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产中的自然与自然中的生产
实际上，生产从来就不只是在田间或工厂里发生的活动，相反，它注定要在大自然中才能顺利地进行。只有在人与大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人类的生产才是可以理解的。最初的生产：采集、狩猎、捕鱼，那是直接在纯粹的大自然中进行的，是纯粹自然的生产。在这种生产中，人与大自然的感性对象性关系最直接、最纯洁地表现出来。只是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人们才从大自然中凸显出“田地”的意义，地界的出现直接地意味着某种形式的私有制，是私有制赋予了生产在“田地”里进行的假象。这种假象，造成了对自然的分割和狭隘的理解，从而，引导人们对农业时代的生产主要只从人与土地（田地）的狭隘关系——从私有财产的关系、从土地所有制的关系上去理解，其他的大自然的丰富多样性都被当作生产的偶然因素忽略了。不仅如此，在生产发展的更高阶段上，生产好像又从广阔的田野转移到了城市及其周围的更加狭小的“工厂”里，这就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占统治地位的“工厂生产”。这种生产从表面上看与其说是在大自然中进行的，不如说是在“非自然”中进行的，工厂好像是人在大自然中武断地建立起来的一块“飞地”，在这其中进行的活动，表面上看与大自然几乎完全无关。
这样一来，似乎生产愈是发展，生产中的自然因素似乎愈是被隐去，生产的发展好像使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和狭隘了。但这完全是一种假象，从最初的自然生产到农业时代的田间生产再到现时代的工厂生产，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不是疏远和狭隘了，而是更加紧密和广泛得多了。生产的发展只有从人与大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日益地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才能得到说明，自然的概念绝不是缩小了，而是相反。
如果说最初的生产尽管是大自然中进行的，但这种生产恰恰是一种最狭隘的生产。对它的理解只需要建立在对土地、气候、动植物的最一般的理解的基础上．它的直接进行也只局限在狭隘的地域里。先民生产的狭隘性是与他们社会关系的简单性相一致的。但一当生产从纯粹的大自然转移到愈来愈纤细的田间里进行，对于这种生产的理解就复杂得多了。原先的对气候、土地、动植物的一般了解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建立在对自然的更广阔和更加深刻的理解的基础上。中国秦时代生活在关中的某个农民的生产，他田里的水可能来自很远的郑国渠，而不再仅是周围的池塘和天上的雨水：他耕田用的农具上面的铁则来自更遥远的产铁区；他种出来的产品的一部分可能要被运到很远的地方去消费……总之，对于他的生产，只有在比原来更加大得多、深刻得多的“自然”中才能得到理解。至于现代的工厂生产，对它的理解更加要以整个世界及其历史为背景。一方面，无论是生产用的各种原材料的来源，还是生产用的各种机器设备，都必须在与人和自然的更深刻更广泛关系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而消费早已经是世界性的；另一方面，生产中的各种知识成分和管理，也无不表现为世界历史性的。所以，无论是初始的生产，还是后来农业时代的田间生产，以及近现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工厂生产，都必须在愈来愈广阔和深刻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才能得到说明，绝不是关于生产力的“三要素说”那样简单抽象所能涵盖的。
这样一来，生产过程的本身就包含一个极其深刻的矛盾：一方面，生产从来都是以广阔的大自然为背景开展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活动，对生产的理解必须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才有可能，生产的发展本身只有在人与自然的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对象性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说明；另一方面，直接的生产活动从来就只表现为人与自然的某一特定狭隘区域的特定对象之间的直接关系，这种对象性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人对自然因子的改造，而且生产的每一次大的发展都意味着直接的生产越来越在狭隘的非自然的空间内进行——生产首先是在纯粹的大自然中进行的，后来转移到了狭隘的田间地界里，再后来又搬到了几乎完全不自然的人造工业厂房里。
正是生产过程本身中蕴含的这一矛盾导致了人们对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狭隘理解，这种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狭隘理解首先直接地表现在私有财产的观念里，或者说，私有财产正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狭隘理解的体现。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至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80]也就是说：私有制使人以一种越来越自私和偏狭的态度来看待自然，自然界成了“纯粹的有用性”，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理解为“占有”，“拥有”。[81]
但农业时代由于土地这种“由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性质，人对它的占有、拥有只能采取极有限的形式，自然的自然性质仍然在广阔的田野里直接地呈现出来。尽管有了代表私有制的纵横田埂的分割，但这种有限的分割在强大的自然统一性——阳光、降水、土壤、动植物等面前是软弱无力的。可以说，农业时代对自然的狭隘理解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生产的狭隘理解还只具有相对的次要的意义。因此，农业时代的私有财产也表现为一种“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82]。在这种形式下，“领主和土地之间还存在着比单纯物质财富的关系更为密切关系的假象。……土地仿佛是它的主人的无机身体。……地产的统治在这里并不直接表现为单纯的资本统治。属于这块地产的人们对待这块地产毋宁说就像对待自己的祖国一样”[83]。而且“封建领主并不力求从自己的地产取得最大可能的收益，相反地，他消费那里的东西，而心安理得地让农奴和租地农场主去操心新财源的开辟，这就是贵族对领地的态度。它给领主罩上浪漫主义的灵光”[84]。
与农业时代人对自然的田埂式软弱分割比较起来，工业时代的工厂生产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深刻得多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自然的分割：暂时的、狭隘的、本质上与大自然统一的田埂被坚固高大的钢筋混凝土的厂房所取代；大自然的阳光、温度、土壤、降水、动植物等等一切自然统一性与其说直接地与生产相关，不如说与直接的生产无关；只有在成功地排除了大自然的直接影响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地进行工厂生产，工厂生产本质上是“非自然”的生产。可以说，工厂是人在大自然中建立的一块飞地，在这里，大自然的一切变化表面上与生产无关。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生产才表现为劳动者通过生产工具对劳动对象的加工和改造。
正是在生产的这种发展阶段上，原来的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获得了真正完全的形式，所有者的统治失去了一切浪漫主义的色彩，而表现为私有财产、资本的单纯统治；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也最终归结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经济关系，“所有者和他的财产之间的一切人格的关系必然终止，而这个财产必然成为纯实物的物质的财富……”[85]
二、物质生产与科学技术
如果说对发达形态的私有财产的理解和批判必须建立在对工厂生产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上，但对工厂生产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理解却不能从农业时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直接地引申出来，它必须同时建立在对自然科学的正确理解和批判的基础之上。自然科学是整个资本主义工厂生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本前提，这一点，马克思在当时的生产发展水平上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他说：
“自然科学开展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但是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人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86]在这里马克思对自然科学的理解已经超越了那种把它仅仅只看作启蒙、有用性和发展的肤浅理解，试图达到对自然科学的实践（生产）的理解。他不仅发现了科学对人的解放作用的方面，而且发现了它直接地完成非人化的一面。关于对科学的生产理解，马克思在另一个地方说得更直接：“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因素即所谓职能。”[87]在这里，马克思直接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从生产来理解自然科学。
但马克思对科学始终只从肯定的方面去理解，只看到“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旧，只看到“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88]。虽然马克思看到了科学“直接地完成非人化”的现实，但他把这种非人化的根源只从资本、只从私有财产去理解：科学只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直接完成非人化。这样，马克思就把科学与生产的关系外在化了，没有最终达到对科学的实践理解，没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在生产生活的基础上来理解自然科学。由于马克思没有发现自然科学与工厂生产直接统一的真相，自然科学本质上被当作一种“中立”的因素。因此获得了区别于宗教、哲学、道德等意识形态和其他意识形式的独立性、中立性外观。这样，自然科学的历史性就消失了。所以虽然马克思一直追求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统一，追求唯一的历史科学，但这种统一的历史学一直没有达到。
由于对自然科学的这种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局限性就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理解必须有两个必不可少的前提：私有财产和实验科学。只有同时在这两者的基础上才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表现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性质，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实际斗争的需要，马克思的视野主要只集中在对私有财产的理解和批判上面，忽视了对自然科学的分析和批判，这样就不可能达到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理解，不能真正达到从人与自然的感性对象性关系的本体论角度来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因此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单方面的私有财产批判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无意之中偏离了他原来制定的对实践的理解。
在开始对自然科学的分析和批判之前，有必要先对马克思以后和自然科学批判的成果作一简单的回顾，出于篇幅的考虑，这里的回顾主要只限于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
马尔库赛（1898—1979）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他很早就注意到自然科学对发达工业社会的特殊意义。1962年他在一篇题为《关于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的论文中，论述了西方社会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种种新变化。在1964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研究》一书中，他系统地提出了他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思想。
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传统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起什么作用了，科学和工艺的合理性已锻造出一种以自己为基础和核心的新的意识形态；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已随着科学技术的普遍运用而溶入到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它就以一种更强大的、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它不仅表现在一般的意识形式中，而且已经转变成为政治意识形式的基础，工艺的合理性已经上升为政治的合理性。
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主要表现在它造成了新的全面的物化：工艺合理性使人们在劳动中成了自动机的附庸，在生活方面成了消费品的工具。通过这种物化造就了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文明、单向度的思想、单向度的人。之所以说是“单向度”的，是因为科学造成了批判向度的丧失。那么怎样超越这种工艺合理性的意识形态呢？他提出要按照“历史的合理性”对现存社会进行分析从而“把批判、矛盾和超越这一否定的因素引入到概念之中”[90]。具体的做法，首先是激发出追求自由的潜能，他主要寄希望于“否定的自由”，他说：“这种否定的自由，即从既定的事实的压制人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中摆脱出来的自由，是历史辩证法中的先天部分”[91]。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确立新的理性的观念：科学理性和艺术理性的统一。并通过对技术的目的的询问。植入一种新的价值观，根据这种价值观，人的全面发展和使人从被压抑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成为科学技术的根本目的。
因此，实际上与其说马尔库塞是在批判发达工业社会的不合理性，不如说他通过科学技术的“合理性”论证了发达工业社会的合理性，并且主观地希望通过他的社会批判使发达工业社会更加合理。
顺着马尔库塞的思想，哈贝马斯进一步阐述了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他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统治靠对世界作神话、宗教或形而上学的解释来论证其合法性，早期资本主义则在以新方式进行的劳动和商品交换中自然形成其合法性，但19世纪末以后，由于国家干预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以交换为基础的意识形成瓦解了，“取代自由交换的意识形态位置的是一种补偿程序，这种程序服从的不是市场制度的社会秩序，而是一种补偿交换关系机能紊乱的国家活动”[92]。这种补偿程序正是通过以合理化为标志的科学与技术来进行的。因此，科学与技术已经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也就是技术统治的意识。哈贝马斯说：“马尔库塞对马克思·韦伯的批评引伸出这样的结论，技术理性的概念本身也许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是技术理性，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这是一种方法上的、科学的、已筹划着的统治。这种统治的确定的目的和利益并不是后来补充上去的。也不是技术从外面强加上去的，它们早已进入到技术设备的设计中。”[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