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苏东剧变”为标志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性挫折宣布了教条主义在理论上的破产。随着教条主义大堤的溃决，一方面，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想大量涌入，同时，许多人又复活了中国古老的传统思想：但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更深沉的努力，这就是“回到马克思”的运动。这个运动是在批判和清理教条主义，并且同时和西方及古老东方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展开对话的过程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更伴随着举世瞩目的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而修正着前进，并且日益声势浩大起来。
这一重新回到马克思的运动主要通过回到马克思的实践学说、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功能表现出来。正如吴晓明先生在1990年初指出的：
“近年来，我很深切地感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讨方面，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使研究进一步深化。这种深化特别应当体现为：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真正有成效地分析和批判各种当代思潮；与当代哲学形成有益的对话和论战。”[1]
俞吾金教授也指出：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本质上是批判理论，说得确切一点，就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自觉地把唯物史观理解为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我们就获得了元批判的制高点，也就是说，为我们正确地探讨一切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澄明了前提。撇开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唯物史观可能退化为一种实证知识，亦即丧失批判维度的学院化的知识。所以，只有恢复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应有地位，唯物史观才能保持其批判的革命的本质，才不会失去马克思赋予它的那种蓬勃的生命活力。”[2]
正是由于这样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卓越努力，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和清理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原来由于教条主义而丧失了的理论阵地开始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虽然阵地的最终收复还有待于各个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加艰苦的创造性工作。但是，我们现在至少已经有可能比较方便地把前一段批判教条主义，亦即“回到马克思”的努力的成果部分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把它作为笔者后面对中国文化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大厦的奠基石和出发点，标志这一学说的提出和成熟的两篇历史性文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划时代的里程碑，“它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完成了一个彻底的革命性变革，标志着崭新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思想的诞生，通过这个革命性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摆脱了对所有旧哲学的依傍，提出了新的哲学唯物主义基础，并由此引发了社会历史观念的全面变革。”[3]以肯定地说。“回到马克思”首先直接就是回到马克思的实践学说。
一、实践概念的一般理解
马克思对实践概念的最基本的表达是“感性的活动”或“对象性的活动”[4]。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andliche）活动。”[5]
在这之前的《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明确提出了对象性活动原理的肯定表述，并且进一步使对象性的活动成为主导的原则，从而把它运用于哲学本身。马克思在《手稿》中说：“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途径，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的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对立的解决绝不仅仅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的、生活上的任务，而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一任务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所以哲学未能解决它。”在这里，实践的要求，现实主体的现实活动的要求已经突显出来了，而且这个要求原则上是以“对象性的活动”、以劳动概念作为补充的。
但是，在《手稿》那里，“实践”还没有成为一个体现“新世界观”的主导概念。因为“在概念形式上，实践的要求与劳动的原理还是分离的，对象性活动的原则主要体现在劳动概念中并依据这个概念而得到发挥，而哲学的实践要求似乎是这个原则的回声，是它的另一种表达。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采取的一个决定性步骤，就是直截了当地完成了这个统一。马克思把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明确地提升为哲学高度的原则，并直接用实践概念表达了它。换句话说，《提纲》以实践概念囊括了原先体现在劳动概念中的原则以及这个原则对于哲学的实践要求，从而在概念形式上完成了原则的统一，并在哲学世界观上对它进行了本质重要的发挥。”[6]
由于把实践理解为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理解为现实的主体实际地改变对象世界的对象性活动，马克思就完成了哲学上的革命性变革。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的这个变革是在批判和超越旧哲学，尤其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完成的，因为费尔巴哈已经“达到了理论家一般可能达到的地步”[7]。思辨的唯心主义一向只知道“纯粹的活动”，或者说“自我活动”，由于非对象性、非感性，因此只能是与感性对象无关的纯粹思想、纯粹理论的思辨活动：即便是费尔巴哈，由于他一方面把主体仅仅看作是感性的对象，一方面又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的人的活动，其他的活动则被他看作是“卑污的犹太人的活动”，因此，虽然他以感性对象性的原理制止了绝对主体的思辨概念，但并未达到在感性活动亦即实践批判的基础上去了解和规定现实的主体以及现实主体的现实对象，从而再一次堕落成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8]。因此，马克思批评说，先前的哲学家只知道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全部的任务始终被了解为理论的任务，哲学与世界处于疏远的状态。
但马克思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的这种状态。“如果实践的原则或感性活动的原则乃是标示现实主体的主导原则，那么对于现实的人来说，直接具有理论形式的哲学，不仅其根源和前提存在于感性现实的活动中，而且其任务和目的也必取决于并实现为感性的活动。”[9]因此，哲学就从根本上被理解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一切旧哲学停止的地方，在一切理论的批判终止的地方，马克思要求诉诸“武器的批判”：
“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
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哪。因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使之革命化。”[10]
而且，旧哲学虽然“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物的正确理饵”，但由于实践的原理没有贯彻在主体的理解中，“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11]，从而不可能按照主体的现实活动（亦即“人的感性活动”）去理解事物、现实，充其量只能把事物、现实、感性当成开天辟地以来就如此这般的东西。所以，离开对事物、现实的实践理解，也就没有对现实事物的正确理解。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这种结局概括为“承认现存的东西同时不了解现存的东西”[12]。
但是，“感性的直观”与“感性的活动”到底有什么本质差别呢？
二、感性的直观与感性的活动
费尔巴哈确实已经把生活和实践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反复告诉我们：理论所造成的最荒谬的矛盾，就在于它否定我们在生活中、在实践中肯定的东西。和实践比较起来，哲学只是“不可避免的不幸”，即“一般说来，生活，在它的各种本质重要的关系中，乃具有完全属神的性质。”[13]而且，“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14]。这样的提法如果只从字面上来判断。我们很难把他和马克思区别开来。但是，马克思却肯定地说，费尔巴哈不了解“批判的实践”活动。在马克思看来，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对于费尔巴哈来说如果不是完全没有意义，那么最多也只有不完全的意义：“它们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对费尔巴哈的总的世界观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15]因为实践原则的首要和基本的意义就在于实践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在于推翻现存的东西并使现存的世界革命化。但费尔巴哈的实践要求总的来说仍只在于理解和解释现存的东西，并且通过正确的理解和解释使世界在理论上合理化。因此，实践在他那里本质上只具有理论的意义。但在马克思那里，感性活动的原则不仅是理论合理性所要求的基本概念，而且是现实生活的合理性所要求的推动原则，或者说，它直接地指向现实主体的生活本身。
那么，造成这种革命性差别的根源在哪里呢？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谈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16]
也就是说，由于感性对象性原理的确立，所以对于感性世界的理解原则同时也就是对于感性主体的理解原则。费尔巴哈所要求的对象世界的感性现实性，同他所要求的主体的感性现实性是本质上同一的原则。但是，费尔巴哈以单纯的直观和感觉所建立起来的世界观（对感性世界的理解）直接意味着一种抽象的非现实的主体，即“人自身”。这样就表现出了一个他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他所要求的东西和他所完成的东西的矛盾：他所要求的是现实的主体、现实的人，并且通过对象性的原理根据感性现实的对象世界而设定了感性现实的主体；但是他通过单纯直观和单纯感觉这样一种对象性所建立起来的主体却既不是感性的、也不是现实的，而是抽象形而上学的主体（人自身）”[17]。所谓“单纯的直观”是以现在的、当下直接的对象世界为前提的，这样的直观就把对象世界设定为某种现存地给予主体的、始终如一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因此，那种通过主体的现实活动（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即实践）来引起、调节和改变的对象世界就永远在他的视野之外。同时，那种能够引起对象世界现实地生成和改变的能动主体（感性活动的主体）也就同时在他的视野之外。
虽然费尔巴哈也纯粹地“直观”到对象世界的矛盾，“直观”到贫困的苦难，但他只能把这些说成是不应当的“例外”和“反常现象”，因为这种“例外”和“反常现象”是他的那种“纯粹的直观”无力改变的。从费尔巴哈对现实世界的这种看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费尔巴哈的主体的软弱性。作为主体的“人自身”，无非就是直观，即对于对象的直观和对于主体本身的直观，这种直观既不可能真正地深入到感性的对象世界中去，更不可能要求实际地改变现存的世界。
与单纯地直观相适应的，是费尔巴哈对主体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由于单纯的感觉同样处于能动的活动原则之外，所以它也同费尔巴哈所了解的感性对象一样，是与自发性、过程和发展不相干的、单纯受动的东西。当费尔巴哈说，当下直接的感觉是思维的证人时，他是完全正确的，但当他说“只有感觉，只有直观，才给我以一种作为主体的东西”[18]时，他就取消了主体的活动，从而也就是取消了活动的主体。于是费尔巴哈的所谓主体，便完全是根据“感官活动”来确定的，而“感官活动”，除了表示主体之接纳现成对象的完全受动的一面以外，再不具有其他别的意义。由于费尔巴哈的主体根本就谈不上任何严格意义上的“活动”，因此他的主体就不可能达到“现实的主体”，他于是只能停留在抽象的“人”上，重复思辨唯心主义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
与费尔巴哈的“单纯的直观”、“单纯的感觉”相反，马克思确立了“感性活动”的原则。无论是感性的对象世界，还是主体的感觉都只有通过感性的活动才能得到理解。在《手稿》中，马克思就已依照工业的历史，根据劳动概念大致地规定了感觉的历史意义。他说：“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的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总之，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存在着人化了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19]不仅对象世界是通过劳动而对主体的生成，而且主体的感觉也是通过劳动而对对象世界的生成。
正是由于感性活动的这种首要的基本的意义，马克思才能不仅超越“纯粹活动”、“自我活动”、“批判的批判”，而且在费尔巴哈的“最高的直观”停顿下来的地方继续深入到感性的对象世界中去，并且进一步要求实际地改变现存的世界。改变世界的要求只可能根据感性活动的实践原则来确立，改变世界的要求也只对于感性活动的主体来说才是一个现实的要求：由于现实的主体被理解为感性的，所以它才以感性的世界作为对象，反之亦然；由于现实的主体是能动的活动，所以它才依照活动的方式来了解和占有世界；由于现实的主体是感性的活动，所以它才真正要求实际地改变现存的感性的对象世界。
因此，“感性的活动”的实践原则不仅第一次把握了现实的主体，而且第一次达到了对感性的现实的对象世界的把握，这就使得对人类历史的把握第一次真正成为可能。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0]感性活动的原则直接就是历史的原则。
三、感性的活动之为历史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