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晨，我都精神抖擞地想让我的生活像大自然那么简朴和纯真。我和希腊人一样虔诚地崇拜着欧若拉[309]。我很早就起床，到湖里沐浴；那是一种宗教仪式，也是我做过最棒的事情。大家说商王成汤[310]的浴盆上刻着这样几个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311]我能理解这句话。早晨让人回到英雄时代[312]。倘使破晓时分，我打开门窗，寂寂地坐着，这时有只看不见的蚊子[313]在屋子里飞来飞去，它微弱的嗡嗡声在我听来和最为美妙的乐曲也差不多。那是荷马的安魂曲[314]；那蚊子本身就是空中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歌唱着它自己的愤怒和漂泊[315]。有道是微中显著，蚊子虽小，却是个有效的广告，宣告着这世界永续不息的活力和丰富。早晨是一天中最值得纪念的光景，是苏醒的时分。这时候我们的倦意最弱，部分平时昏昏沉沉的器官至少能够清醒一个小时。假如我们不是在气魄的悸动中，而是在某个仆人生硬的推动下醒来，假如唤醒我们的并非新生的心力和灵感，并非动听的天籁之音和空气中弥漫的芬芳，而是工厂的钟声，假如我们醒来并没有过上比睡前更崇高的生活，那么白天也就没什么好期待的了，它甚至都算不上是白天；如果是这样的话，黑暗就结出了它的果实，而光明也并不比黑暗好。人要是不相信在烦嚣的白日之前，有着更神圣、更绚丽的时刻，那么他对生活肯定已经感到绝望，而他所走的人生之路肯定是江河日下、越来越黑暗的。每天早晨，在凡俗的生活短暂地停顿之后，人的灵魂，或者毋宁说是人的器官，再次充满了活力，他的气魄又尝试过上高贵的生活。不妨这么说吧，所有值得纪念的大事，都是在早晨的氛围里发生的。吠陀经[316]有云：“一切智慧，苏醒于晨。”[317]诗歌和艺术，以及人类各种最公正、最重要的行动，无不发端自这个时刻。和门农[318]相同，所有的诗人与英雄均是欧若拉女神的孩子，在日出时奏响他们的乐章。有的人精力充沛，能够按照太阳的步伐调节自己的思维，始终保持清醒，对这样的人来说，那就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早晨了。早晨无关乎时间，无关乎人们的态度和劳动。只要我清醒着，心中有光明，那就是早晨。道德改革的目标是抛弃睡眠。假如人们不总是昏昏欲睡，那么他们对自己所过日子的评价为何如此之差呢？他们不是不懂计算的人呀。要是没有被睡意征服，他们是可以有所成就的。清醒得足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数以百万计，但百万人中只有一个清醒得足以从事脑力劳动，而清醒得足以过上诗意或者神圣生活的人，一亿人中才有一个。唯有清醒才是真正地活着。我从未遇到非常清醒的人。我哪有福气见到他的面目呢？
我们必须学会再次苏醒，并保持清醒的状态，但要借助的不是某些生硬的措施，而是对黎明的无限期待，这是我们在睡得最熟时也会有的期待。最让我感到鼓舞的事实莫过于，人拥有一种毋庸置疑的本领，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来提升他的生活。识绘画、会雕塑，从而能把几样东西弄得很漂亮，这固然是一种本事；但更了不起的才华是能够塑造和描绘我们的世界观和行为举止。能够影响日子的质量，那才是最高级的艺术。每个人都有义务让他的生活变得崇高，让生活的方方面面经得起最挑剔的审视。如果我们拒绝相信或者无法明白这么浅显的道理，各种神谕将会清楚地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履行这个义务。
我到森林里生活，是因为我想要清醒地生活[319]，抛开各种细枝末节的事情，看看我是否能够少走点弯路，以免等到临死才发现自己虚度了一生。我并不希望过着不能称之为生活的日子，因为活着是如此美好；我也不愿退隐林泉，除非实在是迫不得已。我想要深入地体验生活，吸取生活全部的精髓；我想要坚定地像斯巴达人[320]那样去生活，把各种和生活无关的东西统统击溃；我要划出宽广的战场，仔细消灭所有的浮华和琐碎，将生活逼到某个角落，剥掉它全部的伪饰，如果它的真面目是低贱的，那么我就彻底地认清它的低贱，并将其公诸世人，如果它的本质是高尚的，那么我就切实地去认识它的高尚，并将其如实地记录在我的下一篇游记里。在我看来，大多数人是很奇怪的，他们其实并不确定生活的本质是什么，到底是属于魔鬼还是属于上帝，然而却又迫不及待地宣称人在这世上的主要目的是“永远为上帝增添光彩和让他感到高兴”[321]。
可是我们依然生活得很低贱，很像是蚂蚁，尽管神话说我们早就已经变成人[322]；或者像是与白鹤战斗的俾格米人[323]；这真是错上加错，大错特错，我们因而陷入了一种多余的、本可避免的悲惨境况。我们的人生被许多无足轻重的事情耗费了。人真正需要的东西，基本上十个手指就能数得过来，顶多再加上十个脚趾，其他的都是可以丢弃的。简单，简单，再简单！照我说，别去做成百上千件事，只要做两三件就好；别追求上百万种东西，只要追求五六种就好，你的账目只要记在大拇指的指甲上就好。文明社会就像巨浪滔天的大海，人想要在这片海洋中生存，想要通过测算轮船的方位和航向顺利抵达港口，而不是沉沦到海底深处，那么除了波谲云诡的天气，他还得留意其他一千零一种东西；实际上，他必须是个精于计算的人，才有可能取得成功。简单点，再简单点吧。每天别吃三顿饭，就算非吃不可，那就只吃一顿；别吃一百道菜，请只吃五道；其他用品也要相应地减少。我们的生活就像日耳曼联邦[324]，由许多小国家组成，边境线永远变化不定，就连日耳曼人自己也搞不清。我们这个国家内部拥有许多所谓的先进设施，不过那些都是表面而肤浅的；它其实是个难以管理的臃肿机构，充斥着各种华而不实的装饰品，常常落入它自己布下的陷阱，而且也已经衰落破败，因为过于奢侈挥霍，又缺乏计算和高尚的目标，国内数百万户家庭的情况也是如此；要挽救这个国家及其人民，仅有的方法是实施厉行节约的经济政策，让人们过上比斯巴达人更加严格自律的生活，并提高他们的生活目标。如今的生活太过匆促。人们认为这国家有必要兴办商业，出口冰块[325]，借助电线交谈[326]，以及乘坐时速三十英里的交通工具[327]，他们对此深信不疑；但至于我们应该活得像狒狒，还是像人类，大家反倒不确定了。假如我们并没有铺设枕木，锻造铁轨，夜以继日地工作，而是致力于改善我们的生活，那么谁来修建铁路呢？假如没把铁路修好，我们如何能及时奔赴天堂呢[328]？但如果我们待在家里，管好自己的事，谁还需要铁路呢？我们没有骑上铁路，反倒被铁路给骑了。你有没有想过铁路下方的枕木到底是什么？其实每根枕木都是一个人，是一个爱尔兰人或者扬基人[329]。他们身上铺着铁轨，覆盖着黄沙，任由火车轰隆隆地驶过。我告诉你吧，他们是长眠不起了。每隔几年，会有新的土地被铲平和铺设上轨道；既然有人得到了乘坐火车的快乐，那么肯定有人承受了修建铁路的痛苦。摆错地方的枕木就像梦游的人，人们要是发现这样的枕木，就会突然刹停火车，对着它大惊小怪，仿佛这是罕见的例外。据说每五英里就有一个铁路道班，他们的责任是让枕木原封不动地躺着，我听了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它们有时候还是会站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