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众多古文化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众多的古墓葬，这些陇南历史文化的漂亮沉船，也被后人们渐次打捞出历史的浩瀚大海。
陇南是伟大的氐民族的发祥地，又是氐羌文化、先秦文化、巴蜀文化的交汇地，是秦先祖的摇篮。
我认为，陇南“历史文化沉船”极具民族个性和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历史学研究价值的，当属寺洼文化墓葬和礼县“秦公大墓”了。
一、寺洼文化类型
如前所述，陇南寺洼文化主要有寺洼、安国两种类型。寺洼文化以马鞍形双耳罐为代表，该罐造型大，多鼓腹，口沿前后呈现马鞍形。而安国类任家型为陇南寺洼文化的代表，主要分布在北峪河流域的柏林任家坪，以及福津河（今三河）流域，西和“揽桥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曾引起考古界、民族史学界的极大关注。
NO．1：西和揽桥
揽桥寺洼文化墓葬位于甘肃省西和县蒿林乡揽桥（今缆桥）村西汉水东岸，高差约50米。
1974年，天水地区文化局，西和县文化馆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了揽桥墓葬并搜捡了10余件器物。有马鞍型双耳口罐和石、骨质生产工具。1976年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工作队都曾前往调查。1982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和县文化馆，在天水地区文化局的大力协助下，对墓葬遗址进行了发掘，共发掘寺洼文化墓葬九座，出土陶，铜器200余件。
该墓地南为村庄，北为薄家沟，东靠席家山，西侧断崖下为西汉水，南北约60米，东西约80米。9座墓葬排列有序，呈东西向。为竖穴土坑墓。墓葬的填土一般为较疏松黄褐土或灰土，含少量马家窑和齐家文化陶片。其中五座墓填土中发现有少量青、白色的天然石块，位置无定，长宽约为20—40厘米，厚10厘米。专家认为，这些石块可能是有意放入的。
各墓都没有发现葬具痕迹，为单人直肢葬。葬式奇特，为“部分解体葬”。在4号墓葬镇土中还发现羊骨架一具，不见头骨。
随葬器物主要有双马鞍口罐、豆（可分为深腹豆和浅盘豆）、单耳罐、双耳平口罐、瘦腹罐、鼓腹罐、高位罐、圆腹罐、鬲、盆、簋、双兽耳罐、手制陶器等。专家推测，揽桥寺洼文化墓葬的年代大体相当于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
NO．2：武都任家坪
任家坪遗址和墓群，位于武都区柏林乡冯家崖西侧，高出北峪河床20米的黄土台地上。北临北峪河，隔河是柏林乡政府驻地，东靠冯家崖村，隔村为同类型的大地边墓群，南依柏树坡，西临田家沟村。东西长400米、南北宽200米。系新石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寺洼文化安国类型。
任家坪北部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址，暴露遗迹有类层、灰坑。内含彩陶、红陶、灰陶片，并采集到残双层类底瓶。
任家坪南部为竖穴土坑和小洞式墓群，无封土，高地表1—2米。墓葬分布密集，间隔2—3米，数量较多，部分已被破坏。出土器物多为口沿前后两侧都呈马鞍形的泥制裁手制灰褐陶双耳罐以及灰褐陶壶、单耳罐、高足豆、低档矮足鬲。还有带细砂、谷壳羼合米和灰陶小瓮，并出土一件红彩三系的紫褐陶罐。从文化特征分析，为寺洼文化安国类型的墓群。
NO．3：武都教场吊阙梁
吊阙梁墓群，位于武都城关教场村北、高出白龙江河床约15米的黄土台地上。东林小沟，北接樊家坪。墓地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50米。墓室距地表0．5—1米，无封土。分布密集，间隔2—3米。出土大批完整的口沿前后两侧呈马鞍型的紫灰陶双耳罐，单耳罐，交足豆，矮足鬲等。属寺洼文化安国类型，面积校大，保存尚好。
吊阙梁墓群新石器晚期寺洼文化安国类型。
NO．4：宕昌高崖坪
高崖坪墓群，位于宕昌县沙湾镇堡子村北，高出白龙江河床约20米的黄土台地上。北靠董山，东为稍子沟，南临堡子村，西临小沟，距甘川公路0．5米。墓室距地表1米左右，为土坑墓，无封土。出土器物均为口沿前后两侧呈马鞍型的灰陶双耳罐等物。属于新石器时期寺洼文化安国类型。
要说明寺洼文化与氐民族的关系问题，不得不提及著名的历史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一次考古发掘活动。
1945年，夏鼐在甘肃临洮县城南约20公里处的寺洼山（位于洮河西岸），发掘了6座墓葬，出土陶器30余件。其中，以一种口部呈马鞍形的双耳罐最有特色。夏鼐根据葬俗中有火葬制的特点。提出将出土遗物与氐、羌民族文化相结合，以研究少数民族早期历史方法。他认为，洮河流域在古代是氐羌的活动区域，并且从文献方面知道，春秋至唐代，氐羌中有些部落确曾实行过火葬制。这次火葬制遣迹的发现，增强了寺洼文化和氐羌氏族的关系。（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载《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7页。）。
夏鼐的观点极具科学的预见性。解放以来，寺洼文化遗物的不断发现，更加证明了它们属于氐羌先民的文化遗存的可能性。
1958年，在甘肃平凉安国镇发现的一座墓葬，出土陶器20余件，其中也有马鞍形口双耳罐，由于另一部分陶器和寺洼山的不同，因此把这类陶器称之为“安国式陶器”。据此，寺洼文化可分为寺洼类型和安国类型。以后，在泾河上游，甘肃庄浪，陇南白龙江流域，北峪河和西汉水流域又多次发现寺洼文化墓葬和遗地址。而甘肃武都县柏林乡任家坪墓葬遗址的发现，更令考古界和文化人类学者惊叹不已。该地发掘出大量寺洼文化马鞍形双耳罐与“安国形”又有所不同，被称为“寺洼文化任家型”。
寺洼文化主要集中分布在陇山以东，以南及洮河流域。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375年（正负155）（树轮校正），下限则到西周早期。（谢端踞、张长寿：《寺洼文化》，载《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55-356页。）
西和栏桥、武都任家坪、吊阙梁、宕昌高崖坪等墓群，为我们探究寺洼文化与陇南白马氐民族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物证。
二、“沉船”类别：秦人·秦先祖型
NO．1：秦公大墓
毋庸置疑，礼县永兴乡大堡子秦公墓葬为二十世纪末叶中国考古发掘的重要亮点之一。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记载的不详，人们对秦人东迁之前的历史和文化活动不十分了解，上世纪九十年代，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被发现，尽管是盗后余存，仍然引起了人们对秦人早期文化的强烈关注。
为了进一步探寻秦人早期居住遗址和了解他们东迁之前的历史、丧葬、风俗等文化，2005年3月，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发起组织下，正式启动了秦人早期文化的联合考古调查。
北京大学、西北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参加了这一浩大的考古活动。
联合考古调查组在礼县境内已确认的24处文化遗址基础上，又新发现70处史前文化遗址和周秦时代遗址。
专家们认为，新发现的遗址分布密集，谱系明晰，属于仰韶文化类型的老官台至齐家文化遗存都有发现，为人们了解这一地区的文化谱系奠定了基础，也为探寻秦人早期文化源头提供了重要线索。在这一地区还发现了寺洼文化与周文化并存、交错甚至对峙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历史上秦与戎等古部族之间确实存在联系。
NO．2：秦人第一陵园：西垂陵园
《史记·秦本纪·集解》曾说，秦文公五十年（公元前716年）：“秦文公卒，葬西山。”1994年春，甘肃省文物考古所在礼县县城以东11公里处的西汉水北岸大堡子山，进行了为时8个月的抢救性发掘，探明了在东西长约250米、南北宽约140米的墓葬区内，共有中字形大墓两座，瓦刀形车马坑两座。墓地的东北、北部和西部山弯，有规律地分布着间距为5至7米的东西向中小型墓葬，总数在200座以上。根据钻探资料，考古工作者依山势由下而上发掘了两座南北并列的东西向中字形大墓、1座东西向瓦刀形车马坑和9座中小型墓葬。
发掘过程中考古专家发现、大堡子的陵墓坐西向东，墓主头西脚东。长达100多米的中字形墓葬也显示出秦人好建巨陵大墓的特点；这些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和金、玉器，有的青铜器上明确铸有“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宝用簋”等铭文；从地理位置看，大堡子山“两河夹一山”的独特地势也完全符合先秦皇家陵园“风水”取向。
大堡子山秦人早期墓葬群，有关学者判定，系秦人先祖秦仲、秦庄公之墓。秦人四大陵园中的二、三、四陵园（雍城陵园、芷阳陵园和始皇陵园）都已先后被发现了，但秦人的第一陵园——西垂陵园在哪呢？
历史学者和考古专家初步认定，大堡子山古墓就是被历史尘封2000多年的秦人第一陵园——西垂陵园。
墓内发现大批珍贵的青铜器和金器，有青铜鼎、壶、钫、盘、编钟、金虎、金棺饰等，现已大多流失，据国内考古界学者从国外反馈回来的消息，有54件金棺饰，两只金虎，成对的秦公壶和成套的编钟，分别流失到英国、法国、美国和台湾、香港地区。
从墓葬地域和出土文物可以判定，秦人早期都邑西犬丘、西垂宫及西县的具体方位大致就在大堡子山以东附近的永兴、长道一带。
秦人具有很早的青铜器、金器冶炼制作技术，表明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已发展到相当高的阶段，不亚于东方其它先进民族。
1998年，位于大堡子山秦公墓东南方约三公里处的圆顶山上又发现了秦贵族夫妇的合葬墓。专家认为，这座墓不但为大堡子山古墓是秦公墓提供了有力佐证，其类似的墓葬形制和地理特征也说明，礼县一带就是秦“西犬丘”所在地。
在秦文化研究中，考古专家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历代皇帝的陵墓大都是座北向南，唯独秦国的帝陵却都是座西向东，不但春秋时代秦国诸侯的墓地凤翔秦陵如此，而且位于骊山西侧秦东陵（葬有秦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等）和骊山东侧的秦始皇陵都是如此。由此可以看出秦人由西向东进入关中的历史轨迹和发展方向。座西向东的特殊葬式也许是秦人对西垂故土的一种怀念，专家们这样猜测。大堡子秦人早期墓葬的发现，也许可以解开这个谜。
1997年，大堡子山秦公墓被甘肃省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1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又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