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兰州大学民主墙及饭厅门口贴满了公布事件真相的传单和抗暴宣传品，随即，学校学生成立了以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为主的“兰州大学二二五惨案游行请愿团”，于当日带领1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学生们高呼“争民主、要自由”、“保障人权”、“惩办肇事宪兵”等口号，沿街散发传单、张贴书写标语。在国民党甘肃省政府门前广场，游行学生举行集会，向广大市民揭露宪兵暴行。学生声势浩大的反迫害行动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情支持。之后，游行队伍又前往西门行辕请愿示威。西北行辕新闻处处长出面接见请愿学生，表示立即扣押肇事宪兵，查明真相，予以惩处。
2月27日，迫于学生运动和巨大的社会压力，西北行辕军法处开庭审理此案。兰州大学学生耿公顺等数名学生出庭作证。是夜，数十名身份不明，手持凶器者先后两次闯入兰州大学学生宿舍，对耿公顺等学生进行恫吓，这一欲盖弥彰的流氓行径更加激起了学生的怒火。28日，全校学生在“兰州大学二二五惨案游行请愿团”的基础上扩大规模，联合部分教师组成“二二五惨案后援会”。进步师生连夜编写、刻印宣传材料，向全市及全省各学校及社会各基层散发，呼吁更多的人声援支持。并向全国各大城市大、中院校学生会发出函电，吁请支援。一时间，“二二五”惨案和兰州大学学生的反迫害斗争轰动了西北地区，各界群众纷纷慰问受害学生，声援学生抗暴斗争。西北行辕军法处迫于社会各方压力，判处殴打学生的凶手3年徒刑。兰州大学学生的抗暴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次抗暴斗争自始至终都反映出了青年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和社会责任感，表明了兰州青年和青年革命运动逐步走向了成熟，在甘肃青年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8年6月22日，延安新华社报道了“二二五”惨案的经过和兰州大学学生的抗暴斗争。
地火在运行
就在兰州的爱国民主运动逐渐走向高潮之时，1948年4月17日至27日，中共甘肃工委在庆阳元城子召开了一次颇为重要的对外工作会议。会议在听取了在兰的甘肃工委特派员罗扬实等人的汇报后，重点研究了兰州的工作。会议认为，中共兰州党组织的重建工作已经完成，建立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的条件业已成熟，决定成立以罗扬实为书记，葛曼（后因工作关系由窦志安接替）、张生强为委员的中共皋榆工委。会议确定了中共皋榆工委的工作范围：以兰州为中心，在皋兰、榆中、靖远、会宁、临洮、永登、景泰等县开展工作。会议确定了中共皋榆工委的工作方针：发动和组织群众，大量发展党员，建立隐蔽点线，由点线到面，逐渐扩大活动地区；进一步掌握合法武装，准备配合解放军；在兰州市区精干隐蔽，主要开展搜集情报与准备内应工作。
在国民党重镇兰州，皋榆工委所开展的工作尤为艰巨和重要。经过艰苦努力，罗扬实直接领导下的兰州、榆中、皋兰等地相继建立了一批支部，到1948年底，党员人数达100多名。同时，临洮、靖远地区的党员人数也增加很快。到1949年春，皋榆工委在众多支部的基础上，相继建立了兰州东区工委、兰州西区工委、兰州学委、金崖工委。
东、西区工委在做好组织发展的同时，着重根据西北局、甘肃工委的有关指示，做了动员群众迎接解放、收集情报、建立统一战线、瓦解敌军的工作。在解放军正挥师解放大西北的同时，党员们油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在群众中传开了，同时也秘密邮寄到了一些国民党军政要员手中，戳穿了国民党的造谣蛊惑，使广大群众及部分国民党人员看清了革命的形势。在解放兰州迅速临近之际，东区工委党员王受天、王应蛟父子根据组织要求，做了大量的情报搜集、瓦解敌军的工作。王受天培养发展了国民党兰州市城防自卫队五中队队长汪治华为党员，汪治华又在自卫队中发展了一些党员。后来，在兰州战役中，解放军攻近兰州城区时，汪治华率先打开西梢门，迎接并配合了解放军作战。
在兰州各大中学校党的地下组织迅速发展，学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大好形势下，兰州学委在中共皋榆工委的领导下于1949年4月成立。陈仙洲任书记，程万里、刘敏为委员。学委一经成立，便在兰州各主要大、中学校积极活动，很快有一批思想觉悟高，各方面能起带头作用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加入了党组织，以带领广大学生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接解放。学委还加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油印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革命进行到底》、《南京政府何处去》等著作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到处张贴散发，以解除人民群众被国民党长期欺骗宣传而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产生的疑虑。
根据中共甘肃工委的指示，1949年初，皋榆工委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1949年5月，在原金崖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金崖工委，负责农村工作。金崖工委由陆长林任书记，杨春霖任组织部长，陆治安任宣传部长，所属党员都是农民，主要分布在榆中、皋兰的广大农村，下设12个支部。
水家坡夺枪
1948年8月的一天，凌晨3点多钟，在陇右党组织负责人高健君、万良才、郭化如、毛得功、杨友柏等人带领下，一支由27人组成的游击队，经过4个夜晚的急行军，从渭源到达榆中县水家坡。水家坡是榆中县清源乡乡公所驻地，驻有乡自卫队，另有天（水）兰（州）铁路测绘队第八分站及护路队驻扎。当地百姓中流传着“黄皮黑皮，都来害人，乌烟瘴气，不见天日”的顺口溜，黄皮指护路警察，黑皮指乡自卫队。黄皮黑皮都有枪支弹药等武器装备，经常胡做非为祸害百姓，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游击队分编为两个小组，一组由郭化如、杨友柏率领，另一组由毛得公率领，在天亮以前同时行动，趁敌人起床尚未武装之际，两组队员分别夺取了乡公所和天兰铁路第八分站的全部武器。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打死敌人2名，打伤1名，缴获长枪、短枪20余支，子弹500余发。
这次武装斗争是解放战争时期陇右地下党在兰州地区成功领导的一次斗争，在黎明前黑暗浓重的兰州，给了国民党沉重打击，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壮大了游击队的武装。
同期，中共陇右工委与中共皋榆工委密切配合、开展工作。针对中共皋榆工委力量相对薄弱的兰州地区大、专学校，陇右工委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组织工作，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各建立一个支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兰州学生运动的一支劲旅。陇右工委在兰州还建立了兰州被服厂支部，该支部带领所属党员和进步工人，积极搜集情报，为迎接兰州解放做准备。
此时，如星星之火的地下党组织，几乎覆盖了全省，兰州市学校机关工厂都有党的组织。中共皋榆工委、中共陇右工委及所属各地的基层组织，积极开展活动，结合形势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开展统战工作，瓦解蒋马匪军。地下党组织在兰州地区开展了系统的社会调查，搜集各种情报。这些细致、扎实、有针对性的工作，使国统区地方党组织的战斗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保证了兰州战役的顺利实施和兰州解放后接管工作的顺利开展。
保卫兰州绝不西迁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取得扶眉大捷，继而又粉碎“二马”的“平凉会战”攻势。解放军一路凯歌，直逼国民党西北国统区中心的兰州。此时，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北军政长官的马步芳惶惶不可终日，他一边积极部署国民党南京政府制定的“兰州会战计划”，加强兵力，增编正规军，征调20000民夫沿兰州南山一带修建永久性半永久性防守工事，企图依靠充实的兵力和坚固的城防将我第一野战军挫败于兰州外围，同时又准备给自己留下一条退路，那就是将兰州重要的工厂及大、中学校、重要机关、公共设施机构等西迁到他的青海老巢，企图在兰州失守后坐守青海，同时使兰州变成一座空城、废城。
马步芳急不可耐地叫嚣：“如不西迁，以军法论处。”在国民党节节败退，四面楚歌时，马步芳狂叫：“破产保产，拼命保命，挽救危急，确保西北。”
此时，兰州人民却有一个共同的、坚定的信念：护厂护校，决不西迁！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确定了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移到城市后，中共甘肃工委立即向中共皋榆工委传达了会议精神，明确提出“思想进城、政策进城、工作进城”的要求。1949年5月22日，中共甘肃工委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兰州工作，明确指示皋榆工委把接管城市作为当前中心工作，同时研究部署了反击敌人在最后时刻进行大规模逮捕、屠杀和破坏的措施。之后，皋榆工委广泛动员共产党员，利用各种方式，秘密而富有成效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捷报，发动广大兰州人民，迅速建立护厂、护校、护馆组织及工人市民纠察队、巡逻值班队以及多种多样的保护市政设施的委员会等群众组织，同马步芳的西迁做斗争。
作为当时兰州重要教育文化机构的“两馆四院校”（兰州科学教育馆、兰州图书馆、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畜牧兽医学院、西北农业专科学校）是马步芳企图西迁的重要目标。为此，中共兰州地下党提出了“一拖三要”（拖时间，要汽车、要器材、要经费）的策略。各院校馆的广大学生和教职工怕马步芳狗急跳墙，大搞破坏，便把大量图书、仪器整装成箱，封存隐蔽，并组织进步青年巡逻看护。国立兰州图书馆工作人员在8月初将教育部拨发的最后一笔经费全部兑换成30余两黄金，善加保存。兰州解放后，他们又将这30余两黄金和兰州图书馆完整无缺地交给了兰州市军管会。
与此同时，兰州各大工厂和电台亦在进行着激烈而灵活的护厂、护台工作。历史悠久的西北毛纺厂、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兰州面粉厂和兰州电台都是马步芳西迁的重要单位，西北毛纺厂工人群众把机器全部拆散，将重要零件隐藏，软磨硬抗，拖延时间。工人汪杏章对大家说，“青海是马步芳的阎王殿，马步芳就要完蛋了，我们不能白去送死”。他还给大家讲解放军胜利的消息，鼓舞大家的斗志。职员包永庆用厂部俱乐部的收音机，让大家每天秘密收听人民解放军不断胜利的消息，并通报给在厂职工，使大家充满信心，备受鼓舞。80多名工人组成护厂队，手持马刀、棍棒巡逻执勤，随时准备为保护工厂与敌人斗争。面粉厂地下党员组织护厂委员会，在厂房上架设电网，厂区内挖防空洞，安装电灯、电话，并以12支步枪和大量木棍武装自己。
1949年9月7日，兰州解放后的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音，红色电波把幸福喜悦的声音传送到祖国的大江南北。这部电台设施就是兰州解放前夕共产党员用生命和鲜血保护下来的。解放前夕，马步芳为加强对电台的控制，派1名中统特务任台长，还调入多名中统特务。马步芳下令电台西迁后，敌人开始了西迁的准备，并开始调查电台内中共地下党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