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关键是关于季节和时令的确定，在甲骨文中，只发现“春”“秋”二字，未见“夏”“冬”[6]，其他关于农事的节气名称也不见，可见商代关于季节的认识还比较大略。不过，既然有了确定的月份安排顺序和于支记日，则表明商人对于“年”就应该有了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但从卜辞的内容上看，殷历与后世历法还存在巨大差别，那就是殷人到底以哪月为岁首仍然是不确定的。
这就是说，商代的十一月和一月是生产大忙季节，而十、十三、一、二、三月都可以打雷。而且据郑蕙生先生的研究，商代的卜雷全部集中在十至三月，从四月到九月却是连一条卜雷的记载都没有。这说明卜辞的十月到三月，根本不在冬季，其四至九月也不在夏季前后。[7]他的结论是：“商人以大火星纪时，《毛诗》时代，大火星出现在南方中天，在夏历六月。……因此说，商代一年时序的开始应在夏历六月，即建未三月。”并且，“商代……劳动被放到了重要地位上，正因为如此，商人才把劳动的收获看做最重要的节日，殷正建未与劳动的关系即如此密切，我们就可大胆断言，殷历以收获为年，是劳动的创造”[8]。
但另外的研究表明，商代历法的岁首，实际上是不固定的，尤其是前期，有时建寅，有时建丑、建子，甚至还有出现建亥的情况。杨向奎据此说：“我国早期历法中，虽然季节月名有基本固定的关系，但岁首有一定的摆动。因此认为：商代历法的岁首很可能在主要农作物收获前后的秋季，即建申、建酉，含今立秋至寒露、霜降三个月中，这不仅符合武丁纪月的月食考订，也能解释许多纪月与季节有密切关系的农事、气象卜辞。”[9]
我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完全是外行，不敢对方家的意见妄加评判。而且甲骨卜辞已经属于殷商中后期，虽然没有明确的农事季节名称，但从对月日年的比较精确的把握来看，其历法实际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理性和稳定性，已经大致地确定了后世历法的雏型。后人的工作似乎主要是把商代的成果明晰、巩固和确定下来。在这种比较成型的历法之前肯定有一种更疏阔、更原始的、更感性更直接的前“历法”，这种前历法也就是对于节令的一种直观的把握，这种历法我们可以从古人的图腾崇中稽古钩沉，探寻其遗迹。
关于鸟崇拜及其历法意义，前面已有论述，不重复。
和玄鸟的故事比起来，龙的故事更加扑朔迷离。龙是中原民族的图腾，龙的原形到底是何物现在已经众说纷纭了，后世的人大多说是蛇，但到许慎的时代为止还看不出以蛇为龙的迹象。《说文解字》：“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楚辞·惜誓》：“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管子·形势解》：“龙，水虫之神者也，乘于水则神立，失于水则神废。”
根据《说文解字》，龙是一种像鳞虫的东西，并且能明能暗，能大能小，春分时节出现（在天上），秋分以后消失（在水中）。出现在天上是写实，看得到，消失于水中是猜测，潜渊者不见也，但它提示我们龙与水有关。《楚辞》和《管子》更直接地提示我们龙与水的关系。以蛇为龙的第一个缺陷是不能解释蛇与水的关系，蛇尽管是两栖类动物，但以陆生为主，而且只有在陆上而不是在水中，蛇才能不失其神。尽管蛇春分前后出现，但它既不是从水中出，也不能上天，秋分之后冬眠的蛇也不是潜渊，而是入地。如果先民以蛇为龙，应当有秋冬见龙的记载，因为在秋冬挖土或筑城的过程中肯定会经常挖出冬眠的蛇。
《春秋左传》桓公五年：“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熏。”又庄公二十九年：“冬十二月，城诸及防，书，时也。凡土功，龙现而毕务，戒事也。”这里说得很明白，第一段告诉我们，龙的出现意味着某种时令，因而要举行雩祭以祈雨，可见龙与降雨有关；第二段则说，冬十二月开始在“诸”地和“防”地筑城，因为正合时宜，所以书以载之；然后总结说，凡是进行筑城之类的土地开挖，到龙出现的时候，筑城要完毕。之所以要如此，联系第一句，肯定是龙见以后雨水太多的缘故。把这两句中的龙说成是蛇就不通了。不可能正好挖出蛇的时候城就筑好了，而且既然是在土里挖出蛇，就不能说是“潜渊”。龙应是闪电的意象，龙与水的关系起初应是龙与雨水的关系，只是由于后世灌溉农业的发展，生产对雨水的直接依赖性有所淡化，而且日益表现为生产与地表水源的关系以后，才演化成为龙与一般的水的关系。
因此，龙崇拜的起源，极可能是因为中原地带的先民，或者是因为没有受到类似于东土居民的大量家燕定期到来的强烈刺激；或者因为中原地带比近海的东方更干旱，因此他们对雨水的要求更迫切；或者因为中原居民偶然地对闪电的刺激产生了灵感，或者兼而有之，总之，他们选中了闪电的初次出现作为一年农业生产开始的标志。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他们发现，伴随着巨雷的每一次闪电的闪现，总是意味着一年生产季节的开始，而且自此以后的每一次闪电都为他们带来弥足珍贵的雨水，滋润禾稼，使其欣欣向荣；但一当农事完毕，庄稼成熟之后，闪电就不见了，而且从此很少下雨。他们因此认为：闪电是上帝派下来提醒和协助他们进行农业生产的使者，由于闪电的出现通常都伴随着隆隆的雷声，所以他们把闪电称作“龙”，“龙”字字体像闪电之形，声音从雷之隆隆。至于农业之“农”的音读与“龙”的音读有无关系，本人未作深究，不敢妄说，暂付阙如。
龙崇拜（闪电崇拜）之作为先民确定一年农事季节的开始，亦即龙崇拜的历法意义，在《易经》里面还可以寻出明显的痕迹来。《周易》成文于西周初年，历来学者多有论述，近人治《易》，首推高亨教授，其先后著有《周易古经通论》、《周易杂论》和《周易大传今注》等力作。他说：
《周易》古经，大抵成于周初，其中故事，最晚者在文武之世。《随·上六》云，“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余谓“从”读为“纵”，“维”读为“遗”，“纵遗”犹“纵逸”也。此文王被囚于羑里又被释放之事也。《晋》云：“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康侯”即康叔，初封于康，后封于卫，此康叔封卫前之事也。《明夷·六五》云：“箕子之明夷利贞。”箕子亦殷末周初之人也。其中无武王以后事，可证此书成于周初矣。至于最后撰人为谁，则不可知。后儒谓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与此书之内容无所抵触，其或文王、周公对于此书有订补之功欤？[10]
高氏关于周易古经“成书”于周初，当为不易之论。但《周易》各卦肯定不同时成形于周初，大卜一职“掌三易之法”的说法，表明在古史上“易”即是筮数体系，故连山、归藏、周易皆称为易，《国语》之《鲁语》韦昭注释“三易”为“一夏连山，二殷归藏，三周易”，郑玄作《易赞》也说“夏日连山，殷曰归藏”“三易”的联系，根据《周礼》所说“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这就“确乎提示着，除了卦序不同之外，三易的卦画卦名及经别相分的体系都有很大的共通性，暗示周以后的筮卦体系起源甚早。[11]正如高先生所说的：
“八卦和六十四卦当是两个时代的产物。由八卦到六十四卦是筮法的发展，是由简单阶段进入比较复杂阶段的具体的过程。八卦可能产生于原始社会时期，六十四卦至晚产生于殷代。”[12]
高先生把《周易》古经的发展分为两个时代，大致是正确的，但如果进一步划分，乾坤两卦的产生可能又要比其他震、巽、坎、离、艮、兑六卦更早。如果不是八经卦同时产生于原始社会，那么“乾”“坤”两卦无疑起源于文明初曙的传说时代，它实际上是中原先民在石器农具组合基本确定之后，为了解决与生产密切相关的季节问题而形成的最原始的历法的遗存，它是中原先民龙崇拜（闪电崇拜）的产物和佐证。我们分别来分析两卦。
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目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乾为阳，这一卦说的是从初次闪电（春分）之前到最末一次闪电（秋分）期间的季节变化与农事的关系。“初九，潜龙，勿用”，阳气初动，但还没有出现闪电之前，不可进行农事活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天气再暖，阳气发动，闪电出现在田间，这时候就可以进行农事活动了，大约是开始播种，但先民的生产是集体劳动，要有“大人”的领导和带领，所以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天气更暖，农事亦更忙，所有的劳动者“君子”（不一定总是包括“大人”）都要更加勤勉地工作，甚至晚上都要保持警醒，虽然很劳累，但对身体不会有伤害。“九四，或跃在渊，无咎”，此爻有两解，天气更热，正当甚夏，渊上空出现闪电，先民以为异，其实无咎；或者，天气甚热，正当酷暑，有人跳到水塘中以降温避暑，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后说似更妥当。“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盛夏之后，大约庄稼成熟，已到收获季节了，“大人”于是乎要来指导并收取禾稼。上古时代，先民的劳动所获大约都由各族首领集中存放，统一管理和消费。“上九，亢龙，有悔。”，阳极而衰，最后的……一次闪电意味着秋天即将来临，“悔”可按音通“回”，龙要回去了。“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这是对全卦的总结，从初九的“潜龙”到上九的“亢龙”，是谓“群龙”，“潜龙”是未见之龙，故日“无首”，这群龙显现之际。正是生产、收获之时，故日吉。
《易传·文言》中还保留着这种上古历法的消息。《文言》说：“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高亨正确地指出《文言》的这一段话是以天道四时的变化释各爻爻辞，但他以为乾卦包括了全年的天道变化则是不正确的。[13]一卦实际上只说明了从春分前后第一次闪电开始，天气渐热，到秋分前后的最后一次闪电大约半年多的季节变化与农事活动的关系。从“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这几句对闪电的位置的描述来看，闪电的位置由低到高，（“亢”字高先生释为“池”，“亢龙”为池中之龙，愚以为非是，应为高处之龙。）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从春到秋，尤其是盛夏以后，云气渐少而愈高，最后的闪电一般出现在较高远的天空，似有回返之象，故日“亢龙有悔”也。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
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初六：覆霜，坚冰至。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六五：黄裳，元吉。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用六：利永贞。
坤为阴，为寒，这一卦讲的是从收获之后到第二年春分之际再次出现闪电之前的天道变化与先民的社会生活。坤卦的卦辞大约是讲一个故事，收获季节之后有人骑马出行，大约是进行部族之间的物品交易，起先迷了路，后来终于到了要去的部落那里，受到款待并顺利完成交易。“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可有两种理解，“朋”可理解为“朋友”，也可理解为最初始的货币，都是具体说明出行过程中发生的某事，无关宏旨。从卦辞推断，不同部落先民之间的交换是在收获季节之后但还不是很冷的时节进行的，当与当时的生活实际相一致。
爻辞接下来讲天气的变化，“初六，履霜，坚冰至。”寒气下降，凝而为霜，霜之出现，表示坚冰将至，此爻很确定。最模糊的是第二爻“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各注家众说纷纭。高亨释“直”为“持”，释“方”为“并船”，疑“大”为衍文，意为：人坐并舟渡河，故舟不易倾覆，虽不熟练于操舟技术，亦无不利。闻一多则以为：“方”谓方国，古“直”“省”同字，直方疑即省方……省方犹后世之巡狩，其事劳民耗财，不宜常行，故日不习无不利。两说均颇为牵强，吾以为非是。应把此爻理解为天道节令变化，联系上爻“覆霜，坚冰至”，寒气更甚之后，江河封冻，“直方大”者，水上之冰也。冰既“直方大”，走在上面当然不习惯，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最多摔一跤，是为“不习，无不利”。从这一句来看，当时冬天的气温似乎并不高，因为水面结冰很厚。
“六三，含章可贞。或今王事，无成有终”，高亨释“含”与戡同，很对，但释“章”为商，“含章”为“戡商”，认为在讲武王克商之事，吾以为不妥。武王克商的事，对周易古经来说，至为晚出。而乾坤两卦。高亨前已说明应起源于文明初曙时代，故不合。如果释“章”为兽，“含章”为“戡兽”，亦即狩猎，则正合时令。隆冬时节，冰雪满天，正是狩猎的好时节。后面两句实际上已经提示了这一点，“或从王事，无成有终”，上古专家时代王者之事，无非农事与狩猎，战争是例外的情况，如果能和王一起狩猎，有成无成总归是好事，但如果以此爻为武王克商之事，则不应“无成”。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但隆冬时节，总不能老在外面奔走，狩猎结束之后，呆在家里，行囊无所用，是以“括囊”，当然无咎无誉。“六五，黄裳，元吉”，黄是美丽之色，黄裳即美丽的衣裳。《礼记·檀弓》所谓“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周易古经最终成文于周初，故日“黄裳”。这爻讲的大概相当于现在过年的事，收获已很久，交换货品已毕，狩猎亦已归来，休息一段时间，准备过年，以慰一年之劳苦，当然要穿上最美丽的“黄裳”。“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春节过后，阳气发动，春雷又响，闪电出现，新的一年又开始了。
由此观之，乾坤两卦分明讲的是中原先民根据闪电的出现与否对一年天道变化与农事关系的大致安排，是上古龙崇拜的产物，实不失为上古社会的一部简单而实用的历法。
注释：
[1]《史记·夏本纪》云：“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伟《夏小正》。”
[2]顾颉刚、刘起舒：《尚书<甘誓>校释译论》，《中国史研究》，1979年1期。
[3]钱玉琮：《从春秋到明清的历法沿革》，《历史研究》，1960年3期。
[4]钱玉琮：《从春秋到明清的历法沿革》，《历史研究》，1960年3期。
[5]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
[6]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683页。
[7]郑蕙生：《殷正建未说》，《史学月刊》，1984年1期。
[8]郑蕙生：《殷正建未说》，《史学月刊》，1984年1期。
[9]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7年，244页。
[10]高亨：《周易古经通论，周易琐语》，齐鲁书社，1976年。
[11]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三联书店，1996年，76页。
[12]高亨：《周易杂论》，齐鲁书社，1976年，14页，。
[13]这里及以下所引高亨注易，见高亨《周易大专今注》之《乾》、《坤》，齐鲁书社，197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