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兆庆排行居长，乡人敬称麻大先生。他很长一段时间在直鲁豫等省军中做幕僚。因办事干练被保举为候补训导。后因仕途不顺和老母年事已高需人照料，遂辞官回乡奉母，并在西贯市设馆教学。光绪二十四年，昌平知州吴兆雄以其“品学兼优，士林矜式“呈报学使。光绪二十六年秋，授麻兆庆国子监学正衔（正八品），但这时麻兆庆已经逝世。
光绪五年时，麻兆庆应御侍刘治平之邀参与修志。麻氏骑着驴，遍访昌平数百村，进行实地考察，访求故老，一面为修志筹资。并进京在西交民巷智贤庵昌平志局查阅资料。光绪七年春，因对昌平建制沿革的考证与主编意见相左，且受到压抑，麻氏离开志局回乡。
回家后麻兆庆并未停歇，他潜心立志，用了12年的时间，多次易稿，撰写了《昌平外志》一书，于光绪十八年刊行。又于光绪二十一年补刻。《昌平外志》初该本，分地区沿革考、地理纰缪考、河渠考、金石记、新志校勘记、新志拾遗记等六卷，约八万字。补刻本增加了《昌平外志补》计十条，两千字。他坚持对昌平沿革建制的独立见解。他认为，“今昌平州本汉、晋、后魏军都、安乐县也，而汉、晋、后魏昌平县非今昌平州也。今州之名，盖自隋始”。他的论断与历代史书和昌平志书“今之昌平乃汉上谷郡昌平县”的记载完全不同。昌平县建制沿革，依然是迄今研究昌平历史的首要问题，麻兆庆的辨析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有待进一步考证。麻兆庆的《昌平外志》还对光绪十二年刊行的《昌平州志》做了校刊和补正，以正其讹误，补其缺憾。也是研究昌平及其邻近地区历史的珍贵资料。
麻氏不迷信书本，不迷信权势，坚持实事求是，不人云亦云。宁可典卖地产自己筹款印制《昌平外志》，一鸣不平。“戍免后之读史者谓我昌平无人焉”！其精神与魄力实堪钦佩。
民间流传关于麻兆庆仗义疏财、济国扶危、热心公益、教德育才等等，无不说明麻氏为人处世之磊磊落落，足当以血性男子四字。麻氏虽因意见相左辞去志局之职任，此后一再应志局之请记录考订各稿。麻氏为人处世的准则是“生平做事，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无控人之词，亦无被控之案。”体现了麻氏的高尚品格。
麻兆庆的著作除《昌平外志》外，还有《文庙思源录》，有光绪二十一年刊本及1934年重印本。此外还有《昌平乃观山水记注》，但没有刊印。现存的麻兆庆遗文有：《延庆州南口重修清真寺碑记》、《西灌石村李永信捐助岁修地亩记》、《昌平州阳坊村药王庙重修记》、《药王庙重建乐楼记》等。
麻兆庆手书之西贯市清真寺楹联“自唐以受降三十册宝清真清净，尊知命守五时而率众裕国裕民”。今犹在。麻氏之故居、墓地亦不难找到。其所著《昌平外志》已流传海外。这位热爱乡土曾为昌平历史做出不朽贡献的回族学者，那份执著，那份真挚与那份务实精神和人格的魅力，永留人们心中。
清末义宦寇连材
太监，一提起就令人厌恶的名词.不仅是生理上，历代大宦侍宠妄为，勾结奸佞之臣扰乱朝纲，为所欲为，专权祸国的屡见不鲜，亦有敛财如虎，几进谗言坑害忠良祸国殃民。但反过来看，他们也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生理缺陷，导致了他们的心态变异，逆反心理。生理和心理的缺憾使他们心灵深处痛苦异常，扭曲的精神压抑常借机宣泄。而玩弄权术，伺机敛财，搬弄是非，侍宠擅权也就成了他们填补内心空虚的一种手段；等级低下的太监饱受欺凌，枉以奴才自居，甚至不如百姓家的一条狗。
但历史上忠君报国的宦官有之。如与清代崇祯帝一同殉国的大太监王成恩。明永乐年间率军六下西洋的太监郑和。这里且不说声名显赫的大太监。单就说一说家居昌平的宦官寇连材。
寇连材，原名寇成元，进宫后被赐名寇连材。清同治七年（1868年）生于直隶昌平州南七家庄。家境小康，其父寇士通粗通文墨，秉性豪爽，好大抱不平。寇连材读过几年私塾，且勤奋好学。他读过四书五经，因北京城里有亲友，也接触过洋务派和维新派的书籍和文章。他很关注京城内帝党后党之争，对列强侵略中华忧心如焚，经常和父老乡亲谈论国家大事。他聪敏好学，能写一些文章，但他厌恶八股文，因之两次县试都未得中。
寇连材15岁时与铁匠营村张姓女子结婚，得二男一女。23岁时，他父亲为穷朋友的事，与鲁町村大地主赵灿打官司，因地主与官府勾结，官司打输了，被诬通匪。寇士通因此弄得倾家荡产，一气之下，含恨而死。
寇连材是个血性青年，因国仇家恨，他决心出人头地，干一番事业。但一个农村青年，要实现自己的抱负，谈何容易。万般无奈，他决心净身，以进宫“陪龙伴驾”，接近和寻找机会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寇连材仪表堂堂，眉清目秀谈吐文雅。后经北京城内号称“梳头王”的王太监引荐进宫。先由内务府分配在宫内东夹道做些杂活，后荐给西太后做梳头太监。西太后见他能写会算，能说会道，就命他做会计，后又调到奏事处当差。从表面上看，寇连材的任务是伺候皇上，其实慈禧太后是派他去监视皇帝的言行。寇连材因不满西太后的所作所为，把派他来的目的，如实的告诉了光绪。一年后寇连材又调回慈禧会计房。不久又改派为司房太监。
几年间，他生活在慈禧身边，耳闻目睹，对宫中种种黑暗和慈禧的骄奢淫逸，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而积愤日深。当时正值甲午战争失败不久，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等“戊戌变法”失势，眼看慈禧就要下毒手废掉光绪帝。寇连材十分同情光绪帝的处境，在无法可想的情况下，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初十早晨，跪在慈禧太后床前哭诉道：“国家如此危机，老佛爷即使不为祖宗着想，难道不为自己打算吗？怎末还忍心去玩耍，不怕发生变乱吗？”慈禧以为他在说疯话，将他斥骂了出去，没有治罪。
寇连材哭诉无效，决心像大臣们一样，以条陈上奏。按大清律，内宫嫔妃、内侍、宦官不得干预朝政，违者，斩杀无赦。寇氏明知如此，义无反顾。他请假五天，回村与家人诀别，并把宫中记事册交给了大哥。在家中写了十条“上太后书”。其中：一请太后勿揽朝正，归权皇上；二请太后停修亭台楼阁，把财力用于富国强兵；三请太后勿在阻扰变法维新，内修朝正，外御列强；四请太后不要袒护贪官污吏、卖国贼，交部严惩以儆效尤……。书中言辞激烈，中肯有据，列举了太后左政的种种弊端，句句戳在慈禧的痛处。
他大哥几次劝他打消念头，不要上呈，免得引来杀身之祸，他却毫不动摇，全家无奈，只好把他送到村外一里的小清河畔，与之泪别。
二月十五日，寇连材把写好的条陈呈给西太后。寇连材的上书违反了“内监不准言政事”的规定，又使西太后大为恼火，厉声斥责：“大胆奴才，你不知道祖宗的家法吗？”寇答“知道”。又说“可是事情紧急，奴才不敢拘于成例了。”西太后说：“你知道这样要犯死罪吗？。寇连材答：”知道，奴才是拼一死上条陈的。“西太后想找出寇连材后台，寇说：”条陈是我自己写的，”并把条陈当面背诵一遍。西太后讲：“本朝成例，内监言事者斩。”遂命将寇连材收押内务府慎刑司，听候发落。二月二十七日中午，交刑部押解菜市口处斩。寇连材英勇就义，时年28岁。
光绪知道寇连材被斩后，悲痛欲绝，几日不思饮食，京城上下以及维新志士无不叹息。
寇连材就义后，由远房本家收敛，葬在南七家村。民国期间，又有人集资在京西百花山上建造了寇公祠。每逢农历二十七日，都有人祭奠。
晚清维新变法倡导人之一梁启超在他写的《戊戌政变记》中，称寇连材为“义烈宦官”，并为寇立传，并附于“戊戌六君子传”之后，赞扬他深明大义，赞助维新，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寇连材的家乡南七家庄乡亲和家族人至今仍传颂着寇连材的感人事迹。
卢植隐居军都山居庸关讲学
早在两千年前的东汉时期，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名叫卢植，曾隐居军都山创办学堂，亲自讲学，其弟子远方而至，成名的有涿县人后为蜀主的刘玄德，同籍刘德然，辽西人三国著名将领公孙瓒等。
卢植何许人也，为什麽隐居军都山讲学呢？卢植，东汉涿县人，生年不详，卒于汉献帝初平三年（193年）。少年时，去扶风（今西安附近）拜师马融就读。学习时“好研精而不守章句”，长于独立思考，不为周围干扰而动，因此上学业很有成就，“能通古今学”。学成辞归，来到军都山创办学堂。阖门教授。州郡数次请他为官，都被他谢绝。军都山下的居庸关，向南可通燕京，有疏通南下之路，北上可出关通漠，南北沟通游刃有余。历代商贾，学子往来频繁，不显山露水，又幽静荒僻，极具周旋发展之余地。又居庸青松叠翠，风景秀美，有生童读书之泮宫所在，卢氏选此极富灵气。
卢植教学有道，学子学成远播中野，名声大振，汉桓帝建和年间（137－149年）被朝廷征为博士，补任九江太守，不久因病辞归。
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卢植又被朝廷征为议郎，不久转为侍中尚书，参与朝中一系列军政大事决策，在治理国家、安邦立民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年），董卓专权，凌虐朝廷，野心勃勃。一天，董卓擅自召集百官于朝堂，“意欲废主，郡僚无敢言”。在此形势下，唯有卢植站起身来，义正词严的反驳董卓的意见，不同意他的主张，尽管朝堂之上董卓诛杀意见相左命官，卢氏临危不惧，进行抗议。董卓勃然大怒，当即命人杀他。在此紧张时刻，议郎彭伯上前劝阻董卓说：卢植是国内著名之士，乃当今之大儒，是人们的希望所在，威望颇高。现在将他杀死，将会引起全国人民的惊骇和震怒，以至天下大乱。董卓这才没有杀他。
会上，暧昧怕事者居多，又有卢植等人的极力反对，董卓的图谋没有实现，打算杀卢植又被阻止，因此董卓怒不可遏，对卢亦恨之入骨。
卢植深知董卓的阴险和狠毒，料想他不会就此罢休。因此便以告病辞归为由，连夜暗地取道，乘辕驾逃奔军都山。果不出卢植所料，董卓的废主会没有开成，阴谋没有得逞，便派人立即追赶卢植。这样，卢植又再次隐居军都山讲学。其弟子除前面讲过的以外，以同郡人高诱学业上最有成就，他的著述有《战国策注》、《淮南子注》等。
卢植于汉献帝初平三年（193年）因病逝世，葬于涿县故土。临终时瞩其子说：“我死后不用棺椁附体，单帛而已”。
建安十二年，（207年），魏主曹操北征乌桓过涿郡，告令部下曰：“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遂遣部下为其扫墓，并备酒以祭。
卢植在军都山隐居创办学校，亲自讲学。在昌平教育史上，是见于史志最早的记载。其讲学的旧址是居庸关关沟七十二著名古迹之一，因年代久远，历史沧桑，特别是清末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后，开山造路，其遗迹已不可寻。
明末清初的史学家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是明末清初的一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和学者。
顾炎武天资聪敏，6岁时嗣母王氏就教他读《大学》，给他讲历史上忠臣义士的故事。10岁时祖父又指导他读了许多兵书和史书。这对他日后思想和学术上的成就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他14岁考上了状元，从此走入了社会。这时明朝政治更加腐败，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东北崛起的满族也不断侵犯明朝边境。面对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年轻的顾炎武深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因此，他努力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无论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地理、兵农、水力……，只要是有关一代兴衰的，有关国计民生的学问，都认真考察研究。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顾炎武留下的名言，也是他生前的座右铭。他自步入社会，就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先参加“复社”，借吟诗作文，与朋友议论朝政。1644年明朝灭亡，清兵入关，占据北京，建立了清王朝。这时顾炎武已32岁，心情异常沉重，废掉原名绛改名炎武，以表心态。次年五月，清兵渡长江，占南京，福王政权覆灭，他在家乡和太湖两次参加义军，兴兵抗清，均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抗清失败以后，顾炎武无法在家乡立足，开始了奔波流浪生活。他先在大江南北活动，广结地主阶级的仁人志士，进行社会考察希望以“记政事，查民隐”的办法，积蓄力量，实现自己的抱负。45岁时在北上山东，河北、北京。河南、山西、陕西等地，一直过着“一年之中，半宿旅店的生活”，直到63岁，才在陕西华阴定居下来。在此期间，有不少达官贵人和降清文人学士仰慕他的学识要求会见，他一直拒绝。老年时，在家乡清朝做了大官的外甥，几次劝他返回故里对他奉养，他也坚决回绝。一直到70岁死在山西，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一朝之兴亡，取决于当政者是否清廉，是否勤政务实、富国强兵。人们会说，对一个腐败将倾的政权，还要尽力维护为之舍身复命，并非智者所为。抛开政治而言，对自己民族的热爱与忠诚，是一个人的品质所在，姑且不必管它清廉与否。所以高尚情操的生命力仅在于它的属性而不是它的倾向性。
顾炎武留下了许多传世之作，最主要的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其中也包括他在1659年由山东到北京，北上昌平，谒拜明十三陵之后，写成的《昌平山水记》。十三陵是明朝的象征，他十九年6次谒拜十三陵，对陵区的山水，风貌、沿革、建制做了详尽的考察。表现了它对明朝的深深怀念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
《昌平山水记》是一本记述昌平历史地理和明十三陵建制的书，全书分上下两卷，二万四千余字。他从北京德胜门写起，沿途向北，逢山记山，逢水记水，溶历史地理于一体，汇人物风情于一章，既简练又严紧。对明十三陵的记述尤为详尽，不仅记述了入葬的帝后，陵寝的建制、规模、位置，以及辅助建筑等，而且记述了以十三陵为中心昌平及其周围的山川形式和地理变迁。许多地方记述的非常详细，如说：“自大宫门以内，苍松翠柏，无虑数十万株，今翦除尽矣。”是指明末清初，十三陵区疏于管理，八旗兵丁与当地百姓乱砍乱伐所致。
顾炎武著述力求亲临实地考察，据实描述，他徒步行走边看边记，所付出的辛苦是可想而知的。因明代昌平是州，辖密云、怀柔、顺义三县，所以对这三县的历史地理亦有详细的记述。更值得称赞的是，在这本小书中，还记述了后汉张堪在孤奴开稻田八千顷，元代丞相脱脱引白河水种稻，郭守敬筑白浮堰，引神山泉水，开通惠渠，以及顺义许多土地被皇庄侵占，小民失业，无以投诉等情节，充满了对腐败政治的不满，以及为民不平的心理。表现了作者时刻不忘“国家治乱之原，民生根本之计”的思想。
在《昌平山水记》的基础上，顾炎武写了《京东考古录》，详尽的记述了顺义、密云、怀柔的地势风貌以及历史探源。加之《昌平山水记》对十三陵及其三百年前的北京的地理形式做了详实的记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跨越三百年的谈迁书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