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专著是一部以叙事为主干的民族志，主要叙述一个边远苗族社区从相对封闭走向全面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围绕着惧感进行的文化再生产，意在展示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基层微观社区的文化动态。作者以对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西北部的山江苗寨十个月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参照该苗寨进行旅游开发而建的苗族博物馆和周边苗寨旅游开发考察苗区内部的原生文化与展演文化,把该地苗族人对惧感的表达作为研究分析的核心内容，着重描述和分析了该苗区传统的巫蛊之风和它们在当下兴盛的旅游背景下的变化。
文本的描述和分析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1)山江苗族明清以来的历史记忆、日常生活、社会结构和巫蛊世界；(2)山江旅游的发展、苗族在旅游场域中的参与。之后，作者展开了文化再生产、文化复兴与文化商品化的讨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近三百年里，处于腊尔山台地的山江苗族逐渐具有较强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主要来自于外界压力：(1)地理居住环境。人们居住在武陵山脉的崇山峻岭之中，村寨之间交通不便，与外界信息隔绝。(2)与朝廷的冲突。明清时期朝廷开边拓土，在不断“征剿”、“蚕食”被称为“红苗老巢”的腊尔山台地不利的情况下，修筑“边墙”将“千里苗疆”的“生苗”(包括山江苗族)与外界隔离。“边墙”上的碉堡、哨卡，成了将“生苗”圈限于腊尔山台地的一道屏障。(3)社会动荡。民国时期山江苗区匪患横行，人们只能排外自保以求生存。为了应对来自外界的凶险，山江苗族生产出主动封闭自我的一套惧感文化机制。它主要体现在：(1)社区内巫蛊之风和信命的繁盛；(2)建筑上的门楼、寨门、路障的修建和布局；(3)心理上对外界的几近于病态的“惧感”以及由此导致的行为模式。社区内部对蛊婆的指认和各种各样的驱鬼仪式尤其集中地体现了山江苗族以“惧感”为基点的封闭性，它强调人们对外界的疏离。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山江苗族与大社会隔离的局面被打破，山江苗族从自己不同的人文时间和空间中走出，逐步与外界同一步调。山江苗族与大社会的接触，主要有以下途径：(1)现代传播媒体(广播、电视、收音机、电话、手机、影碟机和因特网)逐步进入山江苗区，部分媒体深入到山江苗族的日常生活当中。时空的分隔被打破，山江苗族拥有了与外界相似的“文化想象”。(2)山江苗族大批年轻人跨越心理和地理的边界到周边的城市和沿海城市打工，对外界了解增多。(3)2001年底，与山江只有18公里之遥的凤凰古城被国家审批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不久，凤凰县开始进入“全民发展旅游”阶段，纷至沓来的游客使山江苗族的封闭自保完全成为不可能。在发展致富的期盼下，山江苗族投入旅游开发的热潮中，并取得了一定成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山江苗族的开放历程，正在经历着一个“走出去、请进来”的过程，其中现代传播媒体、世界文学大师苗族作家沈从文的湘西书写以及发展旅游的外部语境透过山江苗族对自我的认知而发生具体作用。
山江苗族在建立私营苗族博物馆，自发进行苗族村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有效地利用了各种媒体对外界进行诸如话语、实物、仪式等方面的宣传。当地的花鼓舞、传统服饰、惧感文化等都被当作文化资源得以展示。在这种文化再生产的过程当中，山江苗族的显明精神特质——惧感的文化表达如巫、蛊、命的一部分，一改过去在社区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如疏离内部、吓唬外界以及解释规因等，在旅游背景下被抽离出来，成为一种展示民族独特性和社区开放的娱乐文化。巫术绝技和各种可言说的神秘文化成为旅游吸引物的一部分。笔者认为，社区中的人作为能动主体，运用了社区内生的文化资源再生产出一种展演文化，它反映出苗族社区内部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在不同的语境中发生的变化。
结论指出：(1)在社会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由于旅游切入社区导致了文化再生产方式的转变，人们内部的异质性增强。作为山江苗族典型心理特点的惧感,%其表达方式一部分仍然以自在的方式在传承，另一部分则被抽取出来向游客展演，从而完成了其自身的舞台化。(2)山江苗区由相对封闭状态走向开放的核心表现是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和作为旅游设施的博物馆与苗族风情园的建立。这个过程是山江苗族通过外出打工和现代媒体的宣传，对国家政策、现实环境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以及凤凰古城旅游的发展促成的。(3)在旅游开发和文化展演的行动中，山江苗族的心态整体上由封闭走向开放。这个心路转换过程与整个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面对外界所经历的心态历程有相似和相通的方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本专著可以被当作映照中国这一历程的个案研究。发展旅游的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与舞台展演及心态变化是作者想通过这一民族志文本来了解的。湘西凤凰山江苗族地区被笔者选为田野调查点既出于偶然也属必然。笔者通过山江博物馆的馆长玉伯了解博物馆并进驻苗寨，完成了10个月的田野调查。在民族志文本写作时，作者使用的概念工具有文化再生产、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并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现状进行讨论，提出“旅游文化”这一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