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由于其特殊的移民文化和建国历史原因，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对政府之手有着天然的恐惧和排斥，因此，每一次扩大联邦政府的功能和作用都是在一次次危机中小心翼翼地进行。这种“美国特色”在其金融改革历史上也得到同样的体现。
第一次：1864年国会通过的《国民银行法》，首次赋予联邦政府对银行业的监管。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的金融市场都是处于基本不受管制的自由竞争状态。监管上采取“单一州”原则，各自为政。此后，银行券发行泛滥，银行挤兑和破产事件层出不穷。内战时期，信用体系完全处于瘫痪状态，也严重了影响了联邦政府的战争融资能力，从而促使联邦政府认识到统一货币流通及监管银行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64年，国会通过《国民银行法》，要求银行建立最低资本金、法定准备金和贷款标准等制度，监管对象强调自愿加入的原则。该法案的最重要结果是，第一次赋予了联邦政府对于银行业的监管权，产生了美国特色的双层（联邦政府一层和州政府一层）金融监管体系，从而对美国金融市场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次：1913年国会通过的《联邦储备法》，正式建立以美联储为中心的金融监管体系《国民银行法》后，美国金融体系仍然没有真正的机构来执行监管职能。特别是20世纪初期，美国金融市场处于动荡和混乱之中，金融危机频繁爆发。1907年爆发的银行危机以及联邦政府在危机中的无力应对，促使了美国国会1913年通过了《联邦储备法》。该法案最重要的成果是成立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赋予其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建立全国清算支付体系、承担最后贷款人和监管银行业等四项职能。由此，美国金融监管体系雏形确立，美联储成为整个体系中的中心。
第三次：30年代的格拉斯—斯蒂尔法案和证券交易法，确立了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制度框架、以及全国证券交易监管体系由于大部分州银行不愿成为美联储的会员银行，且美联储对传统银行之外的投资银行机构，以及传统业务之外的公司债券市场缺乏监管权，导致公司债市场的极度繁荣，以及金融机构债务的过度扩张，这也一直被认为是引发大萧条的根源之一。大萧条带来的破坏性，使得整个美国社会的思潮开始放弃古典自由主义教条，重新认识到市场无形之手的失灵以及加强政府有形之手的必要性，凯恩斯主义开始被接受并逐步流行，成为“罗斯福新政”的理论基础。在此背景下，美国联邦政府也进行了基于安全性原则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重要法案有：一是1933年国会通过“格拉斯—斯蒂尔法案”（即《银行法》），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严格分开，确立了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制度框架，同时成立了联邦储备与贷款保险公司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二是1934年颁布的《证券交易法》，建立了全国证券交易的监管体系。
第四次：80年代国会通过的《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公平竞争法》、90年代国会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法》、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和《萨班斯—欧克斯利法》，使得金融行业成为美国的经济支柱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货币主义重新流行，八十年代的“华盛顿共识”标志着新古典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取得了全面主导地位，影响世界各国政策走向。这一时期的美国金融改革也深深打上了此思潮的烙印，那就是市场效率优先，放松管制和鼓励竞争。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国会出台的法案有《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公平竞争法》等，主要内容是消除类似205、305等长期以来限制银行业务发展的条款，鼓励金融创新，培育促进金融市场发育。由于这些法案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美国金融业得到迅速发展，并成为经济支柱之一。
但是，金融监管放松却带来了银行破产和危机，尤其是1987年的储贷危机使得整个金融体系受到极大的冲击。之后美国金融监管体系进入较为理性改革时期，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金融服务现代法》、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和《萨班斯-欧克斯利法》，重大突破是允许大型金融机构混业经营，把审慎监管作为美国金融监管的主要方式。
遗憾的是，由于贝尔斯登、美林、雷曼、房利美、房地美、花旗和美国国际集团等金融机构规模巨大、结构复杂，极容易逃避监管，加上监管层的“恶意忽视”，导致过度冒险、不道德行为频发，最终酿成2008年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海啸。
回顾整个美国金融改革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规律，每一次金融改革都试图在安全和效率的天平两端进行平衡，但在自由主义土壤深厚的美国，市场效率始终凌驾于安全，加强管制总是危机发生后的短暂性“亡羊补牢”，如此不断循环往复。
第一章美国对这次源自美国、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反思及对危机成因、影响的分析
（一）美国对这次金融危机的反思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原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H·萨默斯在2009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对美国的这次金融危机做了这样的反思：“华尔街的过度贪婪和狂妄自满导致疯狂的购买：不是基于财富真实的价值，而是寄希望于有人将会出更高的价格把这些财富买走。同时政府对这些行为及其对整个经济的潜在危胁却视而不见，于是泡沫产生了，贪婪繁殖了贪婪，泡沫膨胀了泡沫。可是终于这个过程停止了，并且反其道而行之：物价下跌，民众抛售。民众不再期望有新的买家，而是预期有大量卖家，贪婪让位于恐慌，恐慌了繁殖了恐慌。”美国财政部长蒂姆·盖特纳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上的书面证词中也做了如下反思：“美国的金融体系为美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实践证明这个体系太不稳固、太过脆弱，每过几年就遭遇危机，不动产市场和信贷市场繁荣几年后，紧接着就是泡沫和紧缩。过度创新和复杂性压倒了这个体系的平衡，这个体系鼓励了短期利益的谋取而忽略了长期利益的培植。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信用工具给美国创造的巨大利益，但这些利益转瞬又因为金融体系对消费者的保护失败而灰飞烟灭，让美国民众陷入了他们无法理解也无力承受的债务困境，并且因从事这些金融活动能获得巨额回报又引发了大规模的金融欺诈，在该体系的监管内外又产生了大量杠杆信贷和风险。”
可以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并非一蹴而就。它不是一项政策、一家金融机构、一次事件所导致的结果，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美国金融体制的某些制度表面上看合法合理，实际上很少有人对这些制度进行认真反思，从而使之成了少数人谋利的工具。
美国次贷危机的大背景是冷战结束之后经济与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全球经济繁荣，以及全球性经济失衡与资产价格快速上涨。这次危机的国内小背景是美国“9·11”事件及纳斯达克（NASDAQ）股市泡沫破灭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局为了减少这些事件对美国经济的冲击，防止经济衰退而采取完全宽松的货币政策。从2001年1月3日到2003年6月25日，美国联邦基准利率连续13次下降，由6．5厘下降到1厘，创五十年最低水平。货币政策的宽松降低了融资成本，刺激了消费与投资，信用快速扩张，从而使得金融市场流动性泛滥。
当金融市场流动性泛滥时，美国贷款银行就找到房地产作为吸收这些流动性的载体。在低利率及流动性泛滥的条件下，为了让一些信用不高、收入不稳定的居民进入房地产市场，美国按揭贷款机构设计了许多所谓“金融创新”的按揭利率产品，让一些信用级别较低的住房购买者或次级信用者纷纷进入房地产市场，让他们购买超过其收入所能承担的住房。结果是，按揭贷款的质量全面下降。
但是，贷款银行所设计的“金融创新”产品并不是帮助次级信用的居民进入房地市场。恰好相反，次级按揭贷款中的一些金融产品其实是具有掠夺性条款的贷款。正是针对这种次级贷款的掠夺性，低收入居民也把这种贷款当成了他们增加消费的“自动提款机”。这样，不仅房地产市场繁荣，而且美国消费市场也得到迅速的发展，美国经济也在信贷扩张中极度繁荣。但是，当住房的价格水平快速上涨，居民消费迅速增加，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PriceIndex，CPI）自然也会随之上升。为了配合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减轻通货膨胀上升的压力，美联储从2004年6月30日到2006年6月29日连续加息17次，美国联邦基准利率由1厘上升到5．25厘。利率一上升，美国房地产泡沫就开始破灭。
而且美国次级贷款信贷扩张不限于传统的商业银行，而是弥漫在如影子银行一样的证券市场之中。为了保证按揭贷款有足够的流动性，商业贷款银行一般把发放出去的住房按揭贷款卖给投资银行。然后，投资银行把这些不同级别风险的按揭贷款放在一个资产池中，运用复杂的金融工具将这些品质不同的按揭贷款进行重新分解与包装并进行证券化，转换成结构复杂但看上去信用很好的各种住房按揭衍生债券。
接下来，投资银行将大量创造出来的住房按揭衍生债券转移到特殊目标的金融机构，经过信用增级之后，再把这些债券卖给世界各地的投资者（比如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养老基金、投资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在房价上涨时，次贷的证券化表面上可以分散风险，但实际上是在吹大房地产泡沫。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房地产的风险在聚积，而且投资银行在把这些证券化按揭贷款通过复杂的“金融创新”产品衍生工具化后，次贷证券化产品的风险也无限放大了；只要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整个金融市场的巨大风险及灾难。这就是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为什么整个金融体系立即崩溃的根本所在。
（二）对金融危机成因的分析
美国对这次金融危机成因的自我分析归结起来有如下12个方面：（1）20年来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助长了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狂妄自满，降低了借贷成本，降低了借贷审核的标准；（2）全球储蓄的持续增长导致大量资本流入美国市场，拉低了长期借贷利率，抬高了资产的价格。这个日益繁荣的市场掩盖了臭名昭著的金融欺诈行为；（3）繁荣的金融市场环境鼓励了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极力寻求风险极大但却收益很高的投资或投机机会；（4）长期的房地产价格上涨鼓励了借款人、贷款人和投资人做出了只要房价上涨就能成功的冒险举动，因为美国拥有一个这样的金融体系—这个体系里的金融公司鼓励民众对复杂的金融产品冒不明智的风险，而这种冒险行为往往给他们和金融体系带来毁灭性的后果；（5）市场监管制度未能通过金融体系约束这些冒险行为，不断有新的金融衍生产品满足投资者的需求，但这些衍生产品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金融体系的监管能力，远远超出了投资者和消费者的辨识能力，融资活动超越了金融体系，投资行为完全依赖于“流动性总会有的”假设；（6）监管机构持有的用于应对各种金融风险的资本数额太少，相对于应该被采取措施压缩的融资循环，由于市场对资本、储备和流动性的巨大需求反而被加倍放大，这又进一步刺激了经济的繁荣，增加了奶源；（7）监督和监管机制未能防止这些问题的产生，有些领域的监管过于宽泛，而有些领域的监督却不到位；（8）监管部门知道银行和其他放款机构发放的贷款被有些金融机构以证券化的方式卖给了投资者，但是他们未能辨识这些基于传统产品的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的迅速增长将要导致的风险；（9）投资银行、大型保险公司、金融公司和有政府背景的企业（GSEs）只受到有限的监管。联邦法律允许许多金融机构选择监管他们的监管部门，这样一来，他们自然选择那些监管比较宽松的部门。而这些公司要么负债率高，要么用短期贷款购买了长期资产，而往往就是这些公司脱离了政府的监管，又不能从中央银行获得流动性；（10）既然监督和监管部门都不能有效地约束杠杆信贷和风险的产生，美国经济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金融危机而且没有有效的应对措施。事实上美国在2008年夏季和秋季《住房和经济复苏法案》、《经济紧急稳定法案》通过之前，执行部门并无有效的能力为遏制金融危机的破坏而提供必要的资本和保证；（11）美国的法律也未能给监管部门提供应对系统内核心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的可选择方案；（12）美国金融体系的监管本来就十分复杂且极具挑战性，但这一困难被美国的监管架构忽略了，而这一复杂性有时导致政府公共政策目标未能实现时，却不清楚到底应由那个部门负责，特别是金融稳定方面。
追溯20世纪以来美国的历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有一个共同现象：危机爆发前通常资产价格远远偏离其内在价值，最终市场信心在瞬间崩溃后，资产价格自由落体似地向其价值回归。可以说，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贯穿了美国历次金融危机。不过，这次危机呈现出新的特点：这是一次从次贷危机到信用危机、从投资银行到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再到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与股票市场的信心危机，并最终有可能影响到实体经济发展的螺旋式扩散的全面金融危机。
其一，以往美国金融危机都与实体经济的表现不佳脱不开关系，一般由实体经济传到金融领域并最终加重实体经济的问题。但是本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经济一直运行正常，经济增长甚至保持高位，危机爆发至今已超过一年时间，但美国实体经济所受影响还较为有限。可以说，这次危机主要是虚拟经济领域产生的危机，并最终影响到实体经济。
其二，此次金融危机最初是从美国信贷市场的一个微小区域（次贷规模仅占美国贷规模的15％左右）引发，先是影响到与次贷相关的债券以及结构性产品的价格，再逐渐从金字塔底部向上，影响到优质债券及结构性产品的价格，再由结构性产品等衍生工具的杠杆作用层层扩大，造成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大幅重估、市场信心的崩溃和市场流动性的枯竭，并最终影响到股票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