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创建什么样的编辑学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是“大编辑学”观，它试图创建凌驾于各媒体之上的编辑学，即既适用于书籍编辑，又适用于报纸编辑、期刊编辑、广播编辑、电视编辑、音像制品编辑……谓之通用编辑学。一是“部门编辑学”，即创建适用于某种媒体需要的编辑学。从表面看来，前者不无道理，各媒体编辑确有共性的方面，需要互相吸收借鉴，通用编辑学可以涵盖各媒体，范围广泛，十分可喜。但是细细斟酌对比，各类媒体的编辑，则大相径庭。如果并入一体，泛泛议论，失去各自的特色，似驴非驴，似马非马，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刘光裕教授在《现代编辑学》序言中指出：“报纸编辑工作的对象主要是新闻，书籍编辑工作的对象是以科学、艺术、文化等为内容的文稿；报纸编辑工作的重点大致是组织报道、选择新闻、出版艺术三大项，书籍编辑工作的重点大致是选题、组稿、审稿三大环节。”“编辑活动在出版业中居于‘核心地位’，而在电视业、电影业中并不具有这种‘核心地位’，其重要性远低于导演、演员、节目主持人、摄影等”。有鉴于此，笔者特作声明，本书以讨论文字编辑活动为主（即书籍、期刊、报纸），广播、电视编辑活动略有所提。
二、现代编辑的地位和作用
编辑是文化科学知识的积累者和传播者。中国是文明古国，编辑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积累、传播、延续和发扬，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功不可灭。
考察中国文化，不能不看到中国有大量的持续不断的历史文化典籍的存在。这些书籍是中国文化不灭的载体，它不因王朝更迭、战乱而全然中断，是维系和促进中国文明连续性与稳定性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种持续性是依靠编辑来维系的。编出来的书，一旦广为流传，就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历代先民在思想、文化、科学等方面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无不通过图书或主要依靠图书记录下来，流传下来。最古的文献、书籍所以能够保存下来，就是靠最早的编辑工作。《周易》最早就是侍奉周王的太史、太祝、太卜、太士这些文化和宗教官吏，把朝廷的诰辞训令、历代史官收藏的重要文件，参照周代的礼乐制度，陆续汇集、厘订、增补，或以档案查存，或当法定制度加以执行，在今天看来，这些都是通过编辑工作而保存流传了下来，又经过许多人的增订编纂，其中有些典册就成了《周易》、《尚书》等儒家经典的原始依据，如果没有早期的编辑工作，也就没有《周易》流传下来。
春秋诸子百家的作品，并非都是本人的著作，许多是门人、弟子、亲朋、仰慕者、研究者记录、收集、汇合、编订起来的听讲笔记，或是将诸子论学的言论积累而成的。孔子自己编选《诗经》，他的弟子记录他的主张观点，又成《论语》，就是最好的证明。吕不韦要三千门客各著所闻，编成体例严谨、内容丰富的《吕氏春秋》，更是依靠编辑工作才得以保存、积累和流传下来的。唐代名家韩愈、柳宗元的作品，到北宋初年便已泯不可闻。穆修用二十余年收集整理韩、柳文集，并且出资刻版，亲自发行。后人因而可睹韩、柳之全貌，可知“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其事，才有纷纷接踵而来之人。可见，编辑在传播中延续和积累文化、普及和发展文化中，其作用是作者和其他人无法代替的，由此可知编辑独特的社会价值。
在1994年1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宣传思想工作的任务，当然也是编辑工作的任务，就是说编辑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编辑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具体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
2．1 编辑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建设者
由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整个国家建设有着重要意义，所以，它是全党全国、各条战线和一切部门不可推诿的共同任务。当然，首先是思想文化部门的。正因为这样，党和政府特别强调要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这些部门的工作，因为他们直接关系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成败。现在我们不妨冷静地想一想，这些部门的工作要做好，哪一家离得开编辑？搞新闻的没有编辑，消息再多，报纸能出得来吗？报纸讲究版面，要分清轻重缓急，先后主次。否则，哪还像一张报纸？如果版面“五官不正”，眉毛胡子分不清，叫人怎么看？广播能没有编辑吗？哪个播哪个不播，哪个先播哪个后播，时间长短，甚至声音的顿挫抑扬，同样离不开编辑。不仅离不开，而且编辑工作对这些部门来说，都是重头戏，都是关键部位，是不可缺少的。
从出版说，更离不开编辑工作。著名编辑家、出版家、翻译家王子野先生讲过一件事，令人难忘。他说：“任何一个高明的作者都不能保证自己的作品一点差错都没有。如郭沫若同志，是第一流学者，他的著作当然是高水平的，但他从不认为自己的著作绝无失误和差错。他早期的名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30年代在上海出版。解放后，从1954年起，改由人民出版社重排出版。看来这样的书只要照排照印就行了。可是郭老自己重新审阅修改一遍还不放心，他特别嘱咐出版社的编辑，要认真阅读，尽量提出问题，不要有顾虑。出版社的编辑果真提了大大小小一百多条，送请郭老复核。退回的书稿，除少数几条外，他基本上都同意照改。郭老在新版的引言中还说：“感谢出版社的同志们，费了很大的功夫从事整理，核对引文，校勘全著，订正了不少文字上的错误。”子野先生说：“由此可见编辑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大有作为。”接着，他又谈到著名编辑周振甫，他在为著名作家钱钟书的著作《谈艺录》作责任编辑时，“对原稿作了认真的校订，书出版后钱先生很满意，写信表扬道：‘校书者非如观世音之千手千眼不可。此书蒙振甫道兄仇勘，得免于大舛错，拜赐多矣。’像郭沫若、钱钟书这样的大学者都如此重视编辑工作，其余的作家谁能不承认编辑的作用。”观世音之千手千眼，这句话的内容十分丰富，编辑不仅要有各方面的知识、能力，而且要非常认真细致。一本书如此，哪一本书不如此？而且在更多的书稿上，编辑所花的心血，要比这两部书稿多得多，因为这两本的作者，毕竟都是著名学者。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高明的学者、杰出的领导者，其作品的出版，都离不开编辑，尤其是重要人物的书稿，出了差错，无法挽回。这充分说明了编辑的地位和它的重要性。
再说，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没有编辑就谈不到出版。在坚持编辑中心环节论问题上，一度曾有人怀疑、动摇、甚至否定。有人说，出了书卖不出去，书编得再好也没有用，所以，发行应该是龙头。其实，图书发行，是图书生产以后的流通活动，流通是生产的继续，当然很重要。但流通依赖于生产，生产决定流通，没有生产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流通。生产和流通是一种分工，强调流通的重要性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得出流通比生产更重要，或者生产不重要的看法。不然就会滑向流通决定论，也不利于生产。从图书出版看，流通的重要性要讲够，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出版是基础，编辑是中心，发行是关键。各有各的个性。
综上所说，编辑工作十分重要，正是编辑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党的出版方针，努力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进行认真严肃、艰苦细致的劳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在出版这样一个重要的方面顺利地开展，所以说，编辑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建设者。
2．2 编辑是社会生产发展的积极推动者，是综合国力的创造者
编辑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建设者，而且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者和推动者，也就是说编辑是社会生产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具体可以从三方面来说明：
第一，编辑工作本身是一种社会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精神生产力。马克思在谈到生产时，认为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是并存的，对它们同样重视。他说：“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统治着物质生产的阶级也统治精神生产。”这说明马克思认为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是同样重要的。爱因斯坦也说：“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提出新的问题，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可见，精神生产者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生产力，他们同样推动着社会生产向前发展。
第二，编辑工作作为上层建筑，它可以促进或者延缓，甚至阻碍社会生产的发展。编辑工作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它与经济发展应该是同步的，相适应的，它既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又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影响社会生产发展。编辑水平高一些，编辑工作做得好一些，能够出版许多好书，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就的体现，也会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推动包括文化在内的综合国力的增长。反之，出版了坏书或不健康的书刊，就会对精神文明建设造成负面效应，削弱综合国力，也会影响物质文明建设的成就。
第三，编辑是科技发展的积极推动者。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知识经济的社会里，科技知识对社会进步、生产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编辑工作不周就会起不好的作用。早在几十年以前，就发生过这方面的憾事。创立遗传分离定律和独立分配定律的奥地利神甫孟德尔，他的主要论文，开始没有获得审稿人——瑞士某著名物理学家的青睐，直到35年以后，才被一位荷兰生物学家发现，致使现代遗传学的研究因此而被推迟了三十多年。几年前，正当河南烤烟生产出现问题，广大烟农十分焦虑的时候，出版社的编辑马上走访国家机关和科研单位，及时出版了有关烤烟生产的图书，及肘解决了当时生产上碰到的问题，被当地誉为“雪中送炭”。所有烟农，争相阅读，一印再印，基本上普及了生产技术知识，改变了烤烟生产面貌。总之，编辑不仅是社会生产中的一种精神生产力，而且是科技进步的积极推动者。
2．3 编辑是社会政治活动的积极因素，是社会稳定的重要砝码
出版，无论是报纸、期刊、图书……都是一种舆论，各种政治力量，无论是占主导地位，还是不占主导地位，只要是政治力量，有政治倾向的，都想利用它，都要利用它。毛泽东同志说：“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制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一个新的制度的诞生，总要伴随着一场大叫大喊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从我国现代出版的发展，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戊戌维新酝酿之际，维新派兴办了一批报纸，如《清议报》、《新民丛报》、《中国妇女报》、《民报》、《醒狮》等，这些都是适应维新运动的需要而办起来的。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报刊，则是在“五四”运动前后诞生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开明书店也是在“五四”以后成立的，它一开始就出版了《新女性》、《中学生》等宣传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刊物。
所有这些报刊和出版社都宣传自己的主张、观点，在当时发挥了各自的作用。而这些报刊的编辑，后来大多数不是成为革命家，就是成为社会活动家，或者著名的文化人。这也反映了我国一代编辑的面貌，充分说明了编辑是社会政治活动中的积极因素。
从另一方面看，由于舆论的力量，使形势很快稳定下来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十月革命后，俄国人心浮动，列宁为了迅速向群众宣传新思想、新制度，不顾当时经济状况的极端困难，抓紧编辑印刷图书，免费发给群众，很快稳定了形势，使新政权得到巩固。
我国的出版事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编辑工作又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编辑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没者，是人类共同进步的文化建设者，是社会进步、生产发展的推动者。所以，编辑不是编书匠，不是仅仅编几本书，一年完成多少经济指标的问题。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兴旺、民族强盛，是每一个编辑的天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