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马佐为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旋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青海省工商部部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任西北五省（区）回族代表团团长，赴北京参观，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接见，1953年任青海省副省长。马佐任职期间，致力于民族团结，安定地方，深入牧区调查了解，促进牧业发展，做了大量有益工作。1966年马佐病逝于西宁，享年82岁。
马福善马继祖
马福善（1884—1956），原名马成义，回族，康乐县虎关乡三十里铺村人。
马继祖，生于1913年，马福善长子。家境贫困，对国民党的横征暴敛极为痛恨。民国三十一年（1942）初，国民党政府点名征马继祖当兵，激起父子义愤，遂在八羊沟一带秘密串连，欲举义旗。经临洮边家湾吕伯元、白眉毛等介绍，马福善父子率20余人到临洮苟家滩会见了王仲甲、肖焕章，商议共举义旗。回边家湾后，又与马衔山酝酿起义的毛克让、潘彩义取得了联系。同年6月，在临洮米家沟马福善父子与各路首领密会，议定成立“西北农民抗日义勇军”，刻制大印，制作臂章，王仲甲部为“章”字，马福善部为“忠”字，毛克让部为“克”字；划定各部活动区域，继续和卓尼水磨川寺活佛怀来仓肋巴佛、东乡马木哥取得联系；确定联络员，互通情报。会后马福善父子返回康乐，继续串连，准备起义。7月、11月马福善父子与王仲甲、毛克让在苟家滩又两次开会协商，起义条件成熟。返回后，根据情报，马福善父子率先在康乐边家湾截获国民党军军马50匹，步枪8支。翌年6月，又在临洮东峪沟袭击驻临洮国民党十二师二个班，夺取步枪24支。两次行动，震动了国民党政府，临洮县长张德熙急派保安第四团派兵会同康乐自卫队，前往边家湾“会剿”。马福善父子与陈国栋、马哎的等商议，决定提前起义，马继祖为司令，陈国栋为副司令，张贴布告，宣布起义。铲除樊家岭、土巴王家两户恶霸地主，缴获步枪8支，手枪1支，战斗中陈国栋牺牲。
临洮保安四团“围剿”边家湾，与马福善父子率领的起义军激战，保安队溃不成军，王仲甲、肖焕章等得悉保安队“围剿”边家湾，就在临洮牙下集宣布起义，并率60余人连夜驰援，两路义军会师边家湾。马衔山的毛克让、渭源的毛得功、东乡的马木哥、卓尼的肋巴佛等相继起义，民国三十二年（1943）1月28日，国民党甘肃保安处副处长胡毓英，率十二师一部会同临洮保安团、-S步芳八十二军的一部，企图一举围剿起义军。马福善父子率部前往苟家滩，同王仲甲等共商破敌之计。根据国民党军队三面包围的形势，决定步兵打步兵，骑兵打骑兵，分三路迎敌，马继祖身先士卒，率先破敌，各路义军紧密配合，大获全胜，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200余支，击毙数十人，俘虏200多人。
国民党地方政府看起义军越战越强，硬的不行，企图分化瓦解起义军，用“将临洮、康乐、宁定（今广河）三县划拨义军驻防，官职不变”诱降，又对马福善、马继祖父子说：“你们是回族，没有文化，没有政治目的，和王仲甲不一样，只要你们投诚，就给你们官做。”马福善父子不为所动。敌人无奈，又说：“万一你们不降，我们约定，以后相遇，互相不打，我们消灭王仲甲、毛克让。”马福善父子识破敌人各个击破之计，不听诱降，国民党又派重兵围剿。经多次激战，起义军在漫洼会师，1943年3月10日，三支义军召开会议，总结了前几个月的经验教训，认为前一段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缺乏统一指挥，纪律不严等。共选毛克让为总司令，王仲甲、马继祖为副总司令，司令部设执法队，制定5条纪律。起义军转战渭源，攻武都，策应张英杰起义。此时起义军斗争烽火，燃遍渭源、卓尼、临潭、会川、岷县、康乐、定西等二十余县。同年5月，各路义军会师武都草川崖，共举张英杰为总司令，王仲甲为副总司令，刘鸣为参谋长，义军达八万多人，马福善、肋巴佛等任各路司令。后因张、刘不和，导致义军节节失利，马福善、王仲甲撤到临洮、康乐朱家山一带。国民党组织七、十二、五十九师及地方保安团疯狂“围剿”，6月26日，激战紫松山、阿古山、拐雪坡，马继祖亲临前沿，指挥杀敌，激战两天两夜，弹尽粮绝，腹背受敌，遂向莲麓、冶力关转移。被围困到10月，阴雨连绵，粮断衣单，决定分散隐蔽活动。马福善迁广河高家村隐居，肖焕章伤愈后赴陕甘宁边区加入中国共产党，马继祖回老家隐居。
1946年11月，中央陇右工委成立。翌年6月6日，由地下党员马有才带路，陇右工委负责人牙含章、肖焕章、马永祥到广河高家村找到了马福善、马继祖父子，经牙含章等三人研究决定，批准马继祖为中共党员。入党后马继祖积极为党工作，开展党的地下活动，1949年春经陇右工委派遣到延安西北党校少数民族支部学习。8月兰州解放，组织派他回临夏，担任回民支队队长。
解放后马福善任广河县人民政府县长、临夏专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马继祖任广河县县长、康乐县政协副主席等职。1985年12月离休。1984年临夏州人民政府拨款在康乐龙头山修建“马福善纪念亭。”
祁宗元
祁宗元（1884—1951），永靖县河南乡扎木池人。精于水平测量法，人称“洞客”、“渠工”。民国初年，永靖红崖子、黄沙岭一带，山岭陡峭，峭壁突出黄河中，沿河岸约有5里山路坎坷难行，人称“阎王砭”，村人外出行走不便，盛产的桃李瓜果也不能外运。祁宗元不惜劳资，历时2年，在岭底凿通200多米的隧洞，既缩短了路程，又使人畜行走十分方便，乡里称善。他常对人说，如从阎王砭开一条渠，则红崖子、扎木池两处旱地都会变为水地，两村群众怕工程浩大，难以完成。祁宗元遂与乡民订立合同，由祁宗元负责开挖，渠成之日，给一定报酬。祁宗元志在造福乡里，经过反复目测，从祁杨河口修15华里水渠，途经“盐场滩”、“阎王砭”等四道峻岭险崖，要在石崖中凿通长800余米，高5尺，宽2．5尺的隧洞，工程艰巨。民国七年（1918）秋，祁宗元毅然动工，从头道岭凿洞，雇工开挖，亲自参与开挖，自凿自背，未及2年，千金之产赔垫殆尽。无力雇工，他不甘心半途而废，父子三人一人乞讨，二人昼夜开挖不辍，后临夏专员戴靖宇、知县刘经沣闻讯拨款2000元，以资支持。祁宗元又雇民工，每天付工钱1元，至民国十七年（1928）春历经10年，已凿通1000多米长的隧洞，水渠通至红崖子新山脚下，大功即将告成之际，戴靖宇、刘经沣亲临察看，庆贺鼓励。同年临夏兵燹，旱灾持续，乡民四散逃难，工乃停，耽误数年，渠道塌陷，无力修复，祁宗元因修渠倾家荡产，功成被废，抱恨终身。祁宗元无家可归，遂入永靖县城隍庙，为隍庙驮水，后挽发入庙，早晚烧香。1951年病卒于隍庙西厢房，众人葬于中庄村。
邓 隆
邓隆（1884—1938），字德舆，号玉堂，临夏市城关邓家庄人。其父邓国琛务农外兼做豆腐，挑到城里自卖，家道亦能温饱，对邓隆极为珍爱。邓隆幼入私塾，聪慧好学，先生常树为同学楷模。其父看邓隆学业有进，有培养前途，又转到名师王朝弼私塾。其父虽家道不丰，但对邓隆寄以厚望，束脩（给老师的工资）从优，并多买书籍，供其学习。邓隆不负父望，18岁中秀才。这时云南蒙自进士杨增新任河州（今临夏）知州，选拔有为青年到署衙读书，邓隆也在其选。光绪二十八年（1902）参加乡试，中解元。与张建、金世清租赁城内显庆寺僧房，下帷苦读，互相切磋，以备会试。1904年中进士，以知县分发四川，次年到成都，四川总督锡良看邓隆文采出众，就留在府内办理文案。光绪三十二年（1906）邓隆任重庆香国寺厘金分卡委员。鸦片战争后，重庆成为通商口岸，驻有五国领事，常违约私运货物，不纳关税。邓隆到任的夏秋之际，即查出德国领事坐船中夹带私货9000余斤，并违约偷运洋靛油50桶，邓隆照章扣留，并建议封闭私设洋行“兼信号”，德国领事向重庆货厘总局提出归还货物、不准关闭洋行的无理要求，并不断施加压力。邓隆依据条约据理力争，德国领事理屈词穷，不得不接受处罚。从此重庆口岸外国领事馆人员随船私运货物之风稍敛。其后，又勒令英国传教士陶维义照章纳税，受人称赞。一次重庆货厘局总办宴请五国领事，邓隆作陪，德国领事与其握手时称赞说：“邓委员熟悉条约，长于交涉。”不久邓隆调任新都县知县，到任后不忘恩师杨增新所嘱，勤政爱民，体察民情，受到“传旨嘉奖”。不久又任南充县知县，依然不徇私情，着力打击帮会势力，民尤拥戴，遂又代理顺庆知府。宣统三年（1912）春因母丧归里，时值辛亥革命爆发，邓隆母丧丁忧期满后，在兰州城南置宅，取名“拙园”，从此长住兰州。
辛亥革命后，邓隆参加国民党，历任甘肃省议会议员、省参事室参事、甘肃官银号坐办、甘肃戒烟总局局长、甘肃印花税处处长、甘肃造币厂监督、甘肃榷运局局长、夏河县县长等职。在任议员时提出“联络官绅，调和汉回”的口号，并在议会提出“豁免前清积欠钱粮”、“停借公债”、“预备省议会正式选举”、“筹办城乡自治”、“查收罂粟地税”、“办理陇右民报”等提案，同时向省政当局条陈“组织银行”、“筹办实业”等建议，因他从政多年，熟悉下情，故提案建议多中时情。
民国初年，甘肃工业落后，邓隆决心实业救国，在兰州黄河北岸烧盐沟口兴办光明火柴公司，产品销往甘肃各地以及青海，解放后合并到天水火柴厂。1919年利用左宗棠遗留的机器，在兰州畅家巷成立股份商办兰州织呢公司，邓隆任经理，生产大批粗呢，销往藏区，并生产栽绒毯，营业颇有起色。民国十九年（1930）邓隆见兰州南郊农民用水不足，出资在城北白云观附近修建水车三部，抽黄河水灌溉。
邓隆虽住兰州，但对家乡建设及民间疾苦十分关心。清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元年（1906—1909），河州（今临夏）苦旱，当局赈款救灾，后又以借发为由，要将春耕发放籽种款15000两白银催交。经邓隆与地方绅士奔走呈请，省库发银补给地方，不再向农民追收，将已收仓斗粮200余石，准原纳各户抵完下年正粮。民国十七年（1928）河州遭兵燹灾荒，百姓流离失所，邓隆与张建等住兰绅士向兰州、新疆等地临夏同乡及社会各界募捐，向灾民发放急赈。第二年初，邓隆经康乐、和政、广河、临夏、永靖各地，沿途查看灾情，发放衣物、钱粮、药品等，春耕时，又在临夏县发放籽种、农具和赈款，并雇人掩埋饿殍露尸，得到乡里赞誉。
抗日战争爆发后，实行征兵制，甘肃应征首批壮丁集中在兰州桦林山待发时，发生疫病，缺乏照料，多有死亡。邓隆以佛教协会会长身份奔走呼吁，并施医药，早往暮归，一连十几天亲去照料，使4000多壮丁得到治愈，但邓隆却因过度劳累染病卧床。
邓隆是甘肃近代知名学者，对文学、历史、地理、水利、民族宗教等均有研究，著作颇丰，尤对西夏文研究宏深，是甘肃研究西夏文最早的人。主要著作有《西夏妙法莲花经考释补》、《西夏译华严经人法界品考释》、《西夏文华严经、普贤行品考证》、《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等。民国三年（1914）我国学者罗福成所作《西夏译莲花经考释》发表后传到甘肃，邓隆进行探索研究，对《考释》作了补正，并把自己所藏的西夏文《华严经》残卷作了考释补正，这些著述约作于1926年以前，稿本未曾发表，清稿现藏北京图书馆。
邓隆对藏文佛经的译著有《密宗四上师传》42卷、《麦拉祖师传》、《密藏问津录》6卷、《番佛名义》6卷、《藏文注释》1卷、《文字般若集》1卷等。邓隆任甘肃佛教协会会长后，潜心研究佛学，特别注重研究密宗。主修《甘肃通志》分志《甘肃民族志》、《甘肃宗教志》时，对甘肃全省民族、宗教全面详实地做了记述，对后人研究清末民国时期的民族宗教留下了珍贵遗产。他除对西夏文、藏文、佛教造诣极深外，诗文著述也很广泛，主要著作有《袍罕考古记》、 《漓水、大夏水考》、《左南城考》、《黄河上游桥梁考》、《肃傲日记》2册、《敬恭桑梓录》、《调查灾情日记》，现存省图书馆文献部的《拉卜楞纪略》、《邓隆手札》、《邓德舆手札》等。诗歌集《壶庐诗集》1册，分、《拙园缀锦集》、 《新都杂吟》、《果州杂吟》、《古番斋诗草》、《拙园诗草》6集，古今体诗554首。民国十一年（1922）以后的诗稿多散失，仅存1930年铅印本《鹿鸣私宴集》，录诗19首及历年9月9日诗23首，后人又把陆续搜集的诗128首分别编人《壶庐诗集遗稿》、《壶庐诗集补遗》中。邓隆诗文造诣极深，颇得文人称道，文县程晋三先生评其诗日：“清矫拔俗，时多奇艳之句，而和平忠厚，粹然一归于正，不蹈诸家流弊。”并称“其诗逸宕和平无一诡涩艰辛之语”。这些评价表明邓隆诗文才情陇上名重一时。
1938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邓隆因病在兰州寓所去世，终年55岁。
马维麟
马维麟（1885—1953），字玉卿，回族，临夏市八坊人。幼读诗书，清末秀才，喜文擅诗。民国初经马安良举荐，被选为国民党甘肃省众议院议员，时因马安良与张广建不和，未任用。后为马廷勃、马麒幕府清客。民国十七年（1928）返回临夏，因兵燹旱灾，一家9口生活维艰。加之精神受刺激，他不修边幅，蓬头垢面，流浪街头，甚至装疯卖傻，专到一些官吏、富户家中乞讨。随身常带木炭为笔，在街头墙上和门户写诗，或讥讽权贵，或抨击时弊，愤世嫉俗，毫无顾忌，人称“疯诗人”。
他对官商富户、纨绔子弟抽大烟、打麻将成风写诗抨击：
有眼莫观大烟灯，有耳莫听竹战声；
大烟灯上烈火红，竹战声中家产倾。
男过瘾、女过瘾，烟瘾过足竹战兴：
红中白板争作对，东西南北都是风。
抗日战争时期，马玉卿见马步芳部驻军团长威风凛凛地带兵经过大街，便在墙上写诗讥讽：
大炮步枪盒子枪，马刀刺刀闪寒光；
既有如此好武力，何不上天战太阳。
马步青抢占民地修“蝴蝶楼”时，他在围墙上写诗抨击：
奠筑地基筑高墙，古城大路起沧桑；
万里长城今犹在，大梦沉沉秦始皇。
解放前夕，临夏遭韩起功抓兵等劫难，百姓处于水火之中，马玉卿悲愤成诗：
长夜不闻报晓钟，自起焚香自招魂；
上下四方都呼遍，地暗沉沉叫不应。
解放后马玉卿结束装疯卖傻的生活，1953年被人民政府安排为省文史馆馆员，他感慨不已，赋诗讴歌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当家作主的壮举。他一生写诗颇多，有人汇集成册，后毁于“文革”。
裴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