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底，1980年初，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文坛复苏，思想解放运动席卷全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让人们从被禁锢的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我写出了一组诗《鸟儿们的歌》，我以第一人称的写法自道各种不同鸟儿的习性，歌颂敢于从地面上第一个起飞的始祖鸟，鞭挞只会学舌的鹦鹉鸟和久居笼中不愿也不敢飞出笼子，在笼子被砸碎的时刻，犹豫是飞向森林、飞向云霄呢，还是把新的笼子寻找的笼中鸟……把人的灵魂装在各式各样的鸟儿的胸膛里。这是我在改革开放之初思考的艺术果实。我把这组诗交给了阿红同志，他当时担任着编辑部副主任，他给予我极大的支持和鼓励。他说，这组诗编好后，得到了范程主编的认可和称赞。组诗《鸟儿们的歌》发表在1980年5月号《鸭绿江》上，果然受到各方的好评，先后有谢冕、王向峰、邓荫柯、金河、晓凡、高洪波、王颖、徐光荣等著文评论，臧克家、李瑛、方冰、李松涛、浩然等许多作家和诗人也写来祝贺和鼓励的信件。这组诗及后来陆续发表出来的续篇，成为我诗歌创作的里程碑式的代表作。这组诗获得了1980年《鸭绿江》文学奖，记得颁奖会是在“安乐窝”即沈阳迎宾馆举行的，每个获奖作者给了100元的奖金。这年鸭绿江文学奖同时获奖的有蒋子龙、金河、李惠文、邓洪文等人的小说，有刘元举、李宏林等人的报告文学，还有厉风等人的诗歌。就在这次会议午餐的时候，我挨着范程先生坐着，他特为表扬了我这组诗，说他当时读到的时候，有清风拂面之感。他夸赞说这是我诗歌创作有别于以前的划时代的作品。他同时也尖锐地善意地批评我在后来其他报刊发表的《鸟儿们的歌》的续篇里，质量参差不齐，很少看到像《鸭绿江》上那组诗里的那么好了。我当即感谢他的指点，并表示争取以后写出更好的诗作来报答《鸭绿江》对我的关怀和支持。
1986年，全军组织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写自己战区的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要组织出版一套由邓小平题写总名为“当代军人风貌”的丛书。我们军区集中了专业和部分业余文学创作骨干，采写了东北军营的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并且在大连军人俱乐部招待所集中改稿，完成每个大单位一本书的创作。这年的12月，我从大连返回沈阳的当天晚上，《鸭绿江》杂志的刘元举和刁斗两位年轻的编辑就到我家来索稿，他们说范程主编和于成全副主编让他们向我约稿，他们知道我写了一篇《月有阴晴圆缺》的稿子，有两三万字，当晚就把手稿拿走了。后来发表在次年的2月号刊物上了。
在这之后，我在省作协的理事会上见到了范程先生，我主动说起这次紧急约稿的事儿。他笑了，说就是希望多发一些军区作家的作品，因为他觉得军区作家们写的稿子，都是经过打磨的，调子会更好一些，在刊物特别需要稿子的时候能救急。
如今，范程先生远离了我们。可是他那淳淳长者之风，他那瘦削、苍白的脸，他那温文尔雅的谈吐，仍然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将永远怀念这位以自己的心血哺育和栽培文学幼苗，以自己的汗水浇灌辽宁文学园地的辛勤而有作为的伟大园丁！
寄柬毕增光
隆冬的一天，诗兄徐光荣张罗几位数十年前就在一起切磋诗歌创作的老友解明、刘镇、关维国等聚会，其中就有毕增光。为了这次聚会，我特为翻找出近五十年前写在本子上的给毕增光的一封信的底稿，信是这样写的：
“敬爱的毕增光同志：
自从八月十三日您回信以后，再也没有通信来往，这期间我以为您已离开沈阳，但我在报纸上经常看到您的作品，因此我确信您仍在化学厂工作。”
“那次与您会见时您叮嘱我的话，时常在我的耳边廻响，由于您的帮助指导，我写的一篇支持阿拉伯民族运动的诗稿在8月17日《辽宁日报》上发表了，以‘少先队员’的名义，题为《给阿拉伯小朋友》，想您已经看过了。无疑这与您的帮助是不可分离的……”
下面我汇报了我们沈阳22中学组成一个营响应市委号召到开原县八宝乡支农深翻劳动的情况，“由于我不注意，近几天闹病，手肿起红线，”“在我们这里，有许多值得写的。”“我们连是卫星连，我们排是火箭排，我所在的班也是卫星班，惭愧的是，我不是深翻能手……”我把这个保存了近半个世纪的小本子带到了诗友聚会的地方，请毕增光看了。徐光荣感慨地对毕增光说：“当时世宗多重视你呀，写信都要先打草稿。”
是啊，我认识毕增光时还是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当时他可是个大名人，经常在报刊上发表诗文，我曾在新华书店买到1958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毕增光、晓凡、高东昶合著的诗集《春天的颂歌》。还曾读到他们在《文学青年》刊物上向全国业余作者发出的写作大跃进的倡议书。我曾冒昧地给毕增光写信，他不仅很快回了信，还邀我到他所在的化学厂即现在的味精厂做客，在他厂子里，他领我参观味精和酱油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还让我结识了厂文学小组的另两位长兄乔魁才和林占琢。他告诉我只要肯比别人多珍惜时间，就会比别人有更大的收获。我在他那儿第一次看到作家亲笔签赠的书是谢廷宇先生送给他的《雾夜紫灯》。
毕增光后来把主要精力用到了味精生产的研究上，成为厂的副总工程师，并写出了有关味精的多篇论文，淡出了诗界。他是我在文学圈儿结识的第一人。他能给一个爱好文学的普通学生认真回函令我大为感动。这也是多年来，我收到军内外业余作者的信件、稿件都要认真一一回复的一个榜样。我一直牢记着我自己当时盼望毕增光回信和收到他回信的心情……
诗兄关维国
在我习诗的路上，曾得到许多喜爱诗歌兄长的帮助和指导。最难忘的是我入伍前的那段学生生活期间，曾得到家乡沈阳特别是铁西区的诗兄们的教诲。这里面除了解明和阿红几位当编辑的老师和做群众文化工作的张忠和老师之外，就是晓凡、刘镇、毕增光、岸冈、王占喜、徐光荣、关维国、于路等一些常写诗的老哥儿，他们多是工厂第一线的工人，他们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引导着我在学诗的路上前行。
在这篇回忆性质的文章中，我可能要费些文字来记述我和维国兄之间的往来，因为我有太多的话要说。
我在1962年2月18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虔诚的诗友给予我最大的欣慰，收到电缆厂党委业余作者关维国充满诗情诗意、洋溢着友好和战斗乐观气息的信。”当时我在沈阳第二师范学校读书，是在校的学生。
我想把这封信照抄在下面，可见当时一个较为成熟的诗歌作者如何热心地支持和鼓舞一个幼稚的诗友的：
“世宗同学：
二月十日瑞雪纷飞，梨花乱落，在这令人欣喜欲狂的时刻，荣幸地接到你那充满友谊、饱含热情、夹着春意的信。对我来说，真可谓双喜齐至，禁不住手舞之、足蹈之。
信，使我了解了一位朝气蓬勃、乐观向上、有着伟大抱负的战士，这正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所具有的鲜明特色。因此，诚愿交你这样一位朋友。
小胡，你是一位正在‘中文班’学习的学生，懂得不少文艺理论，掌握了一些文艺特点和驾驭文字的技术。这就为你的创作搭起了一座桥。走过这座桥，去接触实际生活，扩大视野，加上勤奋苦练，我深信，你在创作上将有可喜的收获。
我是一个极普通的公民，仅念过三年书，赖于党的关注和培养，同志的指教，写了为数不少的习作，其中成功者寥若晨星，失败者数以千计。所谓成功者也无过人之处，都是一些十分粗糙的东西，加以归纳，经过思维，然后喊出来，而且喊得很不响，没能充分地表现出我们这个瞬息万变的伟大时代。
我这个无成就的习作者，竟然被你看得高不可攀，十分了不起。这真使我感到吃惊。然而，这都是很中肯的批评。这说明我在社交上，在待人接物上，给人一种不热情的印象，甚至被看成是一种高傲的表现。今后一定注意。
你在信中对我的褒奖虽然过分，但却给我一种真诚的感觉。因而，我觉得那对我是个有力的鞭策。为此，我决心向高手看齐，打破旧框框，跳出旧圈子，集众家之长，补个人之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经过十年或更长的时间的努力，争取成为文艺战钱上的一名小卒，尽情地歌唱伟大的党、英明的领袖、勤劳的人民、可爱的祖国。能否唱得动听，唱得美妙，还有赖于你这样具有一定文艺理论水平的朋友给予帮助，愿我们之间多来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两句古话作为你我的座右铭吧！
晧月当空，春风荡荡，夜深了。我灯下草草写了这封前词不搭后语的信。请海涵。”
这可能是我找到的维国兄写给我的最早的一封信了。
一个月后，我出席区文化馆举办的牟崇民的电影欣赏讲座，我就坐在于路和关维国的中间，关维国把他的新近诗作拿给大家看，我见他在形式上有所变化，已不再是五言七言的了。乔魁才把他一首新写的诗《春播》也用了新诗的体裁，岸冈新写了三首儿歌，让大家推敲。特别是《鸭大姐》那首，关维国执笔大家修改，等于重新写了一首。关维国提到省作协开会，路地同志到场，路地传诵了毛泽东主席新写的《卜算子·咏梅》尚未公开发表，在从北京作协透露出来的，大家从这首词谈到陈毅元帅的《冬夜杂咏》，欢唠了一阵子。讲座结束已是晚八点多了，大家一块出来，于路约我周日到关维国所在的电缆厂参观，关维国作为东道主表示欢迎。他盛情约我们星期天下午去。他说他在电缆厂却写不出电缆的诗来，也许因为司空见惯了。省委宣传部的文菲多次让他写，结果都不很成功。诗人刘文玉到他们厂参观，他陪同，文玉看到电缆装卸台说：“应该写。”看到铝线堆成的山峦说：“应该写。”至今还没有写出来。大家说，自己太熟悉的生活有时候也并不好写，不知为什么。关维国说他到鞍钢去很激动，到北京去也很激动，但写出来的东西仍很一般，连自己这关也过不去。关维国告诉我他家在和平里2号，他邀我去他家玩儿。
那时沈阳和铁西市区的诗歌活动很频繁，真正很活跃。记得我和关维国、徐光荣、王占喜、冯幽君等参加晓凡、刘镇诗的座谈会，维国兄都是重点发言者之一。记得1962年4月13日参加了晓凡诗的座谈后，我和于路、关维国、乔魁才、岸冈、王占喜等一路归来，敞怀畅谈，无拘无束。关维国总是信息灵通，他告诉我们，沈阳日报的解明外出了，几天后才能回来。外出前编好了几百行诗放在那儿，可供刊用，尽管放心地走。
记得1962年4月22日是一个星期天，我和诗兄于路应邀去参观电缆厂，在传达室，用电话找到电缆车间的业余作者张广全，他到传达室来接我们，不好使，门卫不让进，最后还是在厂党委工作的关维国把我们两个没有任何介绍信的不速之客领进了厂门。在党委办公室，他让我们坐在皮椅子上，给我们倒水喝。
我是一个学生，对于了解火热的陌生的工厂生活有着浓厚的兴趣，高大的厂房，成排的天窗，轻妙的乐曲，鲜艳的红旗，令我惊奇，令我感动。我看到车间里几个年轻的工人在编写大黑板报，写得画得都很有水平，我在学校是编校刊的，但自愧不如。我对关维国说：“你们厂子人真齐全，干什么的都有。真行！”他笑着回答我：“工厂工人的智慧和天才无穷无尽，哪个厂子都一样。”关维国热心地陪同我们参观，边参观边讲解，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几天后我草写了包括有《电缆红旗》、《车间宣传员》、《车间门外》等诗的一组小诗，我兴奋地带着诗稿到关维国家求教。
我赶到关维国家时，他还没有回来。他妻子在收拾饭桌，地面上零散着鱼刺。她把我让到屋里，坐在炕沿上。我环视这敞亮而朴素的屋子，显眼的是书橱、书柜和收音机、奖状。两岁的小女孩，没有接到爸爸，失望地扶着墙回屋了。大嫂逗好：“燕儿，你看谁来了？”小丫头盯着我，不做声。我拍手招呼她，仍鹤立不动，我走过去伸手抱她，她一下子哭了起来，这孩子认生。大嫂与邻居一女人讲话：“今天领鱼，我就炖了，我和燕儿娘儿俩吃个鱼头、一个鱼尾，给他留两段鱼肉，能占一大半还多。人家是在外边的嘛！”话中充满了对丈夫的爱和做妻子的贤惠。
那一天关维国是哼着小曲进家门的，他只顾热情地与我交谈，连饭也不去吃，我劝他吃了饭再谈，他不听，说：“习惯了。”他看了我写电缆厂和几首诗，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我感到身边有这样一位质朴的诗兄而感到幸运。我与他谈到晚上7点半，他一直送我到兴顺街九路的头上。他说他的活动很多，《文艺红旗》一月一次活动，文联学习一个月一到两回，厂里文联也有活动，还有区文化馆的活动。他说他打算在“五一”节休息时到盖平看看。
我是1962年6月28日接到入伍通知书的。第二天，关维国就送给我一个红漆布封皮的冠名为“美丽祖国”的非常漂亮的大本子，上面有金色的钢印显眼的“沈阳日报赠”几个大字，他在扉页上写着“赠言”：“拿起武器，保卫祖国，保卫党，保卫三面红旗，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挥动饱蘸激情的大笔，歌颂祖国，歌颂党，歌颂三面红旗，歌颂工农兵！”落款是“同志关维国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在6月30日那天晚上，关维国和徐光荣、于路、乔魁才、岸冈、郎恩才、王占喜几位诗兄，为欢送我光荣入伍特为到铁西先锋照相馆照合影，人家闭店了。我们又到秋林照相馆，人家也闭店了，我们和店主说明了情况，他开了门给照了一张合影。
我把维国兄赠送的本子带到了军营，不到一年，这个本子就写满了我在部队创作的诗歌。我报答不完维国兄和各位诗兄对我的关爱。
在连队生活的日子里，我仍能收到维国兄的信函，还曾收到他寄来的他在《诗刊》上发表的组诗《渤海行》。
像许多热爱文学的兄长一样，维国兄人生和创作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他经历了风霜和雨雪，饱尝了快乐和忧愁，也历练了自己的肝胆与意志。如今他的一本用几十年心血凝结成的作品集就要问世了，我除了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以外，就是深切地回顾起当年的一些往事、一些情景、一些感悟，我想维国兄不会淡忘这一切，因为这是我们的来路，这些脚印是那样深刻，是那样清晰，是那样宝贵！
真诚的解明
人皆有感恩之心。每个人对他事业上的启蒙者都是记忆深刻、永难忘怀的。解明之于我，就是这样的将会让我铭记终身并感激终身的一位老师。
我在学生时代，曾多次在沈阳市铁西区文化馆举办的诗歌讲座上聆听过解明老师的讲课，也曾多次在市、区的诗歌创作座谈会上，聆听过他的发言。那一幕幕，印象是鲜明而深刻的，记忆是幸福而又甜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