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罗门离开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维也纳分支失去了真正的头领，事务由经理们和干事们处理着。之后，所罗门当时49岁的大儿子安塞姆经常到维也纳访问，虽然他是奥地利驻法兰克福的总领事，他却掌管着业务，常常往来于两座城市。当奥地利时局回转时，老梅特涅重新回去了，这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重拾在维也纳的地位变得更加轻松。家族的财富丝毫未损。社会和国家仍需要他们的金钱；重返权位的贵族们与国王关系紧密。在梅特涅时期的旧人脉现在又重新回来了，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很快重新建立了自己先前的尊贵地位。
当詹姆斯从维也纳回到巴黎时，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正等着他。他的反对派们成功取得了他在路易斯·拿破仑身边的地位，而路易斯对金融事务是一窍不通，他们正冒险要将整个法国的金融权势从罗斯柴尔德家族手中夺走。他们计划寻找一个实力强大的竞争银行，关键的一点是——这样一来，福德、皮埃尔以及他们的帮派就能在其中担当主要领导。角色被巧妙地转换了。这些天资聪颖、认真勤勉而又有着无限精力的皮埃尔们，他们是被罗斯柴尔德培养出来的，现在很显然要成为奠基人了。阿基里斯·福德远远地站在一边，这样他就能掌控全国的权力，但他和新统治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和影响力足以使他对这项冒险做出不凡的贡献。凭着国家统治者的支持，他们希望着自己的业务能够成功。
福德提议所有必需的贷款都应以小额面值直接向公众发行，以此来逃脱罗斯柴尔德的插手而赢得了能独立于罗斯柴尔德这个美好前景的统治。
这个主意完全赢得了路易斯·拿破仑的心，福德和皮埃尔的希望是如此之高，仿佛他们已经看到了自己统领了全法国的整个信用组织。于是他们希望把罗斯柴尔德完全驱逐出这个领域。
当詹姆斯察觉到了这个危险时，他尽己所能警告共和国的总统，让他睁大自己的眼睛。他给路易斯·拿破仑送去了一份亲笔书写的备忘录，信中他列举出了所有创新将会带来的危险，并预告说这项冒险会带来十分坏的结果。
对于福德来说，要将这一切向路易斯·拿破仑说清都是由于詹姆斯对新的拿破仑王朝建立的敌视所导致的简直是易如反掌。1852年10月20日，记录着新公司的这份备忘录在摩尼特乌（Moniteur）出版了。取名叫“信贷移动者”（Credit Mobilier）。皮埃尔和福德这两兄弟持有大部分股份，每人拥有总价值为四万中的超过11000的股票。路易斯·拿破仑的秘密顾问阿基里斯·福德并没有露面，股份是记在他兄弟别诺特（Benoit）名下的，别诺特是福德和福德-奥鹏海姆（Fould-Oppenheim）银行的领导者。同时参股人还有来自贵族的各位名士，比如雷切滕伯格（Leuchtenberg）公主、戈里拉（Galliera）公爵，还有罗马的托罗尼亚（Torlonia）银行和海涅的叔叔汉堡的所罗门·海涅。总共价值为12万的股票以500法郎的面值发行，这样使得即使是最小的资本家也能参与进来，而他们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法国为拿破仑这个姓氏所狂热。每个人都希望有了新统治者的承诺，他们能长期获得和平和安宁，并且能够轻轻松松地致富。所有人都能轻易买到的股票很显然就是获得这样一个愿望的方式。
在备忘录出版发行一天后，“信贷移动者”就产生了，公民投票八百万支持皇室宪法通过，而反对票仅有25万。11月23日，在“信贷移动者”第一天于交易所上市时，票面价值仅500法郎的证券报价却到了1100，而四天之后涨到了1600。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嘲讽地关注着整个事态的发展，但是内心里却暗藏着担忧。他的警告已然被忽视了。当然他并没有参与到任何交易中去，然而在他心里却已经宣告了一场残酷的战争。他现在意识到，这场竞赛并不简单，因为在这之后的是国家首领的支持，国王在1852年12月2日，以上帝的青睐和人民的意愿宣布成为拿破仑三世、法国国王。
詹姆斯能得到的一些秘密的满足是，早在当年的12月31日，“信贷移动者”的股票报价就仅有875法郎了。这些股票已经和交易所里其他任何股票一样变得高风险，成为了不良投机竞赛的一部分。
不是所有人都被当时的发展所迷惑了的。有人与詹姆斯同时察觉到潜伏在这些金融交易背后的危险。“多亏了这个新的投资，”一位怀疑者对维也纳讽刺地写道，“只要有更多的人投入到巴黎交易所中去，那么就能让这个投机行为获得每一个成功的前景，而不需要一分一毫的钱。”
于是由于有当局者的支持，有新人加入到了金融事务的监控中。不只是福德和皮埃尔，还有一些令人讨厌的成员来到了重要位置上，而这要被商界和新闻界的联手所搞垮了。其中有个特别的人叫朱尔斯·米尔斯（Jules Mires），原来是来自波尔多最底层的穷小子，在那儿他突发奇想要发行一种报纸，这种报纸只报道一些特定的内容，那就是每天列出镇上死亡的人。每一个事例中当事人的死亡病症都被陈述出来，同时还写出他的就诊医生姓名。这使得同界的年轻成员们十分反感，他们支付给米尔斯总共25000法郎让他停止出版这样的报纸。
米尔斯用这些钱移民到了巴黎，在巴黎他建立了同样体系的铁路报纸，取名叫《铁路杂志》（Journal des Chemins-de-fers）。通过真实和伪造两种方式的披露，他不仅吓到了公众，同时也引起了企业的恐慌，他们赶紧付钱让他闭嘴。除此之外，他通过投机活动也积攒了很大财富，这使得他在巴黎迅速获得了主流金融家的地位，与许多其他要人搭上了关系。
为罗马教皇区筹集贷款
新的势力和企业还没能有实力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国外的事业抗争。即使是罗马教皇区，无论谁一旦急需用钱还是向罗斯柴尔德贷款。在拿破仑统治期间，罗马是各种喜剧事件的多发地。人们在意大利希望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皮尔斯九世教皇（Pope Pius IX）能够加入到广泛的对抗奥地利运动中来。然而，他害怕由起义所挑起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广泛的民主区，同时他也犹豫着不敢与奥地利天主教公开敌对。结果使得罗马在11月发生了紧张的一幕，教皇宫殿被暴民围攻，圣父被迫指派激进派为部长。之后基督教的首领秘密伪装逃到了拿破仑地界的戈塔（Gaeta），当罗马共和党在教皇区设立时，他反对任何在罗马发生的暴力事件。
1849年2月20日，皮尔斯九世请求天主教当权者、法国、奥地利、西班牙、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出兵帮助他夺回自己的权力。当时希望获得全世界天主教对他最终帝国计划支持的路易斯·拿破仑，确实派出部队于1849年4月抵达罗马。经过一系列变迁后，法国在7月3日占领了罗马，并且恢复了教皇政府。与此同时，教皇在戈塔处于一个极为可怜的境地，并且急需用钱。这对他的返回非常重要，因为他总不能两手空空地回到首府去吧。教皇于是与一家法国资本家的银行进行洽谈，但很快却得知这个银行家手下的银行并没有足够的可支配资金。于是皮尔斯九世接受提议，再次向罗斯柴尔德家族贷款，即使在革命刚刚席卷过全欧洲这样的情况下，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国际关系仍然稳固，他们依然掌控着相当的资金。
教皇的特使在那不勒斯最终与卡尔·罗斯柴尔德取得了联系，但是卡尔所出的条件使得特使认为完全无法接受。但既然被派出来了，显而易见在贷款没到位之前教皇是无法返回罗马的。卡尔为贷款设定了一个条件，那就是犹太区的大门和围墙应被拆除，犹太人应能自由地在教皇区选择他们认为满意的居住地点，并且所有的犹太人打官司的程序特殊税费以及单独形式都要废止。罗马的犹太人社区干事来到那不勒斯讨论这些要求。卡尔同时还要求以教会的不动产作为抵押保证，因为他的儿子将这笔钱给了那不勒斯的奥地利部长莫里茨·埃斯泰尔哈吉伯爵（Count Moritz Esterhazy），“考虑到如果没有任何现任教皇政府物质或道德的保证，要达成金额如此巨大的一笔交易而没有抵押是很困难的”。
第一类的条件立刻就被教皇拒绝了，他甚至拒绝对这些条件予以考虑。他申明他宁愿遭受无止尽的经济危机，也不愿为了暂时的利益而屈服以招致指责。第二类的条件在戈塔的卡尔·罗斯柴尔德看来很有可能被接受。谈判在那不勒斯热烈地进行着，但是最终卡尔宣布，由于教会当局强烈反对提供抵押，他已经超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条例，在巴黎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将会继续接手谈判。
于是皮尔斯九世直接给法国政府送去了请求，要求他们运用自己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力。当罗马教皇大使将请求转交到时，包括路易斯·拿破仑本人和巴黎内阁都请詹姆斯给予教皇能够接受的条件。詹姆斯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不能失去的太多，因为教皇政府刚刚恢复任职，而他们的权力是由天主教来保证持续的。詹姆斯同时提到了罗马犹太人的愿望，也就是拆除犹太区城墙以及在他们解放进程中的特殊税费和阻碍的问题。
这些条件让教皇感到很不满意，因为他们很显然已经插手到他的管辖区域的内部事务里了。然而，教皇不希望谈判因为这些要求而破裂。于是他告知詹姆斯，他为他同族人所要求的许可已经大范围地实行了，而他的神圣也不会让他对自己现在所处的财政困难而对给予许可能对种族问题产生任何怀疑。随后他给了詹姆斯一份书写保证，由巴黎的教皇特使弗纳里尼（Fornarini）阁下转交，表明圣父对自己区域内的犹太人有着最好的关照，并且特使还向他重申圣父不会不履行自己的诺言的。同时张贴布告，宣布废除犹太区。
最后的困难终于解决了，罗斯柴尔德将资金以十分令人满意的出价放入了教皇财政部里。最后阻碍教皇回到罗马的障碍也解除了。
在这些困难都得到满意解决时，教皇向给他在这段日子提供庇护的那不勒斯国王告了别，在1850年4月12日，他回到了罗马。
于是罗斯柴尔德支付了教皇返程的钱，却没有任何正式的改良他们族人环境的保证，而只是些泛泛的条款。不久之后卡尔·罗斯柴尔德到了罗马，这次他再次听到了十分不幸的消息，别说其他的了，犹太人的生存区并没有任何改善。
和加富尔之间的博弈
除了重新与奥地利建立良好关系外，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常常参与撒丁王国的贷款谈判，而撒丁王国是教皇政府的敌人之一。当时撒丁王国（注：意大利王国的前身）正遭受着战败于奥地利的严峻考验，这使得撒丁王国负债累累，不得不步入国际金融市场成为贷款申请人。
当时银行家尼格拉是撒丁王国的财政部长；虽然仅有一些数额不多的财政捐助，但他却敢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接管国家财政大权。他当时与卡米罗·加富尔伯爵（Count Camillo di Cavour）保持着十分良好的关系，加富尔当时虽然不在任何公共机构任职，但他却已经是议会成员。
甚至在和平条约签订之前，财政部长就已经与罗斯柴尔德联系，问他奥地利将会要求多少数额的战争赔款。但直到战争条约签订以后，他们才正式开始严肃的讨论。詹姆斯从巴黎来到都灵与尼格拉处理事务，同时也与加富尔接触。罗斯柴尔德和加富尔曾经一次共同与尼格拉吃饭。詹姆斯一开始有些怀疑；他询问有关撒丁王国财政的内部安排，直到他确信撒丁王国对自己的事务处理透明有序时，他才更为顺从。
加富尔向罗斯柴尔德表达了下述观点：“他确实对国家事务深感焦虑，他反复告诉我，除了别的事之外，他认为皮埃蒙德州（State of Piedmont）的设立比奥地利有更为坚固的根基。”
通过他兄弟所罗门在维也纳的经历和匈牙利的事件，詹姆斯也认同这样的观点。尼格拉也在没有加富尔的情况下单独与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洽谈，他希望能够尽可能地给意大利的银行家们留下一小笔贷款。加富尔希望能给都灵和日内瓦的银行家拨出1200万，其中一部分他想留给瑞士银行家德拉鲁（de la Rue），这人是他的朋友，并且与他有着密切的生意往来。在1849年10月4日晚上，尼格拉与罗斯柴尔德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只要求能够在这次贷款中给意大利银行家留下6200万贷款中的800万法郎。而对此一无所知的加富尔，在同一天晚上来到罗斯柴尔德那儿请他给德拉鲁60万法郎的债券，或是告知银行家能够对同等数额承保。
“那个老犹太人，”加富尔给德拉鲁写道，“以微笑回复你英明的行动，如果你在都灵和热那亚（Genoa）购买公债要比在巴黎好。我觉得一切进展顺利，直到波姆布里尼（Bombrini）告诉我尼格拉的背叛。在这些情况下，我不可能要求罗斯柴尔德给予更多关照，因为这样会把我推向反对国家最佳利益的角色。我将不会从他那儿获得那些想获得债券而他却不会免费给予任何家族银行的债券。”
“我十分生气，”加富尔接着写道，“我有任何理由相信尼格拉被那个狡猾的老无赖罗斯柴尔德骗了……尼格拉把我排除在谈判之外，只有在签署协议的时候才叫我。我安慰自己说如果我在他的位置上我会做的更好。我想出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将助我们摆脱罗斯柴尔德。我要用它对他的要求进行反击，但是这却无法更改协议的根本，因为那是已经确定了的。尼格拉最大的失误就在他对我们自己银行的贷款实力没有足够的自信……今天早上，一位朗道先生（Herr von Landau）说要代表罗斯柴尔德给我提供公债，而数目‘我想要多少就多少’。就像你所想的，我拒绝了，但是这却让我想到了一个主意，能在欧洲大多内阁中做成生意的方法。”
几天后，贷款最终达成。意大利人民对此相当热衷，财政部长被急于脱手自己钱的乱民们围攻。仅都灵就吸收了超过九百万。
“尼格拉被严厉批评为{光会喊口号的人}（on jette les hauts cris），”加富尔写道，“可怜的人们有着世界上最好的初衷，他们衷心相信着国家将会满足于八百万。我相信，如果债款在这个月第一天公开买卖的话，正如我所设想的，如果伦敦和巴黎也接收买单，那么我们就应该能摆脱罗斯柴尔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