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后，前169年六月，匈奴再侵狄道，帝国边兵依旧无法阻挡。三年后，前166年冬，匈奴新任单于老上单于派出十四万骑兵入侵朝那、萧关，并将帝国北郡都尉杀死，同时掠夺大量人民与牲畜。文帝派出张相如带兵十万击匈奴，一个月后，老上单于撤出塞内。四年后，前162年，匈奴接连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仅云中、辽东二郡就被各掠走万余人。又是四年后，前158年，匈奴三万入上郡，三万入云中，文帝将军队屯飞狐、句注、细柳。这月末，汉兵至边，匈奴离去。景帝时代，匈奴入边共有三次，第一次在前148年二月，匈奴入燕。第二次是前144年六月，匈奴入雁门，第三次是前142年三月，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战死。
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是，前166年冬，文帝接受了晁错的建议，让有罪之人去边境充实力量后，匈奴的进攻才开始频繁起来。这不能不说明汉帝国的充边政策让匈奴失去了安全感，同时，边境的帝国将领也常常跟匈奴发生不必要的摩擦，对匈奴的频繁寇边，不能不说是一个催化剂。一方面是帝国对匈奴的积极防御，另一方面是丧失安全感的匈奴通过发动战争来增强安全感，和亲政策的失败就在意料之中了。
刘敬倘若还在人间，不知该对此作何感想。事实上，刘敬并非是一个智慧型的人才，而仅仅有一点小聪明。按他所言，匈奴单于一旦娶了帝国尊贵的女人，所生下的儿子将来会成为单于，显然是妄想。没有任何资料证明匈奴单于是有着汉人血统的帝国皇帝的外孙。下嫁的公主在匈奴的影响力如何，以及后代是否有“贵为太子”者或位显权贵者，历史并无记载。匈奴单于敢把自己的父亲当成敌人来射杀，又怎么可能指望这样的人来尊重岳父呢？刘敬希望通过派遣知识分子去改变匈奴的风化，也几近于一个人的意淫。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意淫最终取得了效果。
前192年，吕后将一位高贵的女人送给冒顿单于做老婆，几个月后，冒顿单于给吕后写了封信。在信中，冒顿说希望可以与吕后结为夫妻，按照匈奴风俗，这很合情理。匈奴的单于死后，他的老婆将会成为他儿子的老婆。但在汉帝国，这显然有违伦理。吕后大怒，却不能与匈奴翻脸，只好回信说明中原习俗与匈奴习俗的不同，并且将自己说成一个老女人不能与匈奴单于般配。匈奴在接到信后，回道：“没有听中国的礼义教诲，好在陛下不追究。”这也正说明了刘敬和亲政策“教谕风化”的失败。
三
汉帝国的陆军是由守卫皇宫的南军与守卫京师的北军组成，两支部队加在一起也还不到10万人。每当匈奴犯边时，帝国集合起来的军队以南北军为主力，再加上从郡国征来的士兵，足可达到10万。帝国军队的战斗力与匈奴相比，并不强。南北军的主力主要是步兵，所以，即使汉帝国有与匈奴一战的决心，军队的战斗力也不允许。但当匈奴一入边，骑兵失去了在平原上的优势，南北军就有了发挥的可能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匈奴不能在帝国境内长久待下去的原因。
作为汉帝国的敌人，匈奴是强大的。在与汉帝国接触前，这个游牧民族不仅征服了丁零、东胡、楼兰、乌孙等许多部落、国家，即使是后来西迁，还是成为东、西罗马帝国的严重破坏力量。而匈奴之所以会成为震荡欧亚大陆的力量，他的军事力量该是主导因素。
与汉帝国不同，匈奴完全以骑兵为主，匈奴人大都善骑射，这是因为从小就开始培养，匈奴儿童一到四、五岁能骑羊时，就学习用小弓箭射鸟和鼠类，到十八岁完全成长后，力能弯大弓，就编入“甲骑”，成为正式战士，过着“人不弛马，马不解勒”的战斗生活，一直到老年不能出征时为止。他们甚至在马上做买卖、吃饭，开会，在马上睡觉。在使用武器方面，他们主要以远距离攻击的弓箭为主。匈奴的弓箭手能够在五、六十米之内达到准确的命中率，有效射程则达到175米。当近距离接触时，刀与铤就成了他们的攻击武器。汉帝国的步兵在匈奴骑兵快速而又凶狠的攻击下，往往不能取得半分便宜。奔驰在平原上的匈奴骑兵，不论是袭击还是逃避，都灵活机动、敏捷迅速。这又是汉帝国的骑兵所不能匹敌之处。
发动一次战役，需要的军费不可小视，汉代国家军费的来源主要有三项，即按人征收的税项——人头税（口赋、算赋）和成年男子的代役金（更赋），以及按户征收的税项——家庭资产税。汉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这些赋税数量相当少，根本不可能让汉帝国有发动与匈奴战争的实力。边境的建设上也有着很多问题，匈奴骑兵不善攻城，帝国边境线绵延几千里，由于军费缺乏，往往没有坚固的城堡抵挡匈奴骑兵的攻击。所以，当朝堂上的激进分子想要动员全国兵力与匈奴开战时，这些因素都被皇帝考虑在内，无论是身受其害的高祖皇帝还是阴冷毒辣的吕后，更或者是守成之主文、景二帝都得出相同的结论，在错误的时间与匈奴全面开战就等于葬送帝国的前途。
冯敬并不是优秀的将军，人们始终认为他是个悍将和出色的行政管理者，殉国前两年，他以御史大夫的身份改变了汉帝国的刑罚制度。在帝国外交上，这位行政管理者始终在建议皇帝和政府应该改变政策，他的殉职，或多或少是个人因素——在前142年的匈奴寇边战中，他首当其冲——导致了他的殉国。
帝国近六十年的时光，四位皇帝与出色的丞相领导下的政府始终不肯与匈奴做殊死一搏，即使有最激进与最有能力的将军和智慧超群的政府高级官员的频频呐喊也不能改变帝国的外交初衷。如果不是当时的帝国现状完全造成了这一切的妥协，那么，更深层的原因应该就是，汉帝国虽然才建立六十年，但作为中原民族，这个帝国主要民族的年龄已经相当高龄了。或者说，从商朝开始的汉民族发展到汉帝国时代，已经处于惯性阶段。这是一个拥有着十分勤劳然而欠缺进取心民众的帝国，正是这些民众，经过几千年的努力，让汉帝国的主体民族变成了一个安土重迁的农业民族。根据千百年来的历史经验，这样的农耕民族，当他们没有感觉到人口过多和土地不足时，是绝不会对外扩张，征伐异族的。匈奴的频繁但却为时短暂的寇边，并没有让汉帝国感觉到土地不足。这或许是汉帝国能坚持六十年而还希望再坚持下去的一个原因，匈奴，包括后来的诸多少数民族不会掠夺中原绰绰有余的土地。
那么，和亲政策就必须要坚持下去。帝国所等待的是一个机会，这种机会不一定是侵略，应该是复仇。任何一个国家只需要比他的敌人强大，绝不会还高喊和平，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只不过，在机会没有到来时，还需要韬光养晦，奉行被许多人视为耻辱的和亲政策来保持暂时的和平。从前200年至前140年的六十年间，汉帝国共送了12个尊贵的女人去匈奴。这些人的名字并没有被记录在册，或许在汉帝国看来，这总归是一种耻辱。
这种耻辱终于在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终结。终结点就在雁门的马邑，汉武帝在得到一位大臣“希与匈奴开战”的上言后，毅然决定与匈奴撕破脸皮。第二年，武帝派人遣兵三十余万设伏于马邑，欲以此诱匈奴单于围而歼之。但被匈奴单于发觉，单于引兵还。自此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塞路，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西汉和匈奴的关系由此转入战争状态，战争取代了和亲。
四
由于匈奴的文字记录往往刻意忽略了宦官中行说的人生，所以这位出使到匈奴，并帮助匈奴消除和亲政策带给匈奴的危害的智囊往往不被人所知。
中行说是文帝时的一位宦官，此人的道德即使谈不上败坏透顶，但不讨人喜欢应该有据可查。很可能讨厌他的官员在递给文帝的出使匈奴使者名单中，就把他列在了第一位。中行说当时就跟文帝表示，自己不想去匈奴。文帝也对他表态，无可更改。中行说临走前，对文帝说，“我此次前去，肯定不会给国家带来好处，只能带来坏处。”文帝显然低估了这句话，更低估了中行说的能力和复仇的信念。中行说到达匈奴的时间是前176年，一年前，匈奴右贤王侵犯帝国边境，在此事解决后，匈奴老上单于希望汉帝国能继续执行和亲政策。中行说来到匈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匈奴单于表露忠心，他开始用自己对汉帝国和亲政策的背后目的的了解来向汉帝国较真。
他试图向匈奴单于说明，西汉“和亲”政策的目的，就是通过送给匈奴大量“汉物”以求改变匈奴的消费结构，从而使匈奴在经济上依赖西汉，直至臣服于西汉。
首先，他让匈奴改变对汉帝国棉花与丝绸的依赖。他常让骑兵穿着丝绸衣服在荆棘里快马飞驰，从而让丝绸坏掉。其次，通过传授文字、计算来提高匈奴民族的文化素质。再次，教唆匈奴单于对待汉民族的人态度上应该视以傲慢。最后，通过自己对汉边境的了解，帮助匈奴书写作战计划书。
实际行动并不是中行说的全部，当一批汉帝国的知识分子希望通过用中原文化来改变匈奴的野蛮风俗时，中行说用下面的话来警告这些人不要浪费精力：“匈奴对百姓的约束简洁不繁，容易施行；君臣礼节简单，可以长久保持情谊；一国的政治，犹如一体。所以匈奴虽然动荡不宁，但继位的必然是单于的子孙。中原虽自称有礼义，但亲属之间日益疏远，互相残杀，以至于让外姓改朝换代，都类似于此。哎！你们这些住在土石房屋中的人，不要多费口舌，喋喋不休！只要记住汉朝输送给匈奴的缯棉丝絮，好米酒曲，数量够、质量好就行了，何必说三道四呢！”接着他又威胁道：“如所给的物资数量足、质量好就算了；如果数量不够，质量低劣，一到秋熟时，匈奴就用骑兵践踏你们的庄稼！”中行说在汉帝国的诸多优秀人物的历史上，不过是沧海一粟。即使是他投靠匈奴，很多人仍然坚信，他的出谋划策并不是汉帝国没有同化匈奴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则如晁错所言的那样，匈奴人的衣食不仰赖土地，所以他们势必经常侵扰边境，往来迁移，时来时去。即使汉帝国倾全国之财物施舍于匈奴，也不能使他们在短时间内改变他们的习俗，甚至是无法改变。而那种通过贸易来维持两国的和平，是不可取的。至少在晁错看来，和亲政策的初衷就不是以和平为出发点的。所以，两国的开战只是时间问题。
在匈奴的问题上，晁错虽然主张要以军事打击为主，但他和吕后时的樊哙，与他同时代的贾谊不同的是，他有着清醒的认识。大国战败成为小国，强国失败成为弱国不过在顷刻之间，所以，绝不能轻易开战，一旦决定开战，就必须有着十足的把握。晁错对一件事物的认识往往使人战栗不已，他承认与匈奴和亲是“足反居上，首顾居下”，但在经济基础与全民的仇恨心情没有达到一定限度时，发展才是硬道理。
随着汉武时代的到来，汉帝国的粮食、军备都已经齐全，前几任领导人的忍辱负重与励精图治最终体现了价值。在汉武帝将要与匈奴开战时，有大臣认为不可。汉武帝就举出春秋齐襄公复仇灭纪国来作为自己攻打匈奴的理论依据，在汉武帝看来，齐襄公能为九世祖宗复仇是君子所为。而当年高祖皇帝白登之围，相继的几位皇帝受到的屈辱，不过才三世，就是百世，也要坚决复仇。一个懂得复仇和可以复仇的民族注定是不朽的。
冯敬死于大汉帝国六十年，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六十年为一甲子，具有某种神秘的气息。仅在八年后，汉武帝就开始了匈奴的全面开战。这足以说明，帝国在六十年四位领导人的指导下，和平发展取得了巨大成果。汉帝国有了改变外交政策的能力，所以，复仇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