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
梁建章先生是我敬佩的企业家学者之一。在他成功创办携程网并让其顺利走上正轨之后，又选择在斯坦福大学苦读几年博士，特别是充满激情地投入研究中国人口政策与社会老化问题，还自掏腰包拍摄纪录片，告诉社会正在发生的人口结构变化意味着什么。他的著作影响了我们的思想，激发了我们的思考；他的推动举措大大影响了社会与政策决策者。
在《年轻人口迅速萎缩，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一文中，梁先生讲述以下几个要点。一、年轻人口的萎缩会改变中国的产业结构，在10～20年内完全放弃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只保留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二、大学生数量会逐渐减少，虽然可以通过提高录取率维持大学生人数，但由于生源急剧减少，大学生质量会随之下降。三、人口结构老化会快速加大政府的财政负担，即使不加税，每个年轻人需要养的长者数也会增加。四、房地产需求会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峰。五、由于年轻人口在2030年后会不断下降，中国今后的创新和创业活力也会下降。以上几点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都会非常深远，值得每个有责任心的人重视。为了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我在文中从不同角度对梁先生的五点做了补充批注。
总之，老龄化、年轻人数量减少等问题已经是中国决策层无法回避的挑战，这些挑战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未来。而这些问题之所以很严重，是因为过去的人口政策大起大落产生了巨大的人口波峰和波谷，这些影响需要未来几代人慢慢遭遇并消化，才能让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低人口数的均衡，在达到那个新均衡之前中国经济会经历挑战。这也说明，政府决策不能过激，更不能太草率，而是要研究周到、全面。当初鼓励多生、后来推出独生子女政策的决策者，何曾想到过人口波峰波谷给社会所可能带来的冲击呢？我们对自然规律还是要多几分敬畏。
（耶鲁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年轻人口迅速萎缩，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
梁建章
（携程网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
中国人很可能将是世界上最不愿意生小孩的。中国的出生率已经降到了1.5以下，在上海，生育率已经降到了世界最低的0.7。1990年中国新出生人口达到2600万的高峰，以后就一路迅速下降，1994年降到了1600多万，到2000年新出生的人口只有1300多万。如此剧烈的人口结构的变化，对未来的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首先影响劳动力市场。1990年出生的2600多万人口中，有500多万考上了大学，剩下2100万是低技能劳工，这些人在2005—2008年进入劳动力市场。所以，2005—2008年还是中国新增劳动力非常旺盛的几年。4年以后，1994年新出生人口只有1600万，其中有700万上大学，新增的低技能劳工只有900万，不到4年前的一半。这就是为什么2009年后中国出现了用工荒的主要原因。今后，随着出生人口进一步减少和大学生人数继续增加，中国低技能的劳工将越来越少。与此同时，服务业又需要大量的低技能劳动力（如服务员、保安、保姆、护工等），于是留给制造业用的低技能劳工将加速减少。根据我在《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中的测算，中国将在10～20年内完全放弃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而只保留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另一个年轻人口萎缩的副作用是，虽然可以通过提高录取率来维持大学生的数量不减，但是由于生源急剧减少，大学生的质量也会随之下降。
第二是税收和财政。20年后随着寿命延长，中国的老人激增，国家财政中老人的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将迅速放大。但由于年轻人口萎缩，劳动力或者说纳税人却迅速减少。国家必须通过加重税收来贴补老龄化带来的社会抚养成本的迅速上升。那时，中国的独生子女们不仅要担负起照顾4个老人的重任，也将面临更高的税负。
第三影响的是各种商品的需求。先看房价，通常一个人是在30岁左右成家和买房的。中国新出生人口的高峰是在1990年，对房屋需求的高峰将在2020年左右到来，而以后将开始萎缩。所以，10～20年以后的房地产业将是一个夕阳产业。事实上，和房子一样，许多商品（健康和旅游产品是例外）消费最旺盛的年龄都在30～40岁。所以，很多产品和服务包括教育产业，都将在10～20年后出现需求增长缓慢或萎缩的状态。
第四影响的是环境和资源。和房子等其他商品需求同步，中国人对资源的需求也在10～20年内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下降。另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20年后，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20000美元左右，是个中等发达国家，也将有更多的财力去治理环境。同时，一些新能源的技术也逐步成熟，并开始推广。所以20年后，环境和资源的矛盾将大大缓解。
图1 中国的人口结构（2008年、2040年）
从2010年到2040年，中国最有活力的20～40岁的人口，
将从4.36亿降到3亿，下降幅度超过30％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图2 美国2040年人口结构预测
2040年，中国中位数年龄已经接近50岁，而美国只有40岁左右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图3 印度2040年人口结构预测
2040年，印度20～40岁的年轻工作人口将比中国多50％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第五影响的是创新能力。中国经济在10～20年后放弃了劳动密集型行业后，将依靠中高技术水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些行业需要的是创新型高技能人才。一个人最具创业和创新能力的年龄是在30～40岁，所以1990年出生的2600万人将在2020年到2030年，发挥出最佳的创业和创新的能力。但是到了2030年以后，中国年轻人迅速减少，整个经济的创新和创业的活力也随之下降。这不仅仅是年轻人数量少的问题，而且是个结构性问题，如果一个社会（或公司里）五六十岁的人远远多于二三十岁的人，年轻人的晋升和历练的机会就大大减少。那么，这本来就少的年轻人的进取心和创造力会更低。这种状况很像现在的日本。
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但是到了90年代，情况发生了逆转，随着人口结构的老化，日本企业的创造能力似乎突然停滞了。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日本20年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是其创新和创业能力的缺失。而这是和日本企业和社会老龄化因素密切相关的。
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人口老化，企业中老人的比例越来越高，原本富有创造力的日本企业逐步变得保守。日本企业中普遍存在论资排辈、资历重于能力的现象。随着企业里中老年人比例的提高，年轻人的提升空间越来越小。本来就在迅速减少的年轻人，还得不到足够历练，以及社会关系和资本的积累，其创业的能力大打折扣。
数据表明，日本年轻人的创业欲望随着老龄化不断降低。日本新企业的数量占比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6%～7%，降到了最近几年的3%～4%。美国10大高科技公司有6家创办于1985年后，而日本在最近二三十年再也没有出现全球性的高科技公司。一项调查表明，日本年轻人的创业意愿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里最低的。
日本不仅缺少新的企业，而且现有企业也显得保守、僵化和迟钝。当然在一些传统行业，只要用户需求和技术变化不那么快，像传统的汽车行业，高龄的日本企业像本田、丰田还是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在越来越重要的新技术领域，日益老化的日本企业似乎已经跟不上世界技术进步的步伐了。
我的研究还分析了世界上几十个发达国家的创业数据，发现年轻人的创业意愿和一个国家的老龄化是显著负相关的，也就是说越是老的社会，年轻人的创业活力就越低。同时，我还分析了主要发达国家风险投资的数据，发现人口结构越老的国家，风险投资的活跃程度越差。另外，我还分析了本土互联网公司的竞争力，也发现人口结构越老的国家，本土互联网公司的竞争力就越弱，往往竞争不过外资的互联网公司。
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如果中国听任生育率继续下降，中国的人口结构就会变得很像现在的日本，成为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国家之一。长此以往，经济发展的活力就会衰退。美国和印度则将凭借其年轻的人口结构和开放的移民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具有相对的人口结构的优势。
现在多生一个小孩，中国将不仅多一个儿子或女儿、一个兄弟或姐妹，而且是多一个劳动者、一个纳税人。现在多生一个，可以缓解中国20～30年后各种需求疲软的困境；现在多生一个，可为20～30年以后的中国多培养一个普通的服务人员或是一个专业人士；现在多生一个，或许还会为20～30年后的中国多培养一个创新型人才，也许是一个新能源的研发人员。
多生一个小孩，父母很清楚将要为这个小孩付出很多很多，既然选择了多生，必然是觉得值得，不管是希望儿女双全，还是老有所靠，还是要让子女体会兄弟姐妹的亲情（或许是读了这篇文章，要为社会做贡献），我们都应该尊重这对父母希望家庭幸福的选择。
本文摘自梁建章、李建新《中国人太多了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4月
年轻人就业人数的快速下降已经使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带来冲击，让部分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出去。当然，对中国的长久利益，这未必是坏事。一方面，中国的生存环境已经受太多污染，无法继续按目前规模做世界工厂，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此形成倒逼约束；另一方面，过去劳动力成本太低，使中国企业没有动力去寻求技术革新，但现在和以后劳动力成本高了，中国终于能从“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转向“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勤劳革命的前提是劳动力便宜，而工业革命的前提之一是劳动力昂贵。
教育部和各大学应该特别重视，尤其现在各大学还在不断扩大校园和宿舍规模。当然，目前普遍存在因各大学学生太多而无法为学生“开小灶”的情况，今后的大学生少了，或许各学校终于能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在每个学生身上，培养更多的“精品”。
基本认同。至于房地产需求是否要等到2020年才达到顶峰，或许不需要那么久。许多父母现在就为几岁、十几岁的孩子买房，按照这样的速度，在“90后”成家做父母之前，或许房产需求就已超出饱和。
有可商榷的地方。在梁先生的样本国家中，创新活力跟年轻人口占比呈正相关关系，这应该是成立的。但造成这种关系的起因或许不是年轻人占比，而是整个国家的制度体系是否给创业、创新提高正向激励。比如，当制度体系像日本那样保守僵化、各层次资本市场又不发达，那么许多年轻人会自愿选择去美国等国家。这种年轻人口流出创新制度差的国家、流入创新制度好的国家，也会造成“创新活力跟年轻人口占比呈正相关关系”的结果，尽管背后的起因是一国的创新制度，而不是最初的年轻人口占比。
一国的创新活力不取决于，至少不完全取决于其年轻人口数量，就像中国现在年轻人的绝对数很大但未必有令人鼓舞的创新活力。日本的情况对梁先生的研究影响较大，亦即日本老龄化严重且同时创新活力也萎缩很多。可是，老龄化是否就为日本创新活力低的原因呢？或许从因果关系看，日本社会的论资排辈文化及其他制度因素更是创新活力低的原因，而非老龄化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