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家坝番地以西，亦有藏民集聚之村落，隔有山梁，归卓尼杨土司辖。闻陈家坝土人云，藏民在武都境内居住，由来已久；在唐宋时代，陈家坝之平畴，亦为藏民村落，以后汉人来的渐多，乃逐渐占有此广大之平畴，藏民乃在山顶建筑村落，徙居山上。
《新甘肃》月刊资料室在《甘肃之藏族》一文中说，“甘肃各属藏族，为羌、氐、西番遗种，俗呼番子，在藏、康各地者为吐番，为果洛，以宗教文字统一关系，故统称藏族。……住牧区域……武都县属之峩儿族、风火里、平垭里、旧墩、上腰道里、赵家坪、崇山子、羊咀里。……人口及族部……武都…峩儿族等，前清归马土司管辖，现有男九百四十三人，女八百一十六人，共计一千七百五十九人。……文县旧属之王百户等番地五十二处，自改土归流后，多已汉化，难以辨晰。”（《新甘肃》月刊资料室：《甘肃之藏族》。原文刊于《新甘肃》1947年1卷2期。）
三、武都藏民的支派及汉番、熟番、生番等问题
解放前，甘肃的边民主要有三支——番族、蒙古族、哈萨克族。而武都的番民主要是吐蕃入侵陇南后逐渐形成的藏族。
以坪垭藏族为代表，武都藏族“有自己的语言，他们都信奉藏传佛教。寺院传颂的经书，是青海塔尔寺、甘南拉卜楞寺请来的正本经文。……农历正月十五是他们的宗教节，这一天，毗邻的宕昌、舟曲、文县的藏族群众也远道而来，观赏盛会。宗教节开始，喇嘛、和尚和群众一齐涌向寺院朝拜佛像。朝拜结束后，再到村外山林边祭山神、祭天。由喇嘛点燃香柏堆起的火堆和象征风调雨顺、吉祥如意的符图，人们在火堆上倒清油，撒上青稞酒和糌粑，以求来年五谷丰登、安居乐业。
每次祭祀结束后，藏族群众都要在寺庙大院演出传统的藏戏——面具舞。三眼火药炮一响，长号、牛角号、海螺号齐鸣。喇嘛、和尚穿着彩袍，戴着各种面具，在锣鼓和钹的伴奏下依照剧情边跳边舞，依次上场。藏戏的内容，主要表现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的斗争，情节曲折，深受群众欢迎。”（参见《武都史话》，苏丹：《坪垭藏族的生活习俗》）
谷苞先生在谈到甘肃番民的支派问题时说，对于番民的支派，可以用两个标准来作为分类的根据：一个是以生活方式划分，一个是以民族渊源划分。以生活方式划分，乃是邻近番区的汉民（如临潭、岷县、西固、武都、临夏等县的汉民）划分番民支派的一个普遍的办法。他们普遍将番民划分为三种，一曰汉番，二曰熟番，三曰生番。
汉番的主要生活特征：一是生活上以农业为主，以畜牧、打猎或伐木业为辅；二是已经定居生活，住所为土房或藏式楼房；三是在语言方面，男子均能说汉话，妇女中也有能说汉话的。他们在自己家庭中彼此均说藏话；四是在衣服方面，男子均已改着汉装，妇女仍穿番装；五是在风俗方面，汉番的婚丧制度及贞操观念等渐从汉俗。甘肃境内的武都、西固、岷县等县之全部番民，以及卓尼（洮河沿岸）、临潭（已编入保甲者）及酒泉（黄泥堡）等地一部分番民均属汉番。
熟番的主要生活特征：一是生活上已经半农半牧；二是已居有定所，住所为土房或藏式楼房；三是粗通汉语；四是不论男女皆着番装；五是风俗方面仍遵守番俗，受汉族习俗影响不大。
生番的主要生活特征：生番又被叫做野番或远番。一是生活上仍维持在以畜牧为主或游牧半游牧的状态下；二是其住所仍为覆斗装之藏式帐房，也有居住于蒙古包、土房或藏式楼房的；三是在服装方面，男女皆著番装；四是语言方面，一般都不通汉语，除每年秋季至汉区购买食粮杂货外，与汉族接触的机会甚少，故一切风俗皆严守其传统习俗。（谷苞：《甘肃藏民族的支派及其分布》，原文刊于《新甘肃》1947年2卷1期。）
《阶州直隶州续志·卷三十三·番夷》转引了几条陇南“生番”“叛乱”的事例：
“崇祯元年，文县生番叛，焚掠甚惨。……十三年，守备李志忠剿马族生番，为马百户部番所害，参将柳应时剿平之。（《江志》）”
“皇清顺治十五年十二月，南路部纠合生番夜袭铁楼寨。副将罗映台、守备潘云龙等剿平竹林族，余部悉降，复立铁楼寨。（《贾通志》）”
其实，明清以来，陇南及其周边番民“叛乱”之事时有发生，并不鲜见。发生“叛乱”的番民，亦主要是所谓的“生番”。如：
——泰定元年十二月，阶州番叛。陕西行省以兵讨之。二年闰正月，阶州番为寇，巩昌总帅府调兵讨之。十一月复寇，武靖王遣临洮路总管元帅盏盏谕之。（《吴志》）
——至正十四年九月阶州西番贼起，遣兵讨之。（《吴志》）
——明成化间，赵家坪吐番叛，阶州守备顾铎战殁（《陈志》）。都察院右副督御史马文升，灭西固番族之不即命者三十余曹（《“□”上“合”下“艹”州外史》本传）。
——正德十五年秋八月，西固番侵略，总制尚书王琼遣镇守刘文讨之，破其八寨，受降而还（《黄志》）。
——万历四十八年，月连等番反，文县守备王继勋督兵剿捕，几尽（《江志》）
——康熙四十七年，西固番叛，檄文县守备程梓率所部赴援，歼贼无数（《江志》）。
——咸丰十年十一月，四川南坪番反。同治元年正月，围南坪。三月，贼踞城，焚掠野猪关。文县白马峪番班银鱼子等，复胁各番族为乱。县令常毓坤单骑往抚，陷入贼窠。三日，遇救得脱，逆番进逼城西西元寨，把总闫文科截御，阵亡。制军调派副将李玉珍、本守道会固原、定安、洮岷各军，绪剿年余，始就抚（《长志》）。
——同治四年六月，建昌镇周达武以克复阶州之兵，乘胜削平白马峪、柴门关各番庄及南坪城，余番平。……七年十二月，西固黑番反，由溪岭山焚掠至立水沟，都司刘福升前往防剿（《长志》）。
——光绪六年三月，黄鹿坝及西固黑番反。……（以上均引自《阶州直隶州续志·卷三十三·番夷》）
陇南及其周边的番民，大多生活在白龙江以南、白马峪河流域高寒阴湿的崇山峻岭间，那里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因此，无论“熟番”也罢，“生番”也罢，为了生存，他们与河谷地带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居民之间，对食物及财物的争夺就不可避免地经常发生。统治集团对这些“异族”、“叛贼”的讨伐与平叛亦成了令其头痛的家常便饭。
四、武都土户
武都土户，是吐蕃入侵陇南后，陇南民族演变、融合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有的民族成分”，其民族构成较为复杂，既有当地的土著人口，又有唐蕃、氐羌的余种。
《新唐书·吐蕃传》说：公元849年（大中三年），从吐蕃势力下收复地区的居民“河陇高年千余见阙下，天子为御延喜楼，赐冠带，皆争解辫易服。因诏差赐四道兵，录有劳者；三州七关地腴衍者，听民垦艺，贷五岁赋。温地委度支榷其盐，以赡边。回道兵能营回者，为给牛种，戍者倍其资馕，再岁一代。商贾往来于边者，关镇毋何留。兵欲垦田，与民同。”由此可见，吐蕃占领唐地之后，占领区的社会基本状况是，当地居民吐蕃化，辫发易服；土地大量荒芜，闲田很多；商业停滞，商品交易衰落。但是，这一时期正是吐蕃融合被占领地区的氐、羌、吐谷浑、党项等少数民族逐渐形成陇南藏族的时期。
隋唐时，在以武都为中心的甘、陕、川三省交界处，仍有氐人活动。
据《隋书·地理志》记载：汉阳、临洮、宕昌、武都，同昌（今四川南坪东北）、河池、顺政（今陕西略阳）、义城（治绵谷，今四川广元）、平武、汶山等地，“皆连杂氐羌。人尤劲悍，性多质直。皆务于农事，工习猎射”。唐初修成的《括地志》也曾说，“陇右成州（今陇南市成县）、武州（今陇南市武都区）皆白马氐，其豪族杨氏居成州仇池山上”（《史记·西南夷列传》，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这些记载说明，隋唐时期，以今甘肃陇南为中心，还居住着大批的氐人，氐族豪帅杨氏仍然盘踞于仇池山上。
唐中晚期修成的《元和郡县图志》“顺政县”条说，“杨君神祠，在县西南二里嘉陵水南。山上即杨难当神也，土人祠之”。
顺政县，唐时属兴州辖，治今陕西略阳。此地在历史上，曾是仇池政权东边的据点和门户，是氐族活动频繁的地区。在北周灭阴平国两百余年后的唐朝元和年间（806～820年），尚有以杨难当为神、加以奉祀的“土人”。这一方面反映出仇池杨氏在当地还有影响，另一方面说明，在川、陕、甘三省交界处，还生活着一些氐人（土人）。《元和郡县图志》“江油县”条亦载，“石门山，在县东一百三里。有石门戍，与氐分界，去仇池城四百余里”。唐代龙州江油县在今四川平武县东南，境内的石门山，彼时犹为“与氐分界”之处，说明唐时仍有氐人在平武一带居住。（杨铭：《氐族史》）
前文已经引述，清嘉庆年间吴鹏鷎《武阶备志》针对陇南氐族政权消亡后，氐民族演变的情况说：“其在阶、文等州者，皆与氐、羌杂处，自分部族，中朝人总以西蕃名之，不复别其汉种唐种也。五代时衰弱不能为患，至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武都夷内附者谓熟户，今谓土户者是，与齐民无异。”他又说，氐人“庐落耗散，其种人留居武都者，有苻氏、杨氏、窦氏、强氏、苟氏、毛氏诸巨姓，皆与汉民杂处，不复为乱。唯杨氏据爵土三百余年，西魏灭武兴，其子孙流移迭、宕、沙、岷等州者，仍为酋豪。迄今千余年，世承不绝。”
陈启生先生认为，“这是一段极为重要的论述。200年后的今天，这段记载中讲的情况，我们仍可摸到其真实的线索。今武都、康县、成县、西和、宕昌等县，杨、苻、蒲、强、苟、毛、窦大姓分布广泛，人口众多，往往整村或数村、数乡为一家族。不少家族长者相传，其为当地土户。这些土户，就是氐人的后裔。”
1949年前武都中共主要领导人王锐青曾在其自传中写道：我是高山（武都县东北与宕昌、礼县相邻金厂、蒲池、池坝一带地区）的“土户”，但“土户”究竟是什么民族，一直没弄清。一般认为是藏族，实际不是。据说前辈人是番夷，但明清以来，封建统治准许参加科举考试，本族人也有秀才举人，生活习惯又没有特殊处。我以往考虑过这问题，我认为既肯定不了什么民族，也不想冒假充少数民族之籍，也就算作汉族吧。据县志载，所谓“土户”者已与“齐民”无异。我想算作一个民族吧，也不一定，我想从现在起，我就填为“土户”。民国《西和县志》记载，县境“有氐族令狐氏之裔，今去狐而以令为姓者”。1947年7月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在捕获甘肃民变领袖王仲甲而发给岷县县长的电报中称：王仲甲“潜匿岷县双嘴里氐人杨龙祥家中，即被杨与爱妻以斧枪击伤”。这里称杀害王仲甲的凶手杨龙祥（今宕昌韩院乡人）为氐人，当为当时地方人士所报，应有所据，也是符合实际的。（见《陇南地方史概论·氐羌探踪》，陈启生编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
明清时期，陇南各土司辖民中，一般分为“番民”和“土民”两种。如果说“番民”与吐蕃的关系更直接一些的话，“土民”则与古羌人和氐人的关系更为直接，尤其是岷宕地区的“土民”，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是古羌人的直接后裔（见王国基《宕昌土司制度述略》，《陇南文史》第二辑p283）。杨海帆先生在《宕昌民族研究》一书《羌民族分布及语言分析》中，谈到了“土户家”问题，杨先生说，宕昌县东南部“兴化乡的群众自称是土户家，土户家的前身的确是羌人。……从地理上分析，（宕昌）北邻岷州古番地，东接礼县的白马氏族，是白马氐和西戎羌的接合部，从而形成了另类羌人。由于受地理条件的影响，地多山林、草原，是放牧的最佳场所，这一支羌人其实就是西戎羌和白马氐的混合羌种，主要从事牧业生产。明清时期，卓尼的杨土司将兴化的硙（wei）子坝以陪嫁的形式交给宕昌马土司管辖，是实行土司制度的番民。这些番民将大量的牛羊肉、羊皮、皮衣贡献给土司衙门，又由土司衙门转贡给朝廷。”关于“土户家”名称的来历，杨先生说：“清代实行番民户口管理制度，将民族分为汉、回、土、番四类。汉民之中有叫族夫的，明以前均为番族，均归土把总管理。土民均归土司管理。雍正初，将一些土司制度废除，光绪初，改袭把总，改土归流后，使大量的番民先变土民，又由土民变成汉民。但当地群众在习惯上仍然称自己是土民，俗语解释为：汉民不像汉民，藏民不像藏民者，就叫土户家。这些土户家的户口脱离土司制，归州编户。”（《宕昌民族研究》，杨海帆著，甘出准036字总235号〔2006〕005号）应该说，杨海帆先生对于“土户家”的解释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笔者在进行《武都藏民考》历史文化的调研中了解到，陇南市老干局的赵文革先生说，现在，他们村子（今陇南市武都区城郊阳山）以及金厂、马营、蒲池一带的高山上，有些老年人仍然认为自己是“土户”，其祖上是从礼县草川迁徙而来的；对陇南地方史研究颇有建树的刘可通先生亦有上述说法。
其实，宕昌人所说的“土户家”和武都人所说的“土户”，称谓不同，所指却无异。笔者认为，岁月悠远，简坠墨消，由于吐蕃族进占陇南时间长、影响大，加之地方史文献对此间陇南古氐、羌民族史的寡言，武都“土户”与武都藏民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他们与唐蕃（番）、氐（白马氐）、羌（白马羌）有没有关系？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的文化、所属户族的现状与源流，以及语言服饰、婚葬与宗庙信仰等，诸多疑团和问题，还待有识之士作进一步的调查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