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奇女子身世也不平凡。三年前她成了保护国军官的情妇。那时她十六岁，有一个警兵队长看上她的美色，想娶她做他的第三房妾。保护国政府的警兵向来都是诬陷无辜，靠此掠夺无数的偿罪金。比如政府禁止人夜行，夜间7点钟行路必须要有灯，没有灯夜行的就要下狱，交罚金就免。可恶的是巡警兵在路上遇见行人，竟将人家的灯夺过来灭了，将人送人监狱，罚以重金。政府下了一道命令说，夜行而无灯的人必须向警察厅买夜行券，一券每月银三元。政府所招募的巡兵，个个凶神恶煞，诬陷人的罪越多，就愈能当队长。一个队长所诬陷的人已不知几千几百，这样凶恶的家伙，我当然是誓死不嫁的。因此他们就把我母女置于死地。一天，这队长先秘密地把两支无烟枪埋在我家里。凌晨，突见警兵十余人包围我家，捉我母女绑在柱子上。我母时年七十多岁，老骨嶙嶙，瘦不盈握。警兵把我母捆得很紧，我苦苦哀叫警兵，警兵不肯放，还围在左右侮辱我。当时我愤不可遏，真想自杀。我母被送入监狱。幸亏因为我是幼女，警察厅厅长可怜我，才得以在外候押。
这时，一位管监狱的法国军官让狱卒对我说：“你若肯侍奉长官，就能使你母出狱。”当时我救母心急，就嫁了他。这位西方军官很爱我，我就向军官历数恶队长诬陷我家的罪行。军官将恶队长控告到警厅长那里，恶队长被处以斩首刑。我报仇雪恨后的第三年，军官奉命移镇于非洲，不能带我去。但留赠我甚厚。
后来又听奇女子说：“我仇视此政府不是自今天开始，而是自我母死后。”
奇女子同情革命党，受她的影响我也加入了秘密组织。没过多久，由于事机不密，我们的活动被发觉，我成了政府通缉的要犯，只有逃走。
政府抓不到我，就将我的妻子投入监狱。她因不能忍受狱卒的凌侮，在狱中自缢。
我乘船亡命，自海防至广南，只有一天一夜水程，但保护国所取船脚金很昂贵，三等舱客金有十余元之贵。船上的大舱污秽混杂，人世间几乎无与相比。以前我坐监狱，觉得狱场为第一污秽，如今坐火船大舱，觉得狱场比这还洁净。其原因是保护国的人乘坐的都是一等二等客房，只有我们越南人乘坐三等大舱。三等舱内，鸡猪牛狗与人争地而处。船业公司都是保护国的人，每次船长检票，来不及答应，就拳打脚踢，赶我们如赶猪一样。
火船抵埠，没过几天，为生计我去了铁路工厂当工人。在这个厂做工的六个月中，我只与石炭土木成为莫逆之交，所看到的只有，叱咤咆哮管工人，焦头烂额做工人。
后来，由于已成为富商爱妻的奇女子汇款帮助，我又辗转到日本加人革命党。因为保护国干涉日本政府，我被日本政府驱逐，被押到长崎，强迫出境。返回香港，保护国又向香港总督指控我为谋杀人犯，关我三个多月的监狱，后来因无杀人证据而被释放，又驱逐出境。
我究竟在日本和英国犯有何罪？没有别的，我的罪就是因为我是亡国人，我是守公理的人。如果上帝把我造成非洲的牛马，美洲的鸡狗，各国都会欢迎豢养的，可悲哀的是，上帝生我而为人，人啊！我以前一直深信人道之可乐，读我书的人能不为我的愚而感到可悲吗？因此我只有著我愚忏……。
上个月远生有意将此书以新闻日记刊出，想以此警醒国人。如今听到最后通牒的消息，远生怎么也睡不着了。他就这样翻着书，想着事。好不容易挨到天亮。
一大早，他先打电话询问日本方面一位要人。对方说，5月3日的日本内阁会议后，阁臣及元老都一致同意以强硬态度将最后通牒交付中国，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到。远生听后又打电话问外交部、总统府。那里的人也说，还没见到最后通牒，可能是一种风传。
但是远生感到日本咄咄逼人，风声越来越紧。他听说昨天上午，某处召开一个会议，本来外交部次长曹汝霖答应一定到会，但临时又说不能来了。后来他了解到，原来是驻东京的中国公使陆宗舆发来了急电。虽然不知道急电的内容，但远生想，大约是报告日本内阁会议的结果。后来他又听说，到了下午3时半，总统府怀仁堂临时召开紧急外交会议，打破了以前外交会议只在早上8点左右开的惯例。总统、国务卿、外交部总长、次长全都出席，连向来不列席该会的左右丞也参加会了。由此可知昨天会议的紧急程度。
也许是大家都已经知道消息吃紧，远生的办公室电话铃声不绝，很多人都在向他惶惶打听。
到了中午，远生接到一位总统府朋友的电话，却是另外一番说法。他告诉远生，以前的中日交涉，仅仅是远处盘旋，如今已成图穷而匕首见，双方交手的时候，小小风潮本来就在意料之中，不足为异。再说，总统对此肯定是有把握的，还不至于到决裂的程度。
远生觉得不踏实，又给早上他已通过电话的那位日本要人打了一个电话，打听消息。对方说，这次日方提出二十一条的修正案，多半是根据陆总长的意思和认可，可谓参酌不少中方的意见修改的，没想到提出后竟然被拒绝，日方只有最后通牒一途。远生听得出，照他的意思，这次风波已伤及中国亲善的感情问题，如果日本真的单方采取行动，即使将来中国全盘接受目前的修正案，日方也不会满意。
远生自然清楚，这位日本要人所说的陆总长认可，真正是强词夺理，实际情况是陆徵祥在会上谈过，日本军用器械如果精良，中国当然可以随时购买；中国如果需要外国人当顾问的地方，日本人也应在考虑采用之列。陆的意思是这类事情本来就没有必要订在条约之内，但现在日本人却说这就是陆总长已认可。这不是歪曲是什么？远生气愤地想，看来，真是弱国无外交，势力所在就是道理所在，还有什么可说的。那么，最后通牒，最后通牒！大家今天惟有等候这最后通牒。
等啊，等啊，又听到这样一个消息，说政府因顾念中日邦交，正在尽一切力量想方设法磋商，好让日本不要发出最后通牒。但希望渺茫，只有十分之二。
第二天，远生从日本报纸上看到，外交次长曹汝霖的汽车昨晚在东交民巷露过面，似乎中日交涉还有向平和方面进行的可能，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十分之二希望吧！此外，整个一天很快过去，远生逢人就问，但最后通牒还没有到。
晚上，有消息说，傍晚7时，曹汝霖的汽车又到日本公使馆去了，向日方提出了中方的修正案，内容还不清楚。
所以，5月7日这天，远生又起了个早，准备就详情作进一步采访。还没等自己问出个结果，已有一家报纸抢先登出了昨晚中日商谈的内幕，对照今天出版的日本报纸，也证实这一点，即中日交涉已转向平和。
远生也大略了解到，曹次长提出的修正意见如下：（一）南昌至潮州的铁路，如果经英国认可，中国也可允许向日本借款兴办；（二）满洲杂居，关于日本人与日本人之间的诉讼，必须归中方审办；（三）东蒙垦殖事宜可由中日公司合办；（四）内地传教，绝对难允；（五）第五号条件断难答应；（六）返还青岛。
日本公使对于曹次长提出的上述修正意见，态度强硬，盛气凌人，当时就答复：“已奉本国训令，准备正式向贵国提出最后通牒，除了全面接受，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关于哀的美敦书，内容如何？传言今天下午日本公使要到外交部正式提出，届时才能知道。不过远生从别处打听到，日方已放出风来，大概是限令中方照日本的第二次修正案，即除原件第五号外其他一至四号限期5月9日下午6点之前完全接受，给予满足。否则日本单方采取行动，“执行必要之手段”。
下午，日本最后通牒，一到总统府，远生立即去询问一位与他熟悉的外交部秘书顾维钧：“我政府有无最后的应急办法？”顾潸然泪下，悲愤地说：“城下之盟，还有什么说的。作为外交官来说，让步到现今这般程度，难道仅仅是外交官之辱之罪吗？如果国民没有自觉心，此后的危险何可言状！”
远生正准备将这些记录的内容整理后发稿，忽然又接到—个紧急电话，说最后通牒下午1点钟到达总统府后，总统已在春藕斋召集外交总次长、国务卿、左右丞，并拣选参政中有外交经验的人，如赵尔巽、李经羲、李盛铎、熊希龄、连甲等，开特别外交紧急会议。此时，会议尚在进行之中。
5月8日，远生才又听说，最后通牒的时间是昨天下午3点，而且昨天的会没开成，改在今天下午。只好将最后通牒的内容全文公之于报端，并注明这是5月7日下午3时日本公使日置益面递的。
对于下午的会议，各家报纸都争相打听，但是透不出一点线索。只是远生听说，除了昨天听到的那些参加会议的人员外，连一向不问事的黎元洪也要来，而且公府对会议消息封锁得很紧。
后来，透露出会议开得相当激烈。历来中国外交都主张以夷制夷，因此，首先由陆徵祥报告请英美斡旋的情形。陆说，英国公使朱尔典的态度很明确，中日交涉，竟至决裂，实在可惜。目前中国的情形非常危险。为目前计，只有忍辱负重，接受要求，避免危机。决不轻自启衅。
陆说完，大家都望着大总统。袁世凯面无表情，歪着头问：“黎副总统，有什么卓见？”
黎元洪支吾道：“国家大计由大总统一手主持，元洪没有啥子话说。”
“徐国务卿呢？”
“味尔典盛情可感！”徐世昌答非所问。
袁大总统又征问了几个人的意见，回过头说：“陆总长再报告一下美国的态度。”
陆继续说，美国方面所重视的是第五号，因为这一号的条款，干涉中国内政，对美国有直接利害关系，日本已向美方解释：第五号是向中国的请求，可以磋商。估计美国不会干预。因此，指望英美出面牵制日本，就目前来说已无实现之可能。
再下来又是冷场。时间也像是过得很慢。最后还是袁大总统先开腔，他清了清嗓子，环顾一下四周，语气悲凉：“我国虽弱，如果侵犯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的条件，我一定誓死力拒。现在，第五号，日本已撤回不议，其他侵及我主权，以及自居优势地位各条，亦据理力争，已经修改，比最初的情形，已挽回很多，不能不委曲求全了。”
在座的听到这里，一个个神色惨然。临散会的工夫，突然，听到徐世昌喊周自齐：“子庾！子庾！”大家还以为徐菊老有什么高论。不料只见徐相国从马褂夹袋中掏出一叠纸片，交给周自齐大声说：“一共八个人，拜托关照。”说完，也不顾大家惊愕的目光，安步离场。大家的惊讶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场合，国难当头，徐世昌居然还有心思走后门，送条子。梁士诒摇着头说：“难怪日本人会提出这样的二十一条。”但仍然有很多人不理解，徐世昌平时也不是那种毫无心肝的人，多少也算条汉子，何故今日有此一举。但不管怎样，中日交涉算是告一段落，新闻舆论方面也再不许妄论。所以，从此报上也再未见到远生相关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