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不得不再写《对〈金锁〉问题的再检讨》，首先检讨自己的“立场”问题，“大家是对的，我是错的”，其次说“自己有个熟悉农村的包袱”，又在“对辩护的保留”中强调“怎样对待破产后流入下流社会那一层人的问题”，坚持自己“对这一层人的分析还认为没有大错”。这种检讨除了表态式的检讨外，并无什么实质性的东西说自己哪儿有问题，实质上是再一次坚持自己对农民的看法，而现实是他的这种观点已经不能在公开场合自由表达了。当赵树理被党树立为“方向”后，党就必然要求他按照党的意图来做文艺创作，而赵树理的“为农民利益”的价值判断，使他不可能完全按照党的要求进行文艺创作，批评接踵而来。有人对大众文艺创研会的工作提出了尖刻的批评，胡乔木亲自批评赵树理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急需一部分文艺创作能对新的政权进行“合法化的正名”，而赵树理的作品已显得不合时宜了。赵树理的职位一降再降，检讨自己是“不懂今日文艺思想一定该由无产阶级领导”，“在这个经常遇到毁誉交于前，荣辱战于心的新的环境中，他有些不适应”。
与由《金锁》引起的批判降职等同时的是，胡乔木亲自为赵树理选借鉴性的作品，有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俄罗斯伟大作家的作品，有《新民主主义论》、《讲话》、列宁论文艺摘录等理论著作，并让他住进中南海庆云堂，解除一切工作，闭门静心读书。
另在赵树理身后劫余的文稿中，有一张开着下列书目的纸片：马列主义哲学，哲学史，中国史，世界史，共运史，民族革命史，马克思以前各派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中外古今文学名著，这是20世纪50年代赵树理受命学习的内容。在这种党和领导的极大关怀下，在这种受命书目的教化下，赵树理能不感到一种政治的浓烈气味吗？1952年秋冬，赵树理在山西省平顺县川底村郭玉恩负责的生产合作社长期蹲点，长篇小说《三里湾》就是这一生活实践的反映，但小说明显是以先入的概念为主以契合党主张的“掀起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的要求。《三里湾》的创作应是赵树理小心翼翼地依照党所要求的文艺标准进行的规范性创作，是赵树理有意识地摆出的一种合法化姿态。而“范登高”的原型人物“郭世成”读了并不认账，赵树理的要用“讽刺、挖苦”的办法对这种“翻身忘本”的干部的教育也只是对牛弹琴，倒是小说中对农民生活状况的描写散溢出农村的某种真实来。
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中国乡土社会里，社群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因此，对土地的执著，对家庭的依恋，构成了乡土社会中农人们的生活理念和精神世界。可以说，守着一片土地，辛勤地劳作，圆发家致富的“创业梦”，是乡土中国的千年遗梦。
“政策也好”，“路线也罢”，农人们关心的是实实在在的日子。《三里湾》并没有去虚构、捏造激烈的阶级矛盾斗争，而是注意从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塑造“糊涂涂”、“常用理”、“铁算盘”、“惹不起”、“能不够”这些“旧人”对土地的执著，对家庭的贪私。马多寿并不糊涂，在政治价值的标准下，可以说他保守、落后，甚至糊涂，然而，站在农民的立场，农民的朴素思维方式，让他更看重实际利益。在为自己牟私利时，他显出高人一等的精明能干。他利用范登高的错误顽固地阻挠“扩社”，假借老婆“常有理”的胡搅蛮缠阻挠合作社开渠，利用互助组的劳力为自己种田。这位私心很重的农民正是乡村现实农民的真实写照。他不愿入社的原因是怕失去自己的土地，当他思想转变想入社的时候，也并不是对“扩社”有了根本性的“正确”认识，而是意识到自己追求的家大财多的梦想在分家后已无法实现，不如过个清净日子算了。这种转变虽没有进步的“豪气”，却有着丰富的内涵，真实地表现了乡村农民在面对政治要求时，内心的复杂和微妙。因此，对于这些人物，赵树理并没有剑拔弩张的批判和斗争，而是真实地再现了合作化运动中，他们内心的惶惑、矛盾。赵树理曾说：“富农在农村中的坏作用，因为我自己见到的不具体就根本没有提。”
这并不是说赵树理不关心政治，而是他忠于自己对农村的认识。
在众多的新型农民英雄形象相继被推出之际，真正的乡村知识分子赵树理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视野中的“新人”，他无法跳出农民的实际生存状况，去塑造具有现代政治理想追求的农民新形象，而像柳青这样的知识分子作家却做到了。善于营造乌托邦之梦的知识分子柳青严格按照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把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嫁接到了“神圣”的农民群体身上，梁生宝成了一个最完美的政治概念化的典型。梁生宝务实、本分，走艰苦创业的道路后获得成功并不使人感到意外，真正使人惊奇的是他既对义父梁三老汉发家致富的梦想感同身受，同时又能抓住落后农民的这种自私心理带头搞示范作用，最终将他们引上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康庄大道，实现了知识分子对现代农民革命思想意识的理想化建构。奇怪的是这种带着自私心理又重实利的农民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后怎么就自动地具有现代农民所应有的革命思想了？这儿明显看到在想象中，作家把无产阶级的概念简单地贴在了作为封建文化载体的农民身上，这实际造成的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哲学的一种消解。而事实是，务实的农民们永远都不会像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理想浪漫，当农业合作化运动要已经翻了身的农民再去“革”一次自己的命时，他们绝不可能自觉自愿地抛弃现实生活中的既得利益去选择虚无缥缈的崇高理想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只是无产阶级本身的一个标志，只有工人阶级在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压迫下才可从实际的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而不可能从小私有者的农民意识中生长出来。当小说中的农民在欢呼“救世主”的“党”时，他们的思想上仍是极度茫然，而现实中农民群体的生存困境又有谁考虑多少呢？
农业合作化运动，直接的动力则是为了发展中国的工业，以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于是，中国人不得不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高度中央集权下的自我剥夺：在农村，推行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这两个互为依存的体制；
在城市，建立计划调拨和科层体制；通过占有全部工农者的剩余价值的中央财政进行二次分配，投入以重工业为主的扩大再生产。”
在这个意义上，对乡土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乃是通过剥夺农民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来剥夺农民的剩余价值，从而发展中国的工业。因此，农业合作化运动不仅因改变了传统的乡土社会的生活秩序而引起了农民心理习惯上的抵制，更重要的是，它在本质上是一场运用行政手段来剥夺农民的私有财产和剩余价值的违反经济规律的运动，与农民自身的根本利益构成了尖锐的冲突。
不识时务的赵树理，当农民的实利受到这种严重损害时，再次拒绝时尚的姿态。1956年8月，他以个人的身份给家乡地委负责人写了一份措辞严厉的信，对这一地区的所谓“社会主义高潮”给农民带来的严重后果进行了系统地批评，对地方领导人不顾农民利益的“唯上是从”，对“高级社”里乡人生活与生产处境的日趋恶劣，表示了强烈不满和深深的忧思，“不论说多少理由，真正饿了肚子是容易使人恼火的事。在转入高级社的时候，说了好多优越性，但事实上饿了肚子，思想是不易打通的”。“我总觉得有些干部的群众观念不实在——对上级要求的任务认为是非完成不可的，而对群众提出的正当问题则不认为是非解决不可的。又要靠群众完成任务，又不给群众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没把群众当成‘人’来看待的。”
这种“不论说多少理由”，都要“把群众当‘人’来看待”的响当当的价值宣言，再一次显示了赵树理“为农民求实利”的根本出发点，这种“实”的检验使一切虚假的所谓的什么高尚的神圣的主义、理想显出了原形。由此开始，他“对自己隶身其中的执政党的社会实践（尤其是其间的乡村改造方案）及其文学规范不再是无条件的信任，而是有所怀疑，有所警惕，有所疏离”。
1958年的农村天昏地暗，再回农村的赵树理心忧如焚，上下奔走，却被认为是一种干扰。赵树理感到“我的思想和农村工作的步调不相适应”，自己的思想越来越“跟不上政治的主流”，这种对现实的忧虑使他对国家的乡村政策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出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再经过与普通乡民和各地干部的广泛接触，也经过反复思考、犹豫和权衡，他终于决定采取给党内高级官员写信和写文章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心底的怀疑与忧思。1959年，他从北京到省、县里，为农业问题上上下下折腾数次，写了几封分量很重、与众不同的信件及文章给地委书记、省委书记，直至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和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兼《红旗》总编辑陈伯达。
在他看来，当时中国农村问题的深层原因来自“自上而下形成的一套体系的工作安排，也不能由公社或县来加以改变”，他私下里认同当时已遭批判的彭德怀的意见“农业生产领导方法的错误是上面来的”，这种观点无疑是与中央政策大唱反调的反面言论，甚至对党的意识形态具有颠覆性，其大胆程度在当时寥寥可数。这终于燃起了对赵树理的批判战火，在当年冬天开展的反右倾运动中，赵树理成了中国作协整风中内部重点帮助对象之一。由于作协的批判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要赵树理与党的意识形态一致，而不是站在农民利益的立场上讨论党的政策的合理与否，赵树理自感“进退失据”，“难于开口”，经历几次政治运动的险恶，赵树理不得不对自己进行了“政治宣判”，被迫承认这种强制式的“挽救”。赵树理伤感地对友人说：“我是农民中的圣人，知识分子中的傻瓜。”但在赵树理内心深处，赵树理并没有像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自觉承认自己有罪，对自己在心灵深处进行宣判，从而丧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独立意识”——知识分子的“生命之线”，而是以自身所带的三晋农民“求实”的执拗劲申明“我自信我还是个敢想的人，虽然学得的马列主义不多，遇事难免有思想的错误，但是想对了的地方也还不少，不要妄自菲薄，应该随着敲紧的锣鼓活跃起来”。三年后，批判者邵荃麟对自己的批判表示了歉意：“我们的社会常常忽略独立思考，而老赵，认识力，理解力，独立思考，我们是赶不上，1959年他就看得深刻。”
1962年，党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难得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这舆论稍有好转的环境中，赵树理在《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就国家的农村政策、地方干部作风、乡民实际生活状况、城乡关系以及文艺对农村的描写等问题作了更为袒露的发言。他两次强调：“中国乡村自身并不产生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种意识是外加的”，国家乡村政策的失误与浮夸在50年代初就开始了，因此对于基层干部为农民切身利益的“顶风抗风”深表同情和支持，“一九六零年时的情况是天聋地哑”，百姓的赤贫和中国社会上下层之间的深度的隔膜令人触目惊心。更进一步的是提出了国家政策对农民的剥夺，“农民不是需要什么计划什么，城市要什么就得有什么。不管农民剩不剩下来。”
这种以农民实利（也即是人民实利）为根本出发点的价值立场，终与当时的国家意识形态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以致有某种非常危险的颠覆性。1964年，文联与作协的“整风”运动赵树理受到更为严厉的批判与清算，以“工作需要”为由调离共和国的首都，停止了赵树理的自由言说。赵树理这位曾被党的意识形态誉为“方向”性的作家最终被驱逐出了“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