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再次竞选，又一次以约7000的赞成票成为了伦敦商业区的成员。由于代表的被迫离职，使得伦敦商业区显赫的政客们间弥漫着巨大的愤怒和不满情绪，内阁压力越来越大，想尽一切办法补救。作为伦敦商业区的一员，约翰·罗素大人由于委托人所给的强有力代表权，也正准备插手这一事件。他保证一定会让这件事尽可能地圆满解决，随后第二项法令提上议程并于1850年5月30日首次宣读。但很明显，内阁对此项措施态度冷淡，也十分不情愿将此递交给上议院当地群众在伦敦召开了一个大规模的会议，他们认为迄今为止，拜仁都小心谨慎地避免在议会上坚持他的权利，就是希望能表现得更为和平和友善，现在是时候站出来争取自己的入会权了。于是，1850年7月26日，拜仁·罗斯柴尔德走上了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的圆桌席，要求自己加入伦敦商业区的一员。当被议会牧师问道他是想用新教教义宣誓还是用天主教时，他回答：“我要对旧约《圣经》（Old Testament）宣誓。”这样一来引起了议会发言人的注意，拜仁·罗斯柴尔德立即被要求撤回请求，而他也照做了。罗伯特爵士立刻开展了一场激烈的讨论，鉴于他在议会的席位和选票都已通过了向旧约《圣经》的宣誓，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律师或代理人都应该在议会的非议院席有发言权，但却被司法部长下令制止了。这一提议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当讨论经历了好几次勒令中止之后，终于在8月5日正式决定：“拜仁·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无权参与任何议会讨论和选举，直到他接受以法律形式规定的《断绝宣誓》为止。”这迫使政府不得不对一些变了样的法令进行修改来挽回自己做出的承诺，让犹太人能不再被排斥在外。即使先前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也必须要采取措施才可以，因为事情已经很快就要发展成危机了。1851年，大卫·所罗门爵士当选为格林尼治（Greenwich）的成员，并且违背了议会的规定，参选和投票之前并没有宣誓。由于他对国会的轻视，他被拜仁·奥德森（Baron Alderson）处以500英镑的罚款。但这一事件加上以撒·里昂爵士（Sir Isaac Lyon Goldsmid）和他的儿子弗朗西斯爵士（Sir Francis Goldsmid）的积极推动，导致政府采取了一些必要的、不可避免的措施。在1851年4月上旬，一个新的《断绝宣誓（犹太人）》法案递交给国会，并很快通过了议会决议，但却再次被上议院否决了。与俄罗斯之间的麻烦不断及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一段时间里分散了国内的争权夺势，但是虽然犹太人的问题被暂时搁置了，可它一点都没被忘记。1852年，拜仁·莱昂内尔再次参选，并且，在1853年，当这个问题再次在国会提起时，一项新的法案以前所未有的多数赞成票呈递并通过。这次上议院再次表示了反对，但是这次的反对人数较之前却少多了。事情到此达到了顶点，忠诚的臣民们在1857年再一次展示了他们要求所选出的代表重回职位的坚定决心，一切逐渐清晰，这个难题会快就会找到解决办法。新法案已被提出，但是，虽然约翰·罗素大人强烈进言说应该对选举人的恒心和决心有所奖励，但是上议院还是拒绝听取他的意见，像否决之前法案一样将这个也否决了。然而，这却是他们所做的最后努力了。日子一天一天过去，选举人的权利日益需要得到认可，上议院至少要保全他们的尊严，并不向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压力投降，他们否决了下议院提交的法案并通过了一项他们自己的措施，实际上和原来废除犹太人无权状态法案如出一辙。1858年7月23日，法案获得了国王的御准（Royal Assent）。在这个月的26日，拜仁·莱昂内尔宣誓就职，并且，刚刚通过的法案中宣誓形式已被规定，条款中的内容正好符合他的情况，“爵士大人，作为一个拥有犹太信仰的人，我请求拒绝接受宣誓，在它的内容里，已经被一个新通过的条例所替代，而不再是对至高皇权、忠贞不渝和放弃的宣誓了。”这个情况再次引起了发言人的注意，拜仁·莱昂内尔被要求撤回请求。随后罗素大人做了如下决心：“完全忠于基督教”应该从宣誓言里删除，而且全体都同意通过，拜仁·莱昂内尔重新准入议会。之后，他以旧约《圣经》宣誓，签署了誓言，最终在经过了十多年的考验后得以就职。为了庆祝成功赢得了如此艰难的抗争，他捐赠给伦敦商业学院一笔金额巨大的奖学金，毫无疑问，最让他欣慰的就是，这笔奖学金在1866年时，被一位犹太教徒学者获得。他几乎毫无间断地为伦敦商业区服务直到1874年他患上了系统自由综合症。他从未担任过政府要职实际上，他从未在议会任何一次会议上发过言。他的雄心并不在于在政坛上发光，虽然他处事谦逊中庸，但却在内阁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很多年来他都无法自如行走是因为患有严重的痛风，而这也阻碍了他四处积极奔走游说、拉选票，最后无法顺利再选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他的同事，高斯陈先生（Mr. Goschen）向公众宣告，拜仁·莱昂内尔仅坐在他新法院（New Court）的办公桌前就能发挥比其他更为积极游说的代表们多得多的影响力；虽然这是事实，但仍然无法使商业区的选民们满意。更何况，拜仁·莱昂内尔本人所做出的大胆而不得人心的提议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的失败。他指出，格兰斯通先生（Mr. Gladstone）废除所得税的计划将会给政府预算带来巨大亏损，他建议所造成的亏损应该由一种新型的税款支付。当他的听众大喊“不行”和“不划算”时，他回答说划算的方式无法弥补每年450万的亏空。拜仁·莱昂内尔严格好问的性格让他对取消所得税大为反对，并认为新型税应立刻执行。他随后建议应该引入一种执照税，比如奥地利商人们所付的那样。然而，这种自我牺牲似的法案却未被商业区通过。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拜仁患有严重的痛风，这是由于原来的猎场生活引起的。在他去世前的很多年里，他都无法进行任何运动；他坐在为他特制的轮椅到办公室，并被抬上他的马车。这样一种痛苦的疾病无疑会摧毁任何一个消极和认命的凡人，而对拜仁的影响也是清晰可见的。忧虑和焦急的情绪伴随着他管理自己庞大的生意，而这也影响着他的神经和心绪，更何况他还受着痛苦疾病的折磨，因此如果他情绪上难以控制的暴怒和激烈，时不时爆发出强大的破坏力，那原因大多都归咎于他的掌势。但无论看上去他的脾气是多么暴躁易怒，他真实的性情是亲切和蔼的。那些非常了解他的人很赞同，在他冷漠粗糙的外表下跳动的是一颗温热的心。他从不吝啬给予他认为值得赞赏、心地善良的人以帮助和友好的言辞。疼痛发作的时候他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但事后，没有人比他对自己的无节制更悔恨的了。他有很好的管理才能，并总是坚持亲自监管他庞大公司运作的各个细节。没有什么比他的员工私自大胆对业务做回答，或不事先问过他的意见就做决定更让他生气的了。这样一来必然让他承受了很大的担忧和烦恼，不然他就能摆脱它们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来，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整个公司能保持在一流水准。要想详细列举拜仁·莱昂内尔所做的义举根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即使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全知道。他的许多捐款都被明确表示不予公开，很多时候，当他的儿子们参加慈善庆典时，总是会有大额的匿名捐赠，虽然捐款来源并不难猜测，但却从来无法证实猜测的真实性。大多公开了的捐赠都被慷慨馈赠给所有信仰和国籍的慈善机构，而且据说正如拜仁巨额的收入一样，他捐出了超过什一税的金额来缓解苦难和贫困。一旦有什么海外捐助活动，他都是第一个寄出汇款的人，并且还给成立的基金会进行捐赠。他在爱尔兰饥荒基金会（Irish Famine Fund）的建立上所做的努力是这么被《时代》（Times）周刊描述的：“1846年12月，在拜仁·莱昂内尔新法院的办公室里，成立了‘英国救灾组织’（British Relief Association），N·M·罗斯柴尔德先生及他的儿子们为其他基金会捐助总数高达1000英镑。这导致之后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成员都是伦敦商业区最显赫的商人和银行家，包括赛缪尔·琼斯·罗伊德先生（Mr. Samuel Jones Loyd），还有之后竞选为主席的奥弗斯通大人（Lord Overstone），为救济兄弟国的农民饥荒，基金会募捐总数达到了50万英镑。面对这一期间的所有极端压力，拜仁·莱昂内尔都坚持不懈地挺了下来。”
由于他所处的职位以及身体痛疾，使得他的情绪常常难以稳定并极易暴躁，也使得他的脾气看上去就像风云多变的证券交易晴雨表一样。拜仁·罗斯柴尔德发现自己在捐助时能获得轻松，而且当他听说他的救济品都起到了很大帮助时他的双眼都放光。然而，正如他庞大的慈善机构一样，也许他在对受难者和穷人的同情上更甚于对他那令人尊敬的妻子。这位可敬的女士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慈善事业她所有的愉悦和满足似乎都来自于爱的事业。她是家族里当之无愧的施赈员，而且每次都很仔细地要确定自己帮助的对象是真正值得帮助的。她从来不依赖报道和传言，而是习惯亲自造访她的帮助对象，据说有大约近两千次。很多努力奋斗的艺术家和学生都受惠于她低调却实实在在的帮助，而且通常还能受到对未来成功的鼓励。这位世人敬仰的女士去世于1884年，在她身后给慈善机构留下了高达12万英镑的捐款。
1857年，一场婚姻吸引了社会的关注，拜仁·莱昂内尔的长女里奥诺娜（Leonora）与她的表兄，拜仁·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的长子，现在巴黎罗斯柴尔德家的主掌人阿方斯（Alphonse）喜结连理。无需赘言，他们的婚礼是当时最为盛大的一个，所有名门望族、社会名流都悉数出席。在婚礼之后的酒宴上，法国大使帕西尼伯爵（Count Persigny）为新郎新娘的健康幸福举杯庆祝。他之后是迪斯雷利爵士，他的任务是为新娘父亲的健康干杯。他在这个喜庆时刻做的演讲被评为他所做过的最好的社交致辞之一，而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众所周知他是这个家族最为亲密的朋友之一，尤其是与拜仁·莱昂内尔的关系。在他的致辞中，他的如下评论值得一看“在这个屋檐下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富声望的领导们——他们家族的姓氏全欧洲和整个世界都家喻户晓——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财富，更是因为他们的良好的家族荣誉、美德、正直和公众形象。”八年后，另一场盛会将整个家族再次聚集到一起。1865年6月7日，罗斯柴尔德家最小的女儿艾芙琳娜（Evelina）嫁给了维也纳拜仁·所罗门的长子拜仁·费迪南德（Baron Ferdiand）。但不幸的是，一向风姿绰约、大方得体的新娘在第二年生她的第一个孩子时去世了。这对拜仁·莱昂内尔和他温柔的妻子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创，更何况他们夫妻俩都十分疼爱和依恋他们的女儿。夫妻二人还未从丧女之痛中恢复过来，更大的打击又来了，他们的孙子也继他的母亲而去。拜仁·费迪南德在南沃克（Southwark）建立了艾芙琳娜医院，为的是纪念他深爱着却早年逝去的妻子。
拜仁·莱昂内尔的府邸是当地最有名的毗邻阿普斯理大楼（Apsley House）的一座六层豪华公馆，里面都是当代的奢侈品和先进陈设。据说当拜仁·莱昂内尔决定修建这座富丽堂皇的公馆时，他谨小慎微地保护着旁边埃德蒙德·安特罗布斯爵士（Sir Edmund Antrobus）的房产，并当成自己的事来做。但他另一个也是银行家的兄弟虽同样被要求开个价，却没像伊索（Esau）那样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并谢绝了任何友好的表示。他确实被激起了敌意，甚至还做出了让人吃惊的举动——把自己的楼建高一层来压过拜仁·莱昂内尔的。在这个公馆里，拜仁·莱昂内尔常常举行盛宴——与众人讨论发生的奇事。
这里有一个关于拜仁·莱昂内尔家形象描述，能给读者充分展示他的奢华、享受情景：
“我和我女儿离开巴黎，及时抵达我们的宾馆，赴约与拜仁尼斯·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共进晚餐，并会见晚宴的嘉宾林德赫斯特公爵和他的夫人。宴会奢华至极。银质和金质的餐具在自助餐桌上闪闪发光；鲜艳夺目的鲜花点缀其间；随行佣人全都穿戴正式、训练有素，连行走的脚步声都听不见，神态安逸祥和，在他们的体贴服侍下，每个人都感觉是席中的上宾。我们参加的另一次为嘉宾林德赫斯特公爵举办的更为奢华和长久的宴会，是在拜仁尼斯·梅耶·罗斯柴尔德在蒙特莫尔（Mentmore）的别墅里，与其说是别墅，不如说是宫殿来得准确。早在一星期前，拜仁尼斯就派人去把宅邸装饰完毕：多美的画、多精致的家具、多怡人的庭院、多精神的赛马和猎犬啊！绝妙的露天早餐和午饭，之后是在拜仁·安东尼家中的晚宴，完美得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
拜仁·莱昂内尔并不是天生的社交家，原因就是因为腿脚的不便，尤其拒绝参加任何时尚聚会。罗斯柴尔德家族真正的社交家是他的两个兄弟——安东尼和梅耶，他们不热衷于生意场，却对休闲和运动颇感兴趣。拜仁·莱昂内尔知道要从生意上的忧虑和束缚中获得些许放松就是通过他的画和喜爱的花。一位与拜仁私交甚好的作家曾写道：“每当完成了几个小时精力集中的生意之后，他就离开商业区的办公区，回到自己的家中，他顿时就会感受仿佛来到了一个充满自由、生机的美好地方，心绪也恢复了和谐平静。对他而言，艺术品远不止是装饰摆设。他对生活一丝不苟的态度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品味；在他的艺术收藏画中，很多都被认为是当时最杰出大师的代表作品。这些宝贝不是他用来炫耀的资本，而是他的个人爱好所在；它们给了他源源不断的新鲜体验。在这样一种亲和的氛围内，头脑里就会不自主地产生单纯而健康的愉悦之情，随之而来的是智慧的火花，让他能更好地思考现在和过去的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