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时代的小国寡民与专家时代是相辅相成的。正因为生产落后，才使发展生产成为政治的首要关怀，而落后的生产不可能养活庞大的人口；另外，专家政治以组织和领导农业生产为己任，它之成为可能，必然以小国寡民为前提。如果地方太大，人口太众，专家对生产之组织与领导就难奏其功。这就仿佛一个老师，他如果是引带一帮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小孩子，人数就断不能太多，活动场地不能太大。相反，如果他是帮助成人学习，人多一点、教室大一点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注释：
[1]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载《清经解续编》第一册，上海书店，1988年，462—465页。
简短的结论
通过上面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上古文明初曙和夏商时代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真相，是在一群以王者为首领的专家的领导下，艰苦的学习与大自然打交道，向大自然讨生活，并由此逐步积累农业稳定性的过程。人类文明在开端的时候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生存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又是吃饭问题，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有哪一个民族居然一直没有碰到这个问题，那么他肯定只能停留在文明的门槛之外。
专家时代，一方面是人类还没有脱离大自然的引带的时代：另一方面，与之相适应，也是人需要而且不断地创造“英雄”的时代。这可能是英雄史观为什么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根本原因。不过，东方的“英雄”与西方同时代的英雄表现出迥然不同的品质，西方的英雄大抵是些罗曼谛克、自由恋爱、敢作敢为、闯荡世界的年轻而勇敢的城里人，与我们现代人的英雄观念更接近（实际上是由于我们现在接受了西方人的英雄观念的缘故）：东方的“英雄”则是一些踏踏实实、勤勤恳恳、难出远门、少年老成的生产专家和乡村干部。爱情甚至没有成为中国古代神话的主题。
这种巨大的差别是由于他们生存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决定的。不同的社会，由于其先民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他们在生存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所以他们解决生存问题的方法也不同，由此产生出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又由于先民的生产在不同发展阶段上所遇到的不同问题的性质，所以使先民的文化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发展。但先民社会的全部政治和文化都是围绕这个问题而展开的，都只有从这里出发才能得到正确地说明和理解，无论中西皆然。但后来由于大大地超出了先前的生产发展阶段，人们就有了新的关怀、新的问题和新的期待，正是由于这些新的问题、关怀和期待，人类的文化就表现出新的不同的性质。但是，无论怎样荒诞离奇的组织与文化，都必有其合理的社会生活的根基，在本质上都应该可以得到合理的说明。
对中国夏商时代的这种考察，进一步昭示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学说的真理性。实践学说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提示我们，只有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出发才能理解自然的意义，并由此达到对现实的人的理解。自然的本质不是先在的抽象的物性，它的意义只在与人的对象性关系中才表现出来，并随着这种关系的变化而改变其自身的性质，那种只从物质性意义上理解的因而也是不变的自然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同样，人的本质也不在于某种不变的人性，相反，人性只有在与大自然的某种对象性关系中才是可以理解的，它也随着这种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我们对于一种文化和历史的理解，或者说，真正的历史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但是这里所由之出发的自然界，绝不是或者说不能等同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在的物，自然的意义只有在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中才是可以理解的。过去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的错误，不在于他们对环境因素的强调，而在于他们对环境的粗陋和简单的理解。对于他们说来，自然界从来而且永远都是以他们所感受到的那种方式存在的，因此，那种与现实的生产生活关联着存在的自然界从来就在他们的视野之外。由于他们始终与现实的自然界处于一种隔膜状态，所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也始终在他们理解的能力之外。而过去对于环境论者的批判也是从对于环境的极其狭隘与一成不变的理解出发的，那种批判的关键在于把活的总体的自然阉割成僵死不变的物。所以，无论是环境论的支持者还是批评者，实际上都没有达到对环境的真正理解，亦即对自然的实践理解。
因此，过去那种主要从财产出发的历史科学，也不是现实的科学，因为财产无非是被阉割的破碎和僵死的自然，它的自然性毋宁说已经消失了，对财产的理解只有从自然出发才是可能的，而不是相反。过去从财产出发展开的对于历史和社会的理解和批判，之所以表现出巨大的局限性，最主要的在于自然的总体性被抛弃成为财产的狭隘性，这就仿佛是只从牛肉来理解牛的生物性一样。这种对自然的狭隘理解如果不只是“工厂生产”时代的特定产物，那么它也只是在“工厂生产”时代才表现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同样，如果说自然的本质不在于它的抽象的物质性，人的本质也不在于某种不变的人性，那么，一切关于民族文化永恒性的狭隘理解就只能是虚幻的。现实的历史科学不承认任何一成不变的自在之物，一切必然性都首先表现为历史性，这也许正是历史学之所以恒久而且愈来愈为人所关怀的缘故吧！
历史科学的一个不懈的追求，就是试图重建并且理解我们的过去和历史。思想的这种努力的最重要的目的，又无非是希望通过对历史的理解达到对现在和未来的某种把握，尤其是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困惑的时刻，思想都要试图回到历史的源头去寻找未来生活的智慧。如果人类对自身时代和未来的把握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自身过去历史的理解，那么这一点对现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意义就尤其深远。
附录
先秦农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文明的演进
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典型的农业文明，对这种文明性质的正确理解离不开对农业生产方式及其发展阶段的研究，但这种研究的现状并不能令人满意。目前这种研究的路径大多是遵循考古学家为我们提供的现成发现。就中国的情形来说，考古学家为我们整理出了一个很明确的器物发展序列：石器一青铜器一铁器，但迄今人们似乎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些器物的文化意义。笔者不吝浅陋，一管之见，就正方家。
一、传统的研究思路及其缺陷
从器物尤其是从表现为工具的器物出发来研究农业生产发展的阶段和水平一直是最通行的研究方法。这不仅因为工具的差异性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而差异性的工具对于标示不同的生产发展水平好像是一目了然的。而且更因为对于古代文明生产发展的研究，我们可资凭借的文献极少且不一定可靠，而考古发掘的实物不仅数量众多，其可靠性更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方法也历来被认为是最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因为生产工具被认为是衡量生产力水平的客观尺度。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遵循这种研究思路，器物尤其是与生产有关的器物成为人们研究生产发展阶段和水平的不二法门。这种研究方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由之造成的困惑和迷雾也挥之不去。
首先，如何说明和理解石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在生产技术发展阶段的不同意义。石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在文明发展阶段和水平上的巨大差异是一目了然的，石器时代属于野蛮的史前时代，铁器时代则已经是文明大盛的战国时期了。但石器工具和铁器工具的形制和功能基本上是同样的，表面上看，它们的差别似乎最主要的表现在工具的材质上。而且，石质工具在生产中的为主使用其实一直延续到春秋前后，其后才很快为铁器所代替，尽管石质工具的使用在此之后仍然维持了极其漫长的历史时间。所以，显然不可能是因为铁质工具和石质工具在效能方面的高下导致了这两个时代在生产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巨大差异。那么，石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在生产发展阶段上到底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呢？为什么石器时代结束以后很久石器仍然可以是生产中为主使用的生产工具呢？这是传统的研究方法所不能回答的问题。
但更大的迷惑莫过于对青铜时代的理解。青铜时代的起止大致和夏、商、周三代相当，对青铜时代的理解无疑对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具有首要的意义。但令考古和历史学家困惑和尴尬的是，青铜器在绝大部分青铜时代主要不表现为农业生产的直接工具。张光直先生说：“青铜农具没有发现，这是一个事实上的而不是我们主张上的问题。青铜农具假如有的话，也是非常少的。在春秋战国时代，长江流域下游有较多的青铜农具出现。但是据我所知，在殷商、西周时代，青铜农具非常稀罕，甚至是没有。……换言之，生产工具、技术这个领域中本质上的改变，不是中国古代文明出现的主要因素。在生产技术领域里，从新石器时代到文明时代，有着很强烈的连续性。”[2]当然张先生从三代的生产工具基本没有变化就推论出三代的生产技术也没有大的变化是错误的，这一点笔者已经在别处进行了详细讨论。[3]
为什么青铜器不表现为生产工具而表现为礼器？青铜时代的生产工具既然仍然是石器，那么青铜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与石器时代到底有没有本质的差别？如果没有本质的差别，如何说明青铜时代对于石器时代在文明发展上所发生的显然存在的飞跃？如果有本质上的进步，青铜时代与石器时代在生产发展阶段上的区别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也是传统的研究方法所不能令人满意回答的。
所以，通常意义上的工具并不一定能真正展示当时生产发展的水平。因此，简单地按工具的演变来划分生产发展的阶段是不可能的，由此形成的对古代文明发展阶段的理解也必定是不全面甚至是错误的。
二、逻辑与历史的一致
笔者认为，生产的发展过程有其自身的逻辑，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不过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碰到的旧问题的不断解决和新问题的不断展开的过程。正是由于生产中主要问题的不断转换，才使得本来连续的生产发展过程表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而也使得连续的文明发展过程表现为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所以，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应该归结为不同的生产发展阶段，并进而归结为不同的生产主要问题的依次展开，生产中主要问题展开的逻辑才是解读历史发展逻辑的真正钥匙。
笔者把中国先秦农业的发展依其主要问题的次序展开，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并试图以此说明来说明中国古代文明的演进。
一、品种阶段。无论什么地方的农业生产首先都要解决种什么作物的问题，这就是品种。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在极遥远的史前时代，先民们在长期采集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那些适于食用和种植的植物。
二、土壤阶段。“种什么”的问题解决以后，接下来就是“如何种”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难易程度不同的几个方面。首先无疑是土壤问题，因为五谷都长于大地。当人们自觉地开始农耕时，他们必定要对土地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改变。在旱地为主的北方，最早采用的办法是放火烧掉大地上的芜杂，然后种上作物。所以我们知道的最早一位农神叫“烈山氏”（放火烧山）。人们后来发现如果把种子用某种方法埋在地里的话，其发芽率会更高，于是又发明了播种用的点种棒，所以就有了一个被认为是“烈山氏”之子的“柱”。“柱”算是最早的农作工具，不过它是木质的。从此开始，人们开始探索如何在生产中更好地与土地打交道，以便提高生产的效率。例如平整和疏松土地，把土地划块等。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发明了石器。在各种各样的石器农具组合中，历来最受研究者们关注的毫无疑问是掘土器，因为土壤问题是石器时代农业生产面临和所能解决的首要问题。由于各地不同的土壤性质和状况，人们于是发明了不同形制的石器农具组合。比如西安半坡，由于黄土疏松，土地旱作，人们就发明了以耒和耜为代表的石器组合；而浙江河姆渡，土壤沾黏，土地稻作，人们就发明了以犁和耘田器为代表的石器组合。
因此，石器时代所代表的农业生产发展阶段是农业生产的土壤阶段。在这一阶段，长江流域的南方人和黄河流域的北方人基本上取得了同样的成就，他们分别按照当地土壤的性质和状况发明了各有其特色的石器工具组合。过去有些学者曾试图以某种特定的掘土器的出现与否——最典型的是犁——作为判断当时农业发展水平的依据，他们认为，如果犁出现了，意味着集约农业的出现，相反，则是粗放农业。这种标准显然是不妥当的，犁不过是特定土壤状况的产物而已。在北方，直到很晚近，犁都不是必须的生产工具。石器工具的制作技术大约在中国文明起源之前的史前龙山文化时期就达到了顶峰。[4]
三、气候历法阶段。几乎在碰到土壤问题的同时，北方的先民还必然会面对另一个更棘手更深刻的问题，这就是气候历法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首先与农业生产的周期性特点有关。农业生产的周期性也就是农作物生长的周期性。所以，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如何确定一个农业生产周期的开始，也即播种季节的确定。
在不同的地区，这个问题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因为这里大部分时间的气温都比较高，适合农作物生长。如果只种一季作物的话，人们可以等到足够稳定的高温以后再开始播种。正是由于南方的先民没有碰到这方面的问题和挑战，所以在解决好土壤问题以后，他们的文明发展也就停下了脚步。
但黄河流域的先民就没有这份“幸运”了，他们所生活的地域寒暑交替，四季分明，虽然为作物提供了足够的生长期，但生长期没有长到像南方那样有大量可以浪费的余地。在这里，确定一个农业生产周期的开始即播种季节是非常重要的。既不能太早，那有可能导致种子不发芽或庄稼的幼苗被冻死；也不能太晚，那有可能出现在庄稼没有成熟之前生长期就结束了从而得不到收获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