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确实在新的当权者中找到了一些旧日的朋友，而且由于他懂得如何让自己融入到新体制中，并且他无论受何煽动都克制住了自己内心里对奥尔良派的同情，他投机者的天性为他赢得了一些调和的理解。
与此同时，所罗门在奥地利又再次陷入了不安之中。无论在匈牙利、意大利，在波希米亚还是在首都，国王的境况都相当令人沮丧；到处都是叛乱爆发。在7月25日库斯托扎战役中撒丁岛国王查尔斯·艾伯特军队的败北和年老陆军元帅拉德茨基伯爵的胜利，才缓解了这样一种状况。在这段动荡的日子里，意大利希望的是法国能够插手，撒丁岛能够助他一臂之力对抗奥地利。
因为害怕共和法国会采取行动，维也纳忧心忡忡。于是奥地利的临时代理大使索恩（Thom）先生就被派去回报法国对此事的态度，索恩在阿伯尼手下工作直到胡波纳任职为止，同时他对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也十分了解。然而，那些外国大使们，尤其是那些保守党的势力在此时的巴黎却毫无影响力，因此他们也得不到任何消息。反倒是詹姆斯已经和新任财政部长卡尼尔·佩吉（Garnier-Pages）之间取得了十分良好的关系，他也经常去拜访他，所以詹姆斯可以告诉索恩部长政府并没有任何要介入意大利的打算，不仅如此，而且还会尽一切所能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这样一来，罗斯柴尔德就继续成为了索恩的信息来源。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在巴黎的地位日益稳固，但是仍然没看到重获政治保障的迹象。激进派和社会主义者建立了所谓的“国家研讨会”（national workshops），在那儿，政治比工作更重要，而这很快成为了难以忍受的财政重负和政治威胁。
随着政府解散的打算，这里再一次爆发了严重的恐慌。经过6月份中三天的街头打斗，与共和党人密切相关的活力旺盛的部长路易斯·尤金·扎瓦纳克（Cavaignac）取得了胜利。
他成为了独裁者似的人物，并被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任命为外长会议（council of ministers）的名义主席。詹姆斯从前就与他交情甚好，在用了相当一笔钱之后，他又成功地使得自己在将军和共和党人中找到了用武之地，很快他就像之前是一个忠实的君主主义者那样成为了一名共和主义者。
詹姆斯这种能让自己适应任何可想见的环境的能力甚至也让极左党派（extreme Left）佩服，他好几次都宣称自己一切为了工人党（Worker’s party）。
“你是一个奇迹，先生，”极端激进刊物《工人的警钟》（Tocsin des Travailleurs）的编辑写道，“尽管他政党多数派的路易斯·菲利普失利了，基佐下台了，立宪君主政体和议会手段全都消失了；然而，你，依然屹立不倒！……阿拉戈和拉马丁到哪里去了？他们都完蛋了，而你却存活下来了。那些金融泰斗们都被清盘，他们的办事处也都已倒闭了。工业和铁路公司的首领们都已摇摇欲坠。股东、商人、制造家和银行家们都一同倒下了；大人物和无名小卒也被压倒；你却在他们中毫发无损。虽然你的家族受到了巴黎第一次动乱的撞击，虽然革命的影响一路追逐你从那不勒斯到了维也纳和柏林，但你却仍然面对着这撼动整个欧洲的运动固若金汤。财富远去了，荣誉失色了，统治结束了，但是犹太人，我们这个时期的君主，仍戴着他的皇冠；但这还不是全部。你也许本已逃离这个国家，就像你们圣经所说的那样，像山羊一样翻山越岭。你留下了，宣布着你的势力并不依赖于过去的王朝，你勇敢地走向了新的共和国。你毫不灰心地依靠着法国……你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政客了，你是信誉的标志。难道现在还不是中产阶级的有力契约——银行应该帮助人们实现他们毕生愿望的时刻吗？虽然不是财政部长，但你却是这个时代金融的巨子。你的工作也许会更广泛，你的名望（你有很高的名望）也许会更为显赫。在成为金钱国王之后，你将会更上一步甚至为神。难道这不吸引你吗？想想这么一天，也许法国共和党会在万神庙（Pantheon）给你设一个神位呢！”
詹姆斯获得了来自极左派极为广泛的尊敬。更进一步的是，扎瓦纳克从阿尔及尔（Algiers）召回了泰奥迪勒·尚佳尼耶（Theodule Changarnier）将军，而他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朋友，任命他为整个国家卫队的总司令，职责就是维护首都的安全。他不像扎瓦纳克那样是个彻头彻尾的共和党人，总是在奥尔良派和另一个打算将奥尔良派和正统主义者（Legitimists）统一的党派之间摇摆，而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为自己谋取要职。于是罗斯柴尔德就能轻松自如地游走于共和党人和剩余的君主党人之间；但是事实发生的却于此大不相同。
在接到2月28日爆发革命的消息后，路易斯·拿破仑急匆匆地赶到巴黎“将自己安置于共和党的旗下”，但之后他回到了伦敦，并且没有得到国民议会给予的候选人参选权。然而在9月的最后大选中，亲王在三大部门中当选，在科西嘉（Corsica）也是如此。他的名字本身就像是一个计划。在动乱中，他那与法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候——没有滑铁卢（Waterloo）记忆的时候——给予了人们希望；对于成千上万的人而言，拿破仑这个姓就是力量、光辉、命令、皇权和光荣的象征。
在六月对抗之后，相当一部分的民众都受到了来自右派的政治影响。人们热切地渴望和平和有序，很快“拿破仑”这个不朽的姓就成为了人们崇拜的对象。
詹姆斯心情复杂地目睹了这一系列事情的发展。他记得自己和兄弟们在拿破仑一世（Napoleon I）手下工作的时候，就可以想见他的侄子很清楚法兰克福的犹太人是如何在国王失势时继续自己的游戏的，他们随着胜利的旗帜一齐奔向了胜利者的营地以及波旁的归来，其后在高度保护下开开心心地做着生意，而那时伟大的国王却在圣赫勒拿岛（St. Helena）艰难度日。
路易斯·拿破仑本不是个男子汉；如果他没有想过要对那些人和他们的子孙后代们进行正义的复仇的话他根本不可能成为拿破仑；无论怎样他都不肯给他们表示出友好。
在拿破仑当选国民议会议员后詹姆斯很快就离开了巴黎，而正在此时Cavaignac将军正在讨论正直的共和党人应该如何应对由拿破仑带来的新的危险。詹姆斯以商务之由到了布鲁塞尔，而那里也是动荡不安。他和奥地利部长沃伊纳（Woyna）伯爵商讨形势，他曾写过国内报告，鉴于给共和党人借出的一大笔钱，拜仁·罗斯柴尔德就像过去是君主主义者一样现在是个共和党人。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伯爵回复道，“法国的那些体面的人认为他们自己唯一拯救希望就在于毫无限制地给予当局首领（Cavaignac）以支持。在整个法国他确实独自认真地、尽职尽责地处理着共和国的事务。至于牵涉到帕迈尔斯顿（Palmerston），”部长继续道，“这位聪明的银行家并不了解，尽管他现在也许称自己是共和党人，但是他却对所有事情都一无所知。他对我说，现在法国所想的是，随着波拿巴（Bonaparte）在所有领域都有所进展，加入英国不阻止法国对意大利事务可能发生的干涉的话，那么由路易斯·拿破仑挑起的战争就会立刻蔓延开来意大利已经卷入了战争，而共和党和皇家波拿巴党所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再一次宣布对英国的大陆封锁计划。”
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接下来拜访的是路易斯·菲利普的女婿、比利时国王（King of the Belgians），他也不赞成路易斯·拿破仑的崛起。当革命在巴黎爆发时，利奥波德国王（King Leopold）也曾想过自己也许会遭遇和岳父同样的命运，会被迫立刻回家。于是为了对所有不测的事进行准备，他给罗斯柴尔德家族汇了五百万法郎到自己的名下，以备自己可能要被迫立刻回家时使用。为此事詹姆斯去了布鲁塞尔。当比利时又回复到原来的平静的时候，国王汇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那笔钱随着年复一年的复利计算，到了1866年，已经累积到了惊人的两千万法郎，而这笔钱成为了不幸的墨西哥夏洛特皇后（Empress Charlotte of Mexico）巨额遗产的基础。詹姆斯从布鲁塞尔回到巴黎后“继续勇敢地加入到令欧洲不快的所有麻烦根源中去”，沃伊纳伯爵这么说。他沮丧地看到扎瓦纳克独裁者和尚佳尼耶将军越来越失势于路易斯·拿破仑。在1848年11月上旬，巴黎的形势再度变得非常紧张，并且像索姆先生说的，巴黎的总体看法就是另一场巨大的革命马上就要爆发了。
“担忧与不安，”代理大使写道，“是很普遍的；商业和经济利润都大幅下滑。证券界的萎靡标志着平衡被打破，昨天还有谣言称罗斯柴尔德家族受此影响将要变现资产。”
事情还不至于那么糟糕，但这也足以使罗斯柴尔德对路易斯·拿破仑亲王的事业在整个国家中大跨步地向前迈进感到极度的不安了。他非常沮丧地接到了12月10日的消息，说路易斯·拿破仑以550万的选票当选共和国主席，而扎瓦纳克和尚佳尼耶分别只有150万和5万的选票。
他决定充分利用当前的局势，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小心地表达自己任何的政治观点。路易斯·拿破仑的地位还没有巩固，但是他在这点上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当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正严肃对待自己未来问题以及国家建立的未来情况时，在奥地利王国的情况却越来越混乱了。当奥地利在意大利事务上取得胜利时，匈牙利却倒戈了，科苏特（Kossuth）给国民们演讲，他脑海里充斥着匈牙利解放独立的国家主义思想。大多的军队都离开维也纳到了意大利和匈牙利，只留下了一队很弱的驻军在首都。在匈牙利的唆使下，维也纳的民主主义者在此情况下发动了另一场血腥起义。
1848年10月6日，不想去匈牙利的其他军队和国家卫队的人员叛变并加入了叛乱者。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狂叫的暴民来到部长开会的战事办公室，威胁说要对部长处刑。但是他们逃跑了，因为可怜的拉图尔伯爵（Count Latour）被残忍地谋杀了，而他的尸体被赤裸裸地悬吊在路灯柱上，任由暴民们辱骂和击打。谋杀事件之后，已全然失去控制的人群来到了军械库，那是现在的中央军火库，在维普林格斯特拉塞（Wipplingerstrasse）和列恩卡塞有地皮，和罗斯柴尔德府邸十分临近。
晚上七点时，他们对军械库展开围攻。暴民洗劫并占领了维迪斯格莱兹（Windischgraetz）宫殿和罗斯柴尔德在列恩卡塞的府邸。并从罗斯柴尔德府邸的房顶上对军械库里的手榴弹兵营地（Grenadiers’quarters）射击。交火持续了一整夜，第二天军械库交给国会（Reichstag）指派的一个委员会接管。
整个维也纳都陷入了恐慌。国会议员离开居所逃到了奥尔米茨（Olmutz）。进一步的忧虑使得在列恩卡塞府邸的所罗门·罗斯柴尔德也逃走了。他现在无比痛苦地回忆起梅特涅的话：“如果我陷入了困境，那么你也会陷进去的。”在最后几个月他还想证明总理是错的，就因为梅特涅下台了，而他留下了。
但是现在，他自己的房子被掠夺，而且还用来作为向不远的军械库进行攻击的指挥室，他感到彻底的失败，唯一期盼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离开维也纳。
他先藏到了维也纳的一个邻居那儿，直到自己将他的秘书、金匠、家人以及最重要的文件和财产转到安全的地方为止。
金匠们乘船逃到了离克莱姆斯（Krems）不远的斯坦（Stein），但是家族的父亲回到了维也纳，以备所罗门·罗斯柴尔德在旅途上将用的上他，并且帮他把金钱和证券都进行转移。但是要想毫发无损地进入维也纳不再是件容易的事了。金匠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向自己在多波灵（Dobling）有个乳场的房东租了一辆小车和一些牛奶罐，以牛奶商的身份混进城。他在努斯多菲尔·里涅（Nussdorfer Linie）和斯卓腾托尔（Schottentor）差点儿就被查出来了，但他成功地安全抵达罗斯柴尔德办公室，在那儿他发现几乎所有东西都完整无损，金库锁好并藏起来了。
罗斯柴尔德的书籍、现金和证券不一会儿都被打包好了，并送到了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那里被安全地接管。这事发生在1848年10月10日。此后金匠就再没见过所罗门。男爵找到机会去了法兰克福。从此再也没回到过维也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