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老就住在我的前院，一个不起眼的干巴小老头，仔细端详儒雅文静。在诸多名人中他是比较低调的人，那本《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本可以他自己写，他让给了自己的夫人和一位岳南的学者，因为他比较认可这本书，所以经常到定陵博物馆参加签售活动。他在我之前买下了十三陵北新村一个农家小院，我买的宅院恰巧在他的屋后，所以做了邻居，偶有不适到他家出诊输液，结识了他。屋外翠竹掩映，花草莹莹，屋内书堆成架，案角堆积着文摘书稿，一股书香气迎面扑来，角落里种植着绿萝、文竹等花卉，墙上挂着他的亲笔字画，他不善言谈不苟言笑，偶有考古建筑的学友来访，一同品茶，他也会侃侃而谈，我们时而也会对定陵的开挖展开讨论。他的夫人是北大的一位牙科专家，与我也算同行，不时的也会来我家坐坐。
赵老生于1926年12月，河北安国县人，少时来京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就读，后长期从事北京地区考古学、历史学方面的研究。1985年任首都博物馆馆长。退休后仍兼任首都博物馆专家委员会主任。主要著作有《京华集》、《明实录北京史料》等。赵老最得意也是最痛苦的是参与了开挖定陵的工作，时任定陵考古开挖队队长。并亲自主持参与了开挖的全过程。
1956年开挖的北京定陵，是新中国发掘的第一座帝王陵墓，也是我国主动挖掘的惟一一座帝陵。
定陵为明十三陵之一，埋葬着明代第13位皇帝明神宗（也就是著名的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个皇后。历经300余年的定陵不仅以其建筑的恢弘、典雅、精致令世人瞩目，而且以其出土的3000余件精湛的随葬品震惊了世界。
能说清定陵挖掘始末的亲历者已经不多了。赵其昌应该算是难得的一个。赵其昌说“在50年前，挖帝王陵就存在完全对立的两派观点。”
1955年10月4日，一份由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等人起草的《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摆在了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办公桌上，兹事体大，报告很快到了主管文化的陈毅副总理和周恩来总理手中。
消息传开，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大惊，因为这份报告是北京市主管文化的副市长吴晗发起的，吴晗是造诣很深的明史专家，他的意见举足轻重。郑、夏十分清楚当时的技术水平还难以承担这样大规模陵墓的挖掘工作，出土古物在保存、复原方面的技术也不过关；吴晗则反驳说解放后人力物力都有条件胜任这项巨大工程。郭沫若、邓拓等赞成挖掘的人也通过不同方式加紧在中央领导人那里的宣传攻势。不同的意见最后到了周恩来那里。5天后，报告获毛泽东首肯。
“长陵发掘委员会”随之成立，28岁的赵其昌担任发掘工作队队长。由于偶然的原因，进展迟缓的长陵发掘转移到了定陵，1957年5月，使用铁铲、手电筒等工具，人们打开了定陵地宫，取出了丝绸、青花瓷等大量文物。第一个进入地宫的赵其昌也被称作“定陵挖掘第一人”。
定陵被挖掘之后这个称号带给赵其昌的并不仅是荣耀。夏鼐等人的反对意见不幸言中，出土的艳丽的丝绸很快变得类似树皮，大量文物未保存下来，万历皇帝的尸骨更是被红卫兵焚毁。文革期间赵老被送进了干校，实则是农村学习改造，他利用极其简陋的条件，甚至在掏空墓穴中继续他的文字整理工作，一个学者的孜孜不倦对于历史的负责精神令我感动。
赵老80岁时患了肺梗塞，住在朝阳医院险些送命，出院后我问及病情，赵老苦笑着幽默地说：唉老了，还有很多事要做力不从心了，凑合活着吧。即便如此他还是参与了首都博物馆的安排策划工作。后来因为肺气肿病的困扰，住在了北京海淀上庄镇养病，每天都要吸氧。问及他开挖定陵的经历时他说“我不但参与这事，更是这里面的主角，我个人就更不愿意谈这事。”他虽然是直接亲历者，却因为开挖后对于文物的破坏而感到痛惜，他将市面上形形色色的关于定陵的书籍都斥为“瞎说”。他只给一本相对“靠谱”的书写了序。
这本名为《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的书记录了定陵文物被毁坏的经过：
在深达27米的地宫深处，他们看到的只是一座空荡荡的洞穴。皇帝皇后的原棺原椁哪里去了？
原来，1959年9月30日晨，曾铲下定陵第一锹土的民工王启发，接到博物馆办公室主任的指示：“马上就要开馆了，既然复制的棺椁已经做好，原来的棺椁就没用处了。你带几个人到地宫清扫，把那些棺木抬出来，好迎接领导来检查清洁卫生。”……随后，几十名警卫战士在主任的指挥下喊着号子，将沉重的棺木抬起，来到宝城上，将三具巨大的棺椁掀下墙外，哗啦啦滚入山沟。那些价值很高的楠木被抛弃荒野，不失一种荒谬的举措。
一个星期后，定陵棺木被扔的消息传到夏鼐耳中。这位考古大师马上打电话让博物馆重新捡回棺木加以保护。可空荡的山谷早已不见棺木的踪影。后来得知，这些棺木都被附近村民捡走了。
赵老说：“你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正处于大跃进时期，很多事很不严肃，经过我手毁的东西也不少。虽然不是我直接去毁，但至少也是在我当政时期。”
一次周恩来陪同外宾参观定陵，定陵博物馆一位负责人提议：“总理，您看是不是在这明楼上挂一幅红军长征的图画？”
总理“嗯”了一声，惊奇地看了一眼面前的人，面带愠怒对陪同人员说：“我参加过长征，我不会画，你们谁会画？”
献策者红着脸躲到众人身后，不再吭气了。
赵老说“这些人对中国的文物造成了多少危害！”这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在当时是意识形态的必然。其后的“文革”，定陵更逃不过政治的阴影。
“文革”一开始，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尸骨即被摆到定陵博物馆大红门前的广场上，由一位20岁的定陵女讲解员组织造反派进行批斗。批斗结束后，在“打倒保皇派”的口号声中，十几个大汉把石块猛地向尸骨投去。随着一阵“噼噼啪啪”的响动，三具尸骨被击得七零八落，一片狼藉。而后，烈焰腾起。木柴伴着尸骨“叭叭”炸响。烟灰四散飘落……
中国考古协会会长徐苹芳回忆：即便是保存下来的文物，有些袍服的处理，也不尽如人意。比如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塑料）加入软化剂涂在半腐的衣服上，“这种涂料是不可逆反的，不久涂料老化龟裂，丝织品也随之碎裂，我们真是太无知啦。”。
但就在这时，一些省份正跃跃欲试地要向帝皇陵进军。汉陵、唐陵、清陵等，都响起了开掘号子……面对此种情景，郑振铎、夏鼐立即上书国务院，请求对此予以制止。这份报告很快得到周恩来的批准，一场劫难才没有降临。
“不仅仅是不如人意，是很不如意。”赵其昌是第一个打开地下宫殿墓门的，这道门在他记忆中一经开启，就再也合不上了。
帝王陵寝作为一种旅游、文化资源，自然会激起开发的兴趣，而且常常是难以遏制的。而保护和发掘之间的争论也从未止息过
赵老说。“定陵当时我是赞成挖的，但就是因为我经历的一切，现在我哪一个帝王陵都不赞成挖！”
赵其昌说，现在吵着要挖武则天陵秦始皇陵，这是把考古工作当成广告，文明的成果变成了商品，从上到下都把它当作一种猎奇来看待，包括一些考古工作人员。其实考古本身只有一个价值，就是历史价值，但时下经济价值人们最愿意听，为政者最愿意讲。坚守考古这一事业真正价值的考古学家也越来越少。
低调的赵老极度抵制商业行为，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秉持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治学态度。不少人找赵老在一些具有考古价值的场所留字，都被他拒绝了，更有甚者一些人拿着考古赝品请赵老鉴定，并告知如若鉴定成功，给与高酬劳，几万几十万不等，均被赵老一概拒绝。这个正直不阿不思钱财勤奋治学的老人离开我们远去了，去往那个神的世界，但是他的治学严谨，尊重历历刚正不阿的优秀品质永远印记在我们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