首席执行官。
20世纪中叶的典型龙头企业包含多个制造不同产品的半自治分部和一个“有薪经理人阶层”，这个阶层包括一条“指挥线”和数个“参谋”部门。指挥线的本质是渠道，功能是向上迅速传递信息和建议、向下迅速传递信息和指示。“参谋”部门向上层直属经理汇报，履行各种各样的支持职能。管理采用“自下而上”的模式，意思是决策权能下放到哪一级就尽可能下放到哪一级（详见第十章）。最后，很多公司，特别是那种大公司，配有医疗、教育等设施，成了一个小社会，从方方面面照顾着员工的一生。
李的军工厂大体上具备所有这些特点，除了没有多个分部——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它只制造枪械。它的指挥线十分清晰，自上而下分别是厂长（或首席执行官）、领班和组长。履行采购、销售、财会和运输等“参谋”职能的员工，直属上级是军械师——李的副手；履行质检职能的员工，直属上级是助理军械师。有这个结构分明的层级，李的军工厂才有可能高度重视今天所说的“管理人员开发”：“设置内部晋升系统，让熟练技工可以一级级晋升到领班、检查员、助理军械师和军械师职位。最后一个职位的声望和薪水尤其高。”
当厂长出差在外或病休在家，军械师可以充当临时厂长，这意味着存在“管理深度”。说李的军工厂存在“自下而上”管理是有事实依据的，例如它允许工人自主选择使用哪种技术（军工厂在金属枪管焊接中首次引入煤炭时，工人如果喜欢就可以继续用木炭），还鼓励工人创新。军工厂变成了开发新的（木头、金属）加工技术和管理技术的试验基地。随着计量器、机床等仪器设备大量出现、日益精进，军工厂员工能以非常严格的容差生产枪械，让整个制造业向零部件实现完全互换的理想境界又迈进了一步。
像后来的许多龙头企业一样，军工厂是个“开明的”雇主，为员工提供住房，并为无权在当地学校接受教育的员工子女开设了军工厂子弟学校。（有趣的是，军工厂允许成人员工在业余时间去子弟学校上课。）李还为员工建了一所教堂，他的儿子就在那儿做牧师。军工厂甚至还为以前的员工提供新职介绍服务，帮他们找工作。最开始是介绍到其他军工厂，后来也介绍到非常看重其技能的其他行业（一般是制造业）。
斯普林菲尔德军工厂还在社会中扮演了另外一个非常独特的角色：充当新理念新实务交换所，引领整个新英格兰枪械制造行业协会并为其指明方向。协会成员赞成共治，分享新机会和新技术，甚至分享业务。根据法律规定，外界传给斯普林菲尔德军工厂的知识不能申请专利，这意味着这些知识可以迅速传遍枪械制造行业乃至整个社会。愿意分享最佳实务（例如“维护日程的安排”）的情况，在20世纪中叶的龙头企业之间也很常见——而对英国公司和欧洲大陆公司则不能这么说，实际上它们任何时期都没有这一特点。斯普林菲尔德军工厂以及其他管理有方的美国公司，今天仍然健在。最近，电器制造商惠而浦公司“接待了来自惠普、诺基亚、宝洁的代表团”——据说所有代表团都想跟惠而浦取经，学习如何开发设计新产品。
19世纪40年代之前的美国，员工最多的工厂一直都是纺织厂。纺织厂与李的军工厂在管理风格上的差异犹如天壤之别。有些纺织厂尽管组成了公司，但是继续以合伙制形式运营——从管理角度来说，合伙制是比较过时的。唯一的全职经理人可能是财务长，而财务长一般也是大股东。全厂本身也许由一个代理人管理，这个代理人直接管着工头。换句话说，按今天的方式理解就是没有管理层级。所以，李引入的各种各样的组织变革，对美国企业来说都是全新的。然而，在打造优秀技工人才库和培养基本采购销售技能这两个方面，斯普林菲尔德军工厂及其效仿者从纺织厂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如果认为新制造系统的特点就是枯燥的非技术性劳动代替了有趣的技术性工作，那就错得离谱了。18世纪的工匠所做的大部分工作是乏味的、重复性的、不精确的。此外，制造机器要求熟悉技术、手脚灵活，维修机器也是，不懂技术、笨手笨脚的人无法胜任。操作机器并非总是那么简单，要求责任心，工人稍不留神就会损坏机器，甚至伤到自己。正如很久之后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说的那样：
车床不像织布机。织布机一旦设好就只能按设定模式织布，车床在操作过程中可以不断改变操作模式。所以，车床需要有个聪明人一直控制着，就像驾驭烈马一样……车工在操作过程中很费脑子。
机器制造工、维修工和操作工的技能替代了工匠的技能——产品质量大大提高了。
李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在1812年抗英战争中做过陆军上校。我们可以假设他是在从军生涯中了解到了层级的价值。因此，他的天赋是把在这一行学到的东西应用到另一行。如果研究企业史的老前辈艾尔弗雷德·钱德勒所说的“美国企业管理革命”的发动可以归功于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是李。或者，正如另外一位顶级企业史学家丹尼尔·雷恩告诉我们的那样：
斯普林菲尔德军工厂率先使用的制造原理，为后来制造斧头、铁铲、缝纫机、钟、锁、表、蒸汽机、收割机等产品奠定了基础。在1815年水晶宫展览会上，最令参观者叹为观止的不是单单哪个产品，而是生产这些产品的方式——这个方式起源于斯普林菲尔德军工厂，一直传到了私人企业。批量生产尚未成形，但其前身已经出现。
当然，他指的是美国在1851年伦敦世博会上展出的产品（下章会详细介绍）。斯普林菲尔德军工厂向参观者开放，这意味着它的理念广泛传播了，还意味着它为后来的龙头企业树立了榜样——这些后起之秀也向参观者开放。这种保持下来的做法，令日本人十分惊喜和满足。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生产力观光”中，大批大批的日本人来到美国，手拿记事本，参观了数百家工厂，学习优秀管理实务和最新生产技术。
美国机械制造何时实现了完全的一致性，而非仅仅是近似的一致性？这个问题很难精确地回答。雷恩认为，1851年前已经实现。他告诉我们，1851年伦敦世博会上展览的美国产品，“不仅优于他国产品，而且有个独特之处——零部件经过了严格的标准化，可以互相替换，这样随机挑选零部件就可以组装成完整产品。”这番表达未免有些夸张。1854年，英国下议院有个委员会就生产方法询问“左轮手枪之父”塞缪尔·柯尔特：“你每年生产5万条枪，其中任何一条枪的任何零部件都可以拆下装到另外一条枪上吗？零部件（枪锁和其他部件）的制造真的精确到可以任意组装吗？”他没有毫不含糊地说“是”，而是说“我应该说，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枪比任何手工制造的武器都好”，他还说“用了抛光机后”，也许有95%的零部件具有互换性。如果经过机床调整，20个零部件中有19个具有互换性，那么不经过调整，这一比例是多少呢？
188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这个问题：
不论是那时（指19世纪初，下同）还是现在，枪械制造一致性都是个相对概念；但是，它那时意味着在三十二分之一英寸以内甚至更粗略，而现在意味着在千分之零点五英寸以内。互换性那时也许意味着大量锉削修整、接口不平，而现在意味着滑入槽口、拧螺丝刀、拟合紧密、接口平整。
此外，枪械制造原理不一定适用于其他产品。我们听说，直到19世纪晚期，“胜家”牌缝纫机的零部件都要编号，“以表明在哪一步把哪些零部件组装在一起”。很有可能的是，直到20世纪早期，整个制造业才实现完全的一致性；在1914年福特汽车批量生产T型车以前，整个制造业应该没有实现完全的一致性。
美国制造体系不一定非得是完美的才能让企业和社会神奇地转变；部分零件的互换性，配给按要求编号，或者配合人工运用锉刀或抛光机，就足够好了。随着运河和铁路布满美国（大建运河是在19世纪20年代，大修铁路是在19世纪30年代），按新方法生产出来的产品被运到全美各地满足新兴市场的需要。相反的，在制造厂和机床蓬勃发展的时代，新兴的家庭手工业也在蓬勃发展，因为一半人口学会了用批量生产出来的新奇时髦的缝纫机在家做衣服、改衣服。批量生产制造出了普通百姓买得起的日益物美价廉的产品。
为什么这个制造系统是在美国而非英国发展壮大的？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在某些方面的技术比美国更先进，例如19世纪末安德鲁·卡内基把贝塞麦酸性转炉炼钢法（Bessemer process）从英国引入美国。喜欢用抽象统计概念回答问题的经济史学家普遍认为，答案在于不同的工资率。旧大陆的劳动力充裕便宜，新大陆的劳动力稀缺昂贵，因此新大陆具有更强的动机来用机器代替人力。然而，这个观点有个缺陷：如果英国的劳动力充裕便宜，那么为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顺便提一下，罗尔特（LTCRolt）怀疑美国是否真的那么缺乏廉价劳动力，并指出大量移民在新英格兰的血汗工厂工作，他认为“所以，美国引入‘美国制造系统’——现在叫做批量生产——是为了节省劳动力的观点是靠不住的”。
劳动力理论还有一个变式，这个变式是杰弗里·欧文（Geoffrey Owen）提出的。他认为美国制造系统之所以发展壮大是因为美国缺乏技术熟练的工匠：“因为美国制造商无法利用英国制造商可用的熟练工匠人才库，所以他们寻找能够节约使用手工技能的生产方法。”不可否认，新生产方法减少了对熟练工匠的需要，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新大陆缺乏这样的熟练工匠，特别是枪械制造工。然而，美国制造系统是否是因为熟练工匠短缺而发展壮大的依然值得怀疑。新型企业家更愿意招聘没有技能的人加以培训，因为这样的人不必“摒弃”坏习惯，更易获得车间所需的新型技能。
然而，还有一些人认为，是丰富的木、煤、铁等原材料导致了这个制造系统在美国而非英国发展壮大。根据这个观点，批量生产浪费原材料，是种奢侈，英国负担不起。确实，美国有丰富的原材料，英国没有，而且，没人怀疑批量生产是相对浪费的。然而，丰富的原材料必须被视为美国制造系统发展壮大的前提而非原因。结合社会背景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更有成效。
古典经济学本质上是量化取向，它认为劳动力是或多或少同质的一种商品，可买可卖、可雇可炒。本书主要关注那个时期的劳动力质量。这方面的有用信息可以从两个渠道去收集：第一，那些在首届世博会前后都访问过美国的英国人的报道；第二，那些在首届世博会后去英国建厂的美国企业家所做的比较。第二个渠道收集到的信息更可靠，因为它代表在大西洋两岸都有直接经验的实践者的看法，不过两个渠道收集到的信息都指向同一方向。在1857年伦敦艺术学会大会上，锁具制造商阿尔弗雷德·霍布斯（Alfred CHobbs）基于切身体验极端地表达了一个典型的看法。他说，在美国，当制造商想“发明新机器”时：
……厂里所有工人都会尽可能提供帮助。他们会把看到的错误指出来，他们会尽己所能帮助实施新想法。但是英国的情况完全相反。什么能让机器出错，工人就会做什么……
由于类似原因，柯尔特最后关闭了他在英国的枪械厂；霍布斯的工厂则一直运营着。
大多数评论家认为，美国工人之所以对新机器持支持态度是因为受教育程度更高。平民学校教育意义深远、好处多多。第一，它促进工人形成理性思考、理性行动的习惯，因为不会读写算的人很难形成抽象思维。第二，它促进男女平等，因为男女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利。第三，它让工人思想更开放、更容易接受新事物。第四，它有助于消除社会壁垒，东北部的殖民地或殖民州从来没有太厚的社会壁垒。和老板一样能读写算的普通工人，是美国制造系统不断提供的各级管理职位的天然候选人。
当时来自旧大陆的参观者经常就这个方面发表评论。例如，英国工程师约瑟夫·惠特沃斯爵士（Sir Joseph Whitworth，1803—1887）1854年写道：
有特殊技能的［美国］工人因缺乏教育和常识而没资格做主管，那时候是很少发生的事情，而在本世纪确实很常见。联邦每个州，特别是北方的州，人人都可在平民学校接受教育，所有阶层都在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
11年后，一位英国人向下议院明确表达了类似观点。这个人名叫菲尔德，是个硬件制造商，在美国待过14年。
美国［工人］乐意制造新产品；你说什么他都能理解，他的理解能力堪比上过大学的英国人；他用自己的聪敏和智慧帮助雇主……
如果我们现在所说的美国“蓝领”阶层对新方法论持积极态度，那么美国新兴管理阶层——其中很多人从底层晋升而来——态度如何呢？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看看英国人给新方法论取的名字：系统（System）。英国也有系统——英国的水磨、蒸汽机和机床与美国的完全一样，甚至也叫做什么什么系统。美国的优越之处在于把系统系统化，或者说把多个小系统整合成大系统。柯尔特、霍布斯和麦克科米克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因为他们每个人都集发明、创业、管理和营销技能于一身。
根据字典定义，系统是“一套相互关联的事物或部件”，为了某个目的结合在一起。如果有个社会称得上系统，那就是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它是根据清教徒的“蓝图”筹划与创建的。它建在一片崭新的空地上，那里以前荒无人烟，所以没人对其建立原则指手画脚。它各方面的设计都服从一个目的：创建新耶路撒冷，即温斯罗普总督所说的“山巅之城”。温斯罗普所带远征队首次定居的地方叫撒冷，这个名字是一个较早到那里的移民取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严苛的清教观念变温和了，然而整合了加尔文主义工作伦理和节俭习惯的系统方法传遍了全国。它为创建美国管理黄金时代的典型制造公司以及其他性质的公司，甚至其他性质的组织奠定了基础。
学者梅里特·罗伊·史密斯（Merritt Roe Smith）认为斯普林菲尔德军工厂成功的原因有很多，包括良好的地理位置、配合的工人和优秀的管理者。然而，除了这三样外，他认为还有清教的影响：
［清教的影响］可追溯至17世纪中叶，与其他宗教的影响混在一起，由社会控制凸显出来。尽管新人和世俗思想的不断注入让公理会正统信仰逐渐褪色，但是很多鲜明的清教伦理仍然备受推崇，这些清教伦理包括鼓励勤勉、强调自律、视变化为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等等。这套被人内化如此之深的价值观，很好地激励着斯普林菲尔德军工厂的人。总有参观者在评价该社区的活力和创新能力时注意到这套价值观的存在。
美国独有的伟大推销传统诞生于18世纪中叶第一次大复苏期间，当时清教神学家把其宗教信仰“打包”并“卖给”时常故态复萌的公理会。这套推销传统形成于19世纪早期第二次大复苏期间，那时新教神学家及其追随者关心的精神问题和物质问题交织到了一起。
1835年，科布登注意到，就制造业而言，当时美国领先于英国，就像以前英国领先于荷兰一样：
美国人比我们自己更有机械天赋……有据为证，例如他们的专利以及在我们看来应该归功于他们的一些技术改进，比如纺纱、雕版等等。我们在荷兰海事工程的基础上做出改进，让我们的船跑得更快；同样，美国在我们的海事工程的基础上做出改进，让他们的船跑得更快。
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制造机器用的是传统手动工具，这些工具动力不足、精度不够。后来，它们被机床取代了。机床有时也叫“制造机器的机器”，由水或（后来的）蒸汽提供动力，广泛应用就会获得较高精度。这样，制造商就能以足够的精度生产枪械，然后是其他用高可替换性零部件组装出来的物品。英国人在首次世博会上把这一新方法论命名为“美国制造系统”。
实现可替换性，对制造业乃至整个人类有三个重要意义。首先，人们可以生产备用的零部件储存起来，这意味着各地使用的机器不用工匠就能维修。这是个很大的优势，特别是当机器的使用场所与制造场所相隔几千英里之时。其次，这也为后来的“批量生产”打开了大门，而批量生产就是首先制造几千个相同零部件然后在（也可以不在）正式“流水作业线”上组装成机器或消费品。最后，批量生产为大众市场的创建提供了条件，而大众市场则相应地需要并依赖大规模分销和广告。1880年之后的几十年，美国制造系统蓬勃发展，史称第二次（或者美国）工业革命。
塞缪尔·柯尔特是早期美国社会和喜剧中典型的自卖自夸式人物，曾游走四方卖艺推销。他年轻时做过普通水手，后来“自称库尔特医生，在伦敦、纽约、加尔各答”兜售笑气（二氧化氮）。他兜售笑气的方式就像街头卖艺一样，先吸引一大群人围观，然后从围观者中挑几个人闻二氧化氮。闻过二氧化氮，这些人就会笑，还放声歌唱、手舞足蹈，做出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动作。其他人看了他们的样子，也个个笑得直不起腰。他就乘机收钱，每人25美分。去伦敦参加世博会之前，他说服康乃迪克总督霍雷肖·西摩授予他州国民警卫队军衔。作为交换，他在竞选活动中做西摩的侍从——他的任务似乎是，每次后者参加宴会，他要趁西摩喝醉之前把西摩送回家里。他知道，身为塞缪尔·柯尔特上校（他实际上是陆军中校）的他比平凡无奇的老山姆（塞缪尔的昵称）更有可能给英国军人留下印象。不论如何，惠灵顿据说拜访了他50多次。
柯尔特并不是只会搞那些把戏，他还富有远见，具有商业头脑。尽管他发明了左轮手枪并申请了专利，但是他知道自己作为技工有不足之处，于是与一位名叫以利沙·鲁特（Elisha K. Root）的人合作。罗尔特在权威著作《工作工具：机床简史》（Tools for the Job: A Short History of Machine Tools）中这样描述鲁特：“马萨诸塞农民的儿子，后来被人视作新英格兰最好的技工。”鲁特的机械技术和管理技能，加上柯尔特的远见卓识和推销有术，让他们的产品大获成功。他们是互补的又一范例——龙头企业的成功，互补功不可没。互补意味着，任何高效团队都由一群各有长处、优势互补的人构成，只有每个团队成员足够谦虚，承认自己的不足、他人的优势，互补才起作用。
柯尔特的左轮手枪在首届世博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塞勒斯·霍尔·麦克科米克的收割机“弗吉尼亚收割者”引起了更大的轰动。正如麦克科米克给自己的发明所取的名字暗示的那样，他生在弗吉尼亚、长在弗吉尼亚，是第一个不在新英格兰出生的伟大美国技工；他有苏爱血统，自然地隶属长老教，因此在宗教上是加尔文教徒，至少从出身上讲是这样的。他的父亲是个铁匠，花了20年时间发明机械收割机却没成功，但他成功了——1831年推出了自己的机械收割机。顽强不屈和脾气暴躁似乎是他们的家族特征。塞勒斯曾因一件损坏的行李与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打了21年官司，从而声名大噪。一个世纪后，他的侄孙——《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传奇编辑罗伯特·麦克科米克上校——追踪报道了政治仇杀几十年。罗伯特是极端保守派，认为共和党总统赫伯特·胡佛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不过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既讨厌英国又讨厌英国化了的美国东海岸，认为美国应该仅仅沿奥尔巴尼南部-匹兹堡-亚特兰大-休斯敦这条线设防（如果其他国家有机会从东面入侵美国的话）。美国占领日本期间，罗伯特去东京拜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却惊恐地发现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一直在应用罗斯福新政那样的社会政策。
1851年，塞勒斯在伦敦展示自己的收割机模型时发现自己有个竞争对手——美国制造商赫斯（Hussey）。两个人都受邀去伦敦附近的一个模范农场做试验。试验那天，小麦还是绿色的，天气预报说整天都有雨（这在英国夏天很常见）。赫斯的机器碾过湿湿的麦子，什么也没割到。塞勒斯的机器很快割断了透湿的茎秆，速度估计相当于今天的每天20英亩。几天后，弗吉尼亚收割者在水晶宫重新组装，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咨询，把会场挤得一塌糊涂。去世博会的美国特派员报告说，弗吉尼亚收割者接待的参观者数量甚至超过了当时同在展览之列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光之山钻石。
然而，引起最大轰动的美国参展者还是锁匠霍布斯。伦敦工匠约瑟夫·布拉马（Joseph Bramah）发明了一种复杂挂锁，1784年申请专利，1787年获得批准。他把自己发明的挂锁放在商店橱窗，放言谁能打开就可获得200基尼（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5 000美元）奖金。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很多人试着开过但都失败了。霍布斯也想试一下，于是请求伦敦当局把那个挂锁移到了水晶宫。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这种挑战并不少见，公众的好奇心被挑起来了，特别是因为霍布斯刚刚成功打开了一家名叫丘伯（Chubb）的英国公司制造的一把锁。（一个世纪后，丘伯实施了报复，买下了霍布斯留下的公司的全部产权。）
霍布斯在16天里花了51个小时思考如何破解了布拉马挂锁，然后只用了25分钟就打开了它。世博会评委给他颁发了奖章。之后，他拿出自己的一把锁，放在布拉马挂锁的旁边，看看是否有人能打开。没人能；5年后，才有人破解他的锁，这个人也是一个美国人，名叫莱纳斯·耶鲁（Linus Yale）。布拉马挂锁现在收藏于英国的科学博物馆；根据布拉马家族当前成员掌握的情况，自那以后再也没人打开过它，除非用钥匙。（布拉马还有一个出名之处，即为维多利亚女王在怀特岛的住宅设计并建造了一种新型冲水马桶。）
巧合的是（这个巧合对某个国家的人来说是幸运的，对另外一个国家的人来说是不幸的），霍布斯终于打开布拉马挂锁的前一天，即1851年8月22号，纽约游艇俱乐部旗下一艘名叫“美国号”（名字简单又爱国）的纵帆船获得了环怀特岛比赛的冠军。那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赛。1848年，维多利亚女王特许为一项“面向所有国家开放”的赛事制造一个纯银的“百基尼杯”（也正是“面向所有国家开放”这一理想主义催生了世博会的出现）。东道主是第一私人游艇俱乐部皇家游艇舰队。“美国号”的设计者布朗对自己的设计很有把握，赛前放言：如果“美国号”没赢，他就按售价买回“美国号”。结果，“美国号”赢了——以极大的优势赢了。
据传，比赛结果揭晓后，维多利亚女王问谁是第二名，得到的答案是：“陛下，没有第二名。”这次比赛结果把美国送上了游艇驾驶和设计界的霸主之位，之后这个位置就一直由美国坐着，直到1983年一艘澳大利亚游艇赢了当时著名的“美洲杯”帆船赛。说来奇怪，美国的这两次胜利都有争议。我们听说，“美国号”的航程比其他游艇短，而且，如果障碍设置恰当，那么它无论如何都会输。霍布斯一打开布拉马挂锁就拒绝让布拉马家族用钥匙去开，这让人怀疑他故意弄坏了又修好了它。无论如何，正如那时很多人指出的那样，如果连世界上最伟大的开锁专家在可以想到的最有利的条件下操作也花了51个小时才打开，那么这个锁绝对可以起到防盗作用。“美国号”和霍布斯都被正式判定为获胜者。
那些发明家及其作品是广受人们喜爱的美国制造系统英雄。克里斯蒂安·舒塞勒1863年的画作《进步的人》（见图8），纪念了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指出了他们在美国名流群中的理想位置。画作中有：塞勒斯·麦克科米克，旁边是他发明的收割机的模型；查尔斯·固特异，所坐椅子下面有双橡胶靴；埃利亚斯·豪，面前是他发明的缝纫机（这种缝纫机很快被“胜家”缝纫机打败了）；塞缪尔·莫尔斯，坐在一把传输密钥旁边；墙上挂有电学先驱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画像。敬佩这些人及其发明是对的，然而，我们不该忽视罗尔特的评价：“整个技术史表明，按这个顺序出现的各项重大技术变革（例如实现可替换性）绝不是哪个个人带来的。”
1851年，《伦敦日报》说世博会上的美国展区是“乔纳森大哥（Brother Jonathan）的地盘”——那个时期，美国人的代称是乔纳森大哥，不是现在常用的山姆大叔（Uncle Sam）。正如约翰·罗素·巴特利特在1848年版的《美国习语字典》中所写的那样，“Yankee”指代部分美国人，但是“‘Brother Jonathan’指代所有美国人，就像‘约翰牛（John Bull）’指代英国人一样”。这个表达是怎么来的？最有可能来自《圣经》里的一句话：“乔纳森大哥，我为你悲伤。”英国内战期间（1642—1651），保皇党人用这个词语轻蔑地称呼对手——宣讲福音的清教徒；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军官用这个词语称呼反抗的殖民者。反抗的殖民者欣然接受了这个称呼，还把它作为荣誉徽章（史上很多骂人词语有过这种历史）。之后，这个词语就成了美国人的代称。约翰·尼尔（John Neal）1825年发表的一篇小说就以这个词语命名。
威妮弗雷德·摩根（Winifred Morgan）在格调欢快的专著《一个美国偶像：乔纳森大哥和美国身份》（An American Icon: Brother Jonathan and American Identity）中指出，“大哥”是敬语，这种用法常见于小型英格兰社区，那里的人在早上上班的路上用这种方式跟邻居打招呼。她还说：
乔纳森的鼎盛期大约在1800年到1840年。自和平时期以来（也许20世纪30年代应该除外），美国大众媒体从未那样赞扬平民的力量、勇气和智慧。这40年，乔纳森是美国平民的杰出代表。
然而，奇怪的是，摩根没有提到这个名字与制造业的联系。乔纳森（至少其人格的一面）象征着清教文化，而美国制造系统是清教文化的表现和结果。史上有两个以“乔纳森”命名的著名产品，一个是火车头，一个是蒸汽船。
铁路是英国发明的。英国铁路上的轨道是完全笔直的，但是早期美国铁路上的轨道并不是完全笔直的，这就造成了一个不幸的后果：英国原产或设计的火车头在早期美国铁路上容易脱轨，有时带着载有乘客或货物的车厢一起脱轨。理论上有两个解决方案：一，撤去已有轨道，按照更精确的规格铺设新轨道；二，按照已有轨道的风格设计新火车头。第一个解决方案成本很高，因为铁路有好几千英里，所以务实的美国工程师选择了比较简单、比较便宜的第二个方案。
1831年8月，这个问题首次得到处理。在那之前不久，英国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斯蒂芬森公司（Stephenson & Company）设计并制造了一个崭新的火车头，交付给了卡-安铁路公司（Camden and Amboy Railroad）——它后来并入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为了向原产国表示敬意，卡-安铁路公司把它叫做“约翰牛”，还把它作为“1号”火车头载入公司史册。当时，数个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人中只剩一个还活着，这个人出席了交付仪式。他说“约翰牛”的到来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这表明年轻共和国的公民非常重视技术创新。然而，结果表明，“约翰牛”的框架太过僵硬，不适应美国的路基；要在美国铁路上运行，火车头的框架必须有弹性。“因为铁路曲率很大，所以曲柄连杆去掉了，接有排障器的导轴加入了1.5英寸的横向运动。”“约翰牛”正在被驯化。
第二年，该问题向着解决的方向迈了更大一步。当时，莫-哈铁路公司（Mohawk and Hudson Railroad）——它后来并入了纽约中央铁路公司（New York Central）——的首席工程师约翰·杰维斯在西点铸造厂制造了一个十足美国味的火车头，去掉了只有一对轮子的僵硬的前轴，换上了由两根轴和两对轮子组成的灵活的“前转向架”。前转向架前面那对小轮子，功能是引导火车头沿着凹凸不平的轨道运行。这个火车头叫做“乔纳森大哥”（见图5）——这样命名无疑参照了“约翰牛”；每小时60英里的时速，让它成了当时世界最快的火车头，后来的火车头都以它为模板。1987年，它上了美国邮票。实用主义并不只是威廉·詹姆斯之类美国思想家提出并发展的学术理念；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前，它一直是美国价值观的重要部分，因为它有利于确保付出的努力得到最大的回报，或者通俗地说“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
“乔纳森大哥”火车头问世不过30多年后的1865年，一艘名为“S.S乔纳森大哥”的明轮蒸汽机船（见图5）撞上了旧金山附近的圣乔治礁，200名乘客以及无数金币（这些金币来自当时的加州淘金热）大都沉入水底；大约就是这个时期，乔纳森大哥的原型莫名其妙地从美国公众的意识中消失了。（有人说它被山姆大叔取代了，不过这个说法不可全信；尽管都由同一卡通形象代表，但是山姆大叔指代联邦政府，而非美国平民。）然而，乔纳森象征的清教精神没有与名字一起消亡。它继续在美国存续繁荣了100年，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今天它在日本、东亚、中国获得重生，推动着第三次工业革命。
说到19世纪30年代的年轻美国，德·托克维尔说：“那里的人，思想……总是很活跃，但是与其说他们在寻找新原理，不如说他们在对原理则进行无限的推衍，或者说在发现老原理的新变式。”他对社会的描述大多是正确的，直到20世纪最后30几年。那时，从管理顾问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所写东西衍生出来的“新原理”，以所谓“专家”崇拜的形式，系统地应用于企业和社会，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本书第二篇讲述从德·托克维尔所说的“老原理”那里衍生出来的多种多样的变式，第三篇讲述美国1970年后抛弃它们的后果。在第十九章，我们会简要提下可以用哪些方式让经济和社会恢复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