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为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要求。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突出特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是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培养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共产主义世界观是在总结人类创造的全部优秀科学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要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没有科学文化知识是根本不可能的。列宁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武装自己，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又说：“只要在我国存在文盲现象，那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传闻偏见，而没有政治”。现在，我国人民的文化水平还比较低，全国具有大学生文化水平的人仅占人口总数的0．6％，还有占人口总数23．5％的文盲、半文盲。这种情况在文化教育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更为严重。因此，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必须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和科技，使广大少数民族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逐步改善落后的风俗习惯，克服旧的意识和思想，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同时，还要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图书以及医疗卫生等文化事业，培养大批少数民族自己的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医师、法律学家、等各行各业的各方面人才，改变少数民族文化人才缺乏的状况，建立起一支民族文化工作队伍，推动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只有充分发展少数民族的教育和科技，才能促进少数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和繁荣，逐步消灭民族间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使少数民族地区赶上比较发达的汉族地区，使全国各族人民并肩前进。我们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来充分认识发展民族教育和科技的意义，任何忽视或者轻视这项工作的观点和态度都是错误的。
（三）
三十多年以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科学与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水平提高较快。少数民族自己的知识分子和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日益增加。全国625万自然科学工作者中，除己有51万人在西藏、新疆、宁夏、青海、内蒙、甘肃、云南、贵州、黑龙江等省区的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工作外，国家为少数民族还培养了专门人才，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数也逐年增加：1952年这方面的人才为0．29万人，1957年为1．61万人，1965年为2．19万人，1978年为3．60万人，1982年为5．34万人。他们绝大多数活跃在本民族地区的各条战线上，为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贡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成为科技或学术领域中独当一面的骨干。随着教育与科技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快。1981年，全国各民族自治地方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16．7亿元，比1952年增长了6倍多，平均每年增长8．8％，高出同时期全国8．1％的平均增长速度。整个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我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解放前这里几乎是单一的畜牧业经济结构，只有极少的一点手工业。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之后，现在农、林、副业已占到整个国民经济的35％，地方民族工业占15％，经济布局越来越合理。这些都与教育和科技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并提出相应措施，加以解决。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可以从认识上、政策上和实际工作三个方面来说明。
从认识方面来说，有的同志自觉不自觉地还存在着大汉族主义和民族歧视的陈腐观念，看不到少数民族的发展与汉族发展的互补性。不重视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和科技发展的需要；有的同志把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当作一种施舍或负担，看不到少数民族繁荣发达的战略意义；还有的同志感到对少数民族地区投资多、收益少，把钱白白丢掉花不来，不如用来发展汉族地区。诸如此类的错误认识还有许多。这都不利于民族平等、团结和祖国的统一。应该看到，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一般比较落后，这一方面是由于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远离中国和世界的发达地区；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历史上长期的民族压迫，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少数民族的结果。建国以后，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及帮助下，我国少数民族在短短十几年中废除了极其落后的社会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为在我国实现事实上的民族平等提供了根本前提。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也由于“左”的错误一度产生的严重影响，尤其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使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已经缩小了的差距又扩大了，给党在民族地区的工作带来很大的损害。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党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经济文化有一个大提高，就成为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的事实上不平等的关键。因此，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和科技事业的投资，包括高出汉族地区的某些项目的投资都是十分必要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投资多少，而在于如何使这些投资得到合理的、科学的、有计划的使用，提高其直接的和间接的经济效益。
从政策方面来说，党关于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根本方针早已确定。这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繁荣与发展。但是，也还有一些具体的方针政策需要研究和制定。以智力支边问题为例，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与科技人才的数量和分布密度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包括全部民族自治县在内的边远地区的县，占全国县的三分之一，但仅有占全国八分之一的科技人员在那里工作。所以，向少数民族地区输送科技人员和各类专业人员还是一项紧迫的任务。我们可以在政策上，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一些有利于科技成果和科技人才向少数民族地区流动的措施。可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较高的浮动工资制和地区津贴制；在人事制度上可以作一些改进，简化手续，既有利于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同志，也有利于短期在那里工作的同志，力争使科技力量较多地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但是，汉族地区向少数民族地区输送人才与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人才两方面，重点应该是后者。汉族先进地区支援的人才在数量上总是有限的，而且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之后需要一个熟悉适应的过程，而少数民族自己的科技人员，熟悉环境，熟悉本民族历史、民族习惯和民族生产状况，更容易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在具体推广和应用先进科学技术的过程中，也可以作出一些有利于科学技术成果直接运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规定和措施，比如，可以搞一些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经济联合体，实行科技成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有偿转让等等。只要各种政策切实可行，落到实处，少数民族地区缺乏人才的问题，是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得到缓和，进而加以解决的。
从实际工作方面来说，也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解决：（1）适当增加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经费，适应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目前，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在整个发展水平上还低于汉族地区。据1982年统计，在我省的总人口中，汉族占92．08％，少数民族占7．92％，但在新录取的大学生中，汉族新生占94．64％，少数民族新生占5．36％；每万人中有新生数，汉族为2．8人，少数民族为1．8人；其中每万人中达到录取分数线的汉族为2．78人，少数民族只有0．55人。另据统计，我省学龄儿童入学率为80．58％，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2．58％；而我省十九个少数民族县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仅为60％，又比全省水平低20．58％。这都说明，少数民族地区的普及教育水平还落后于汉族地区。据了解，这种情况的出现，除历史上的原因之外，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经费不足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国家每年拨给少数民族地区的补助费有12亿多元，但用于文化教育事业方面的很少。我省临夏回族自治州1982年统计，全州各类学校危房面积达58600平方米，占校房总面积的13．6％，缺桌凳40000多套，都因经费紧缺，使问题长期不能解决。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具有普遍性。从我省具体情况来看，民族地区的教育费用应占财政总支出的25％左右，才能适应于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2）正确处理宗教与学校教育的关系，发挥宗教人士在普及教育中的作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对巩固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调动广大信教群众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有些地区，宗教信仰和科学文化教育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甚至出现了宗教干扰学校教育的情况。有的地方擅自开办了经文学校，有大批学龄儿童弃学念经。1981年3月，我省临夏自治州广河县弃学念经儿童近6000人，占学龄儿童总数的38．8％，临夏全县入学儿童12000人，人经文学校念经儿童却达14000人。因此，正确处理宗教信仰与科学文化教育的关系，是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普及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原则。同时，要加强对宗教界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和守法教育，并注意发挥宗教界进步开明人士的作用，把他们变成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普及教育事业发展的一股力量。我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康乐县抓紧对宗教界人士的政治思想教育，使一些宗教界人士比较充分地认识到了普及中小学教育对民族繁荣的重要意义，通过他们给信教群众大讲孩子上学受教育的好处，有的阿旬带头送自己的子女人学，一些清真寺作出了学龄儿童不得弃学念经的规定，对促进少数民族的教育普及起到了良好作用。全县少数民族儿童的入学率由1981年的37．8％，上升到1982年的49．12％，净增11．32％；少数民族在校小学生数也由1981年的4851人增加到1982年的6067人。这种作法在信教群众多的少数民族地区很有借鉴作用。（3）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提高科学技术成果的使用效益。在少数民族地区使用科学技术成果，必须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分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引进科技成果。首先，要考虑到某些科学技术成果的引进能否使少数民族收到经济上明显的效益。我省甘南州制革工艺落后于全国工艺先进地区。一张牛皮的收购价20元左右，运到上海可剥四层皮，制四双半皮鞋，价值180元，甘南州只能剥两层皮做两双皮鞋，价值80元，相差100元。临夏回族自治州盛产蚕豆，但蚕豆加工工业很不发达，绝大部分蚕豆只作为一种原料出口或外销。一斤蚕豆以原料出售，价格仅值0．38—0．45元。四川某县买了这些蚕豆之后，把一斤蚕豆加工成三斤豆酱，又以每斤0．80元的卖价转售甘肃，价值2元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就应该把这种不用花很大力量的制革、制豆酱的工艺技术引进民族地区，使群众的生产劳动成果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这类科学技术并不复杂，也容易引进，还可以使少数民族的人民群众直接受益，开阔眼界，增强使用科学技术的迫切感。其次，要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发展的特点和规模，进行科学的预测，作好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战略安排，逐步地把一些现代科学技术如草原生态学、生物遗传工程、牧区经济管理学等逐步引进草原建设和牧区建设，不断改良草原和牧区的生态环境，保持动植物生态的良性循环，为发展现代化畜牧业大生产创造条件。在引进科学技术时，也应该把国内对先进科学技术使用的方法一起引进，如可以在具有广阔经济空间的少数民族地区搞科研和生产的专业化协作，搞现代科技理论研究与推广应用一体化等等，推动草原和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