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张邦杰从西北畜牧兽医学院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跟著名专家蒋次升教授专攻兽医内科诊断学。先后发表了《发酵粉对马大肠阻塞（结症）的疗效》《牛瓣注射在临床上的应用》《马疝痛的血液检查》三篇论文。据兽医内科专家称：“目前仍沿用的这些治疗方法，就是邦杰在50年代首先在国内推广应用的”。该项研究成果，当时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继之，又研究中兽医关于起卧症（马疝痛）防治，写出了长篇研究报告。1960年，主编出版了《家畜诊断学》一书。成为当时农业高等院校的优秀统编教材。同时，出版了他编著的《兽医临床检验手册》。1961年至1962年，组织教研组同志开展了牛前胃疾病的研究，迅速取得成效。特别是经他首次介绍的瘤尾纤毛虫检查法，至今仍列为常规检查法之一。他深入教学和科研第一线，对牛前胃疾病和天祝犊牛肺炎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相继发表了《天祝犊牛拉稀的治疗经验》《牛的前胃疾病研究概况》《82例牛肠卡他的治疗分析》《天祝牛肺炎（地方性肺炎）的调查报告》《天祝犊牛肺炎的临床观察及治疗经验》等10多篇重要论文，对牛前胃和肺炎疾病的研究治疗，作出了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受到错误审查和批判。1966年7月3日深夜，自缢身亡。1985年6月17日，甘肃农大党委为张邦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安佑天
安佑天（1923～1969），又名安中，字孚民。民勤县大坝乡文化一村人。民国34年（1945）夏，从武威青云中学（高中）毕业，考入西北师范学院教育系。民国35年（1946），北京师范大学恢复。他幼年丧父，完全靠孤寡老母及叔父、亲友等竭力支持，暂时无力去京求学，因之申请休学一年，远去新疆乌鲁木齐，在两个中学当兼课教师，积蓄学费。民国36年（1947）暑假，去北师大复学。到北京后，在地下党领导的学生民主运动影响下，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热爱共产党，倾向革命，积极参加学生民主运动。经过一定的斗争考验，于1948年5月，经谢怀琅（陈坷）等人介绍，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做地下党工作期间，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同年8月，国民党军警包围北京各大学，搜捕共产党员。安佑天在当时平津铁路局北平车站警察所长马中清的保护下，逃出学校，离开北京，到天津杨柳青车站下车后，化装进入解放区。
京津地区解放后，安佑天先后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天津分校干事、华大二部组教科员、天津行政干校和华北行政委员会工业干部学校团总支书记、教研室副主任、主任等职。1954年，调国家基建战线，先任建筑工业部部长办公室、秘书室秘书，办公厅研究室研究员、组长、政策研究室综合处副处长，后调任国家建委政策研究室副处长。“文化大革命”中，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惨遭迫害，于1969年3月28日晚，跳楼自杀。年仅45岁。
刘尔能
刘尔能（1929～2001），男，古浪县横梁乡条子沟村人，初中文化。1949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中泉乡、古浪土改法庭工作。1952年5月至1955年7月担任古浪县第一区副区长。
1955年8月至1964年5月，任古浪县委、天祝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部长。1964年6月至10月，任古浪县副县长。1966年至1970年任武威地区农田建设规划队队长，1971年至1983年9月，在武威县先后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县政府县长、县委书记等职务。1983年10月至1990年任武威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
他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上，多有建树。先后负责修建了古浪县曹家湖水库、大靖峡水库、永昌县西大河水库，武威县西营水库、南营水库和渠系配套工程建设等，深得人民拥戴，被誉为“土水利专家”。1977年被选为甘肃省先进水利工作者代表，参加了全国先进水利工作者代表会议。《人民日报》报导了他兴修水利的事迹。
郝关中
郝关中（1934～1994），甘肃省武威市人。上学时胸怀抱负，勤奋好学。参加工作后，先后在西北民族学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自治区文联工作。历任助教、讲师、译审、客座教授、《新疆民族文学》副主编等。他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委员、文联委员、古典文学学会副主席，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西北民族学院客座教授、国家级优秀专家、著名翻译家。1994年10月28日因病在乌鲁木齐逝世，享年60岁。
郝关中在任教期间，教学认真负责，学风严谨，关心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新疆各民族培养了一批教学、研究、翻译和其他人才。翻译介绍了许多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尔、乌孜别克等民族的古今优秀文学作品，主要有《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辞典》《乌古斯传》《哈密密木卡姆》等古典文学、民间文学名著；还有铁依甫江、克力木、霍加等维吾尔族当代著名诗人的作品。与别人合作，将《红楼梦》《聊斋志异》《离骚》等汉族古典文学名著翻译介绍给新疆各族人民，为我国各民族文学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先后参与《文学译丛》《新疆民间文学研究》《新疆民族文学》等刊物的编辑，编发了大量优秀作品。
在民族团结方面，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与各民族知识分子谈心、交心、交朋友，用自己的笔和行动架起了民族团结的桥梁，为祖国民族大家庭的繁荣昌盛辛勤劳作，献计献策，被推选为自治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自治区五届、六届、七届政协委员。
二、客籍人物
牛载坤
牛载坤（1886～1934），字厚泽，甘肃临洮县西乡八松庄（今属康乐县）人。7岁就学塾师。天资聪颖，19岁即应童子试，名列前茅。1902年赴兰州考入文高等学堂。1908年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学习测绘。1912年8月京师大学堂毕业后，走上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
1913年，他邀集同仁，筹募资金，在家乡八松庄办起了“树风学校”，并在八松庄周围办起了16所风化小学，以方便适龄儿童就地上学。民国5年（1916），任甘肃省教育会长，在全省设立师范学校9所，使甘肃国民教育长足发展。民国6年（1917），筹办手工传习所，开启甘肃工业教育的先河。后赴日本考察实业教育。回国后，恢复停办的“甘肃织呢局”，同时改名为“甘肃织呢公司”。织呢公司生产的毛呢和毯子曾风行一时。民国10年（1921），再次赴日考察，回国后创办“陇右公学”。继而筹办甘肃省银行，任协理。民国14年（1925），辞去银行协理职务，回家乡办理农田水利工程。
牛载坤在兰州兴办实业和在家乡临洮创办教育，成绩卓著。后靖远、民勤两县县任出缺。他遂毅然选择地处边远、偏僻贫瘠的民勤。
民国22年（1933）6月，抵达民勤，下车伊始，即走访各界人士和地方父老，察民疾苦。
民勤雨量稀少，气候干旱，水源缺乏，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百姓十分穷困，衣不蔽体，卖儿鬻女，多所常见。对百姓的甘苦，他深深的印在脑中。县府的“倒仓粮”，向来都被一些贪官私吞。但牛载坤颗粒不取，悉数用来举办公益事业。当地产粮不足，向来由武威一带粜进。粮价稍有波动，群众莫不叫苦连天。他倡办义仓，粮价低廉时，组织骆驼队运进粮食，大量存仓。青黄不接时，原价卖出，使贫苦农民避免了粮商的盘剥。
民勤“十地九沙，非灌不殖”，故水利之兴，为民勤农务之急。载坤莅任后，带领群众疏浚原有水道，大兴河水之利。看到农民用斡杆漏斗提取地下水灌田困难，便从兰州聘来能工巧匠，大量制造“木刮子”（一种木制的畜力牵引汲水机械），利用畜力汲水灌田。他召集地方有丰富经验的老农献计献策，制定了造林计划，设立了苗圃，专门育苗。还向民间收买各种树苗，从其他地区购买大量槐、榆树种，分发各乡和城周围栽植，积极进行绿化。东关水车园一带，最为显著，树木葱茏，郁郁成荫。
民勤原先无一所中学，小学亦寥寥无几，且师资缺乏。牛载坤利用“杜公祠”为校舍，创办“师范讲习所”一处（后改为民中），培养师资，普及国民教育，提高民众文化水平。并据地方需要，分区增设完全小学数所，于是全县学生倍增，文化程度日渐提高，使民勤教育蒸蒸日上，气象一新。
民勤毗连沙漠，牧业较为发达。所产驼毛、羊毛除群众絮制衣被外，多为外商收购牟利，不能就地加工制成商品以获实惠。他积极倡导创办“毛业传习所”。聘用技工，购买机器，并亲自手把手地给毛业传习所工徒传授纺捻驼、羊毛线的技术。生产出毛褐、毛毡、毛衣、毛裤、围巾、毛袜、手套等毛织品。虽然质地较粗，但坚实耐用，风行一时。毛业传习所后来发展成为职业学校和惠民工厂。他还将在兰州“惟救工厂”生产的脚踏纺线车带来，让木工大量仿制，推广民间，进行毛织品生产。
民勤街衢窄狭，乡村道路更多崎岖。他组织民众大加修筑，将阻碍交通的文庙凸出部分拆除，使东西大街笔直畅通，不但行走方便，而且整齐美观。并发动群众从县城到柳湖镇修筑了一条马路，长达数百里，便利了湖区和县城之间的交通。
民勤天花盛行，危害人民健康。他托人从兰州采购牛痘苗，亲自动手示范，给群众接种。看到妇女普遍缠足，每到一地，就积极宣传，号召放足，广大妇女颇多响应，解除痛苦。
他为民勤人民事业，动员在兰州的亲友子侄为之奔波，请教师、购树种、办医药，举家全力以赴。他待人热情真诚。倘部下渎职枉为，严加训斥，决不姑息。全县士绅，咸敬畏之。他以清廉自持，如因公赴乡，百姓款以淡饭，亦必如价以偿。
他在民勤任职期间，由于爱民心切，办事认真，领导有方，措施得力，不满一年，就显出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生机。
1934年6月，牛载坤请假回故里安葬其父。在武威等候了几天，因有人作梗，买不到汽车票。不得已，便雇马车起程。6月5日凌晨，车经皋兰境内哈家嘴，突然遭到暴徒的狙击，身中四弹而亡，时年48岁。
载坤遇难后，行旅把噩耗带到兰州。家人当即报告。当局派汽车把遗体连夜运到兰州，厝于荣光寺。邓宝珊将军前来吊唁，深表惋惜，说：“牛先生太迂了（指刚直不阿，嫉恶如仇），忠厚有余，而应变不足”。在荣光寺举行追悼会时，各界人士纷纷前往吊唁，深表敬仰与哀痛。民勤人民闻耗后，哀哀恸哭。为纪念他的德绩，集资修建了一座牌坊，额题“甘棠遗爱”。
康陶然
康陶然（生卒年不详），四川人。清末举人。民国四年（1915）任武威县县长。到任后，“勤求民瘼，无微弗至。”这时，军事方面的文件纷纷下达，社会上谣传四起。陶然“缮城垣，办商团，修理四城门扇，木工铁工，焕然一新。”
城西三十里的莲花山上，端阳节游人如织。陶然约商会会长王佑之、赵小峰去游览，登上峰颠的金顶塔旁，陶然向县境内望很久很久，感叹道：“方今赤日炎炎，旱魅为虐，百姓的庄稼都躺倒了。眼前的冯良寨属更名地，苗既枯死，赋税尤其繁重，人民如何生活？”王、赵惊问：“‘更名地’是什么？”陶然具实相告。
武威田制有三种：一是科地，二是屯地，三是更名地。交纳赋税，屯地是科地的两倍，更名地是屯地的两倍。科地、屯地先不说。这更名地就是明朝时王（肃王朱）、吴（允诚）、宋（晟）府的土地，这些贵族把他们占有的土地租给贫苦农民去种，免除一切徭役，享受某些特权，而地租很高，每亩纳租三四斗至四五斗不等。明亡，清朝以租作赋，去掉王、吴、宋府的名称，这些土地归原佃户永为已有。原来给王、吴、宋府交纳的地租变成了给国家交纳的赋税。这些农民的祖先初种王、吴、宋府的土地时，土地质量无差别，都是上等好地；而到了清代，几百年过去了，土质肥瘠发生了变化，且把原来的地租变成赋税，农民负担太重，正常年景都无法生活，“一遇凶歉，以冻馁死，以敲扑死，以转徒流离死，鸿鼠泣，惨不忍闻。”光绪（1875～1908）年间，乡贤李云章（铭汉）与甘凉道道员龙锡庆前后数次上书，请议除更名粮，最终因为户部不批准，乃作罢。云章先生将此重任交给了嗣子李叔坚（于锴）去完成。
康陶然说：“近读《政府公报》刊登湖北省的‘军帮粮’，我认为其性质与更名粮一样。他们能革除‘军帮粮’，我就不能革除更名粮吗？我身为武威县长，这件事责任在我，我不办，再依靠谁呢？我曾听说李叔坚几代人对此事引以为憾。我回去要同他商量，拿出办法。”
陶然向李叔坚提出拟革除更名粮事，叔坚再三称赞，并拿出他父亲云章先生的遗稿给陶然看。按照行文程序，地方人士、社会贤达联名给县长上书。陶然又详细补充了数百年来更名粮给百姓造成的灾难，上报省府。其时，安徽张广建任甘肃督抚，陕西雷多寿任甘肃财政厅长，他二人素知康陶然“非市惠者流”，委派杨廷勋复查。杨君也是清廉的人，深入基层，认真办理。查更名地过去分上、中、下三等，以屯地上、中、下三等为例，上等地每亩纳粮5升5合，中等地3升，下等地1升5合。据此造出清册呈报，省府请示中央同意，武威县更名地除应征粮外，共豁免正耗粮1800石有余。武威六渠更名地户在雷台清廉祠，给康公塑肖像，“祝长生禄位于无穷”。（《康公生祠记》）
杨隆凯
杨隆凯（1918～1990），原名丰林，陕西省志丹县人，中共党员。1935年参加革命，担任过区长、区委书记。1947年11月转入部队工作，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四军十师供给部财经工作队队长、政治部民运工作队队长等职。1949年9月13日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古浪，并奉命率领二十多名部队留守干部接管古浪县旧政权。于9月17日组建成古浪县人民政府和区乡政权，并担任县长。在职期间，坚持原则，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带领全县人民肃清了反动残余武装和匪特，迅速恢复了生产，稳定了社会秩序；组织和领导了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了力量。后任武威县、民乐县县委书记，张掖地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等职。
耿尚俊
耿尚俊（1919～1968），甘肃省镇原县人。中共党员。1939年8月参加革命，在八路军、解放军中先后任战士、会计、司务长、经济副官、行政副官，专业到地方后曾任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县长、地委统战部副部长。1956年调天祝县工作，至1958年12月任县委书记，期间从1957年1月至1959年2月兼任县总工会主席。1958年12月至1960年3月任县委书记处书记，1960年4月至1961年10月因“右倾”下放劳动，1961年11月至1966年5月任县委书记，1962年2月至1966年兼任武装部第一政委、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斗，1968年8月31日在朱岔公社巡回批斗中，因马车翻车致死。1978年1月平反昭雪。
耿尚俊，1945年在大生产运动中被评为劳动模范、劳动英雄，扶风战役中荣立战功。在天祝工作期间，坚持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团结民族宗教界中上层人士，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天祝的各项事业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