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美丽的内蒙古额济纳旗以其雄浑旖旎的塞外风光吸引着众多游人。额济纳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最西端，西南与甘肃省相邻、北与蒙古国接壤，国境线五百余公里。这里有一望无际、金色的胡杨林，有闻名遐迩的汉代居延遗址，还有令人遐想万端的西夏黑城，这个在古代曾经辉煌过的地方，曾多次遭受侵略者的搜掠和践踏。
1907年12月25日至1909年7月26日，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曾先后两次到黑城遗址，挖掘了大量的西夏文献，并将其全部运往彼得堡。1914年5月27日，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也来到了黑城遗址，进行了为期8天的挖掘，同样满载而归。驼铃阵阵，一座反映多种古代世界文明交汇的天然图书馆就这样被分解流失到了异国他乡。
不久之后，阴谋吞噬我整个中华的日本人也悄悄潜入了这块人烟稀少之地。
1936年夏秋之交，《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深入额济纳、阿拉善两旗视察，往返两月有余，在《塞上行》一书中记下了亲眼所见的许多事实：
“那时日本人之过松稻岭西入蒙古者，已有三四起，其中一起去定远营（今巴彦浩特），其余的都入额济纳。他们沿路笼络威吓商人，许他们一些未来幸福，许多商人感到日本势力之可怕……不大敢和日本的侦察队作对”；“日本人已经将百灵庙至阿拉善首府定远营，和百灵庙至额济纳的道路测量完毕”；（额济纳）“东庙两侧戈壁上，就是日本选定的飞机场。平硬宽旷，日机已数次起落，异常便利”。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西北地区的觊觎由来已久，其军方情报机关的触角早已伸入我国的大西北。据史料记载，20世纪初，日本在我国西北已有活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陷以后，日本军国主义乘蒋介石忙于内战，对日妥协让步之际，在积极准备侵占我国华北的同时，也把侵略的魔爪伸向绥蒙和宁夏。他们一方面鼓吹不伦不类的所谓“民族自治”理论，挑动蒙、回、藏人民之间以及与汉族人民之间的矛盾，以施其“以华制华”之故伎；另一方面，不断派遣特务打入绥蒙和宁夏以及甘、新等省广大地区。后来又不断扩大活动范围，并在宁夏省管辖的阿拉善、额济纳二蒙旗建立据点，设立特务机关，安置电台，组织汽车、骆驼队运送储备军事物资。1935年，日本特务机关在阿拉善旗府所在地定远营正式设立机构（驻祥太隆商号），在阿旗公开大肆进行特务活动。在日本人的威逼之下，旗方甚至还组织人力给日方在阿、额两旗各修建了一个简易飞机场，开辟了百灵庙——定远营——东庙（额济纳旗王府所在地）之间的不定期通航。特务、汉奸以东庙为基地，在宁夏银川和甘肃酒泉、张掖、武威等地公然穿日本军服，挂军衔，到处进行调查和地质测量，绘制地图，活动十分猖獗。
范长江就此评述道：“从东北经察绥，西至宁夏新甘，造成封锁中国，隔绝中俄的阵线，是某方（指日本）最近一二年来努力之目标……是想利用蒙回藏等比较不甚得势的民族，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挑拨各民族间的情感，鼓动各民族间之战争，以实现‘以华制华’的故伎。”除了上述政治上的原因，日本侵略者还想利用弱水河资源，在青山头附近修建大型水库，作发电和灌溉之用。同时以此为后方，以东庙军用飞机场为轴，来轰炸附近区域内的榆林、延安、宁夏、兰州、西宁、哈密等地。
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和丑恶行径引起了国人的极大愤慨。1936年冬，南京国民政府电令宁夏省民政厅厅长李翰园取缔日特机关，驱逐日特出境。1937年春天，李翰园奉命取道兰州、酒泉前往额济纳，7月7日，逮捕了13名日本特务和5名汉奸，全部肃清了在东庙一带活动的日本特务。
此日，正值七七事变爆发之日，日寇悍然制造卢沟桥事变，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汹涌澎湃。
9月2日，李翰园押解13名特务和5名汉奸回兰。5辆卡车驶过黄河铁桥进入兰州，行至学院街（今武都路）时被群众发现，愤怒的人群越集越多，大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杀死日本鬼子！严惩汉奸卖国贼！”，并愤怒地用石块投掷日特。怒不可遏的群众围困卡车达三四小时后，特务汉奸才被押入监狱。激愤的人群直至夜幕降临，还迟迟不肯离去。
随后，由甘肃省政府代主席贺耀组主持，在兰州对日特和汉奸进行了审判。经报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决定将日特机关长江畴寿夫（少将）、横田（少将）、大西俊仁、松本平八朗等18名日本间谍和汉奸全部处决。
失魂落魄的日本间谍和汉奸卖国贼提出行刑时不要用大刀杀头。然而，日本鬼子的残暴行径和汉奸卖国贼的恶行早已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愤怒。法庭内外一致主张用大刀砍掉特务和汉奸的头颅。
9月14日凌晨，13名日本间谍和5名汉奸被宪兵队押往安定门外刑场，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手起刀落，民心大快。这次大行刑极大地扑灭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西北的嚣张气焰，使兰州人民深受鼓舞。
众志成城抗顽敌
抗战爆发时的兰州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欲壑难填的日寇对我国鲸吞蚕食，开始从东北向华北进发。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进攻卢沟桥，激愤已久的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揭开了全国八年抗战的序幕，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制日寇的侵掠！”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受了太多的欺凌和侮辱，七七事变以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浩大洪流开始以不可阻挡之势向日寇冲荡而去。
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情绪沸腾。大后方兰州也激荡在抗战的热潮中。7月7日，卢沟桥事变消息传来，兰州人民群情激愤。7月12日，甘肃省及兰州市各族各界通电慰劳卢沟桥前方奋起自卫抗敌的中国驻军第29军抗日将士。7月17日，兰州各界举行大会，电慰前方将士，同时成立“甘肃民众抗敌后援会”，开展宣传、募捐、民众防空等抗日救亡活动。7月21日，兰州爱国青年20余人组织了“西北人民抗日服务团”。7月底，甘肃妇女抗敌后援会成立。7月29日，共产党员谢觉哉抵兰，原红军办事处改为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抗日救亡运动呈现高潮。
1938年3月4日，《新华日报》以《今日的兰州》为题，向全国人民报道了兰州抗日运动的热潮：“救亡运动在最近的表现，就是2月7日至13日的反侵略运动宣传周，充分表现了民众抗敌情绪的高涨。妇女日在省府前开的市民大会和农工日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参加的市民有1000多人，全市充满了抗日的空气。”
国家的危亡激起了兰州人民空前的团结和战斗的激情。
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严密控制，地方势力的黑暗压迫，相对其它地方而言，经济困乏的兰州依然十分封闭落后。谢觉哉1938年2月9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写到：
教育。历来拒绝外省人，新的空气不能输入。举个极端的例子：中学生打屁股，课本上的白话，教员用文言在黑板上解释。
民众痛苦。甘肃吏治黑暗，可以考得头名。举几个例子，高利贷有借十元每天出息一元者，不怕你不还，有警察替他追索。
交通状况。交通是最坏不过了。甘新路，把款子交给马步青，民众得不到一个钱，还要带饭、挨鞭子，或者出钱免役。西兰路是“稀烂路”，雨季得走一二十天。
1939年，中国银行高级职员李孤帆在他的《西行杂记》中，也记下了在兰州的见闻：“一般贫民多拿棒子米和洋山芋为充饥的食料。小孩子多没有裤著，大人的衣服也都破烂不堪，冬天惟一的宝贝，就是一袭没有面子的老羊皮褂子，晚上就拿它当被褥。”
在这样的境况下，共产党领导的长期在国统区封锁下的兰州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异常艰苦卓绝。
从彭公馆到八路军驻甘办事处
抗战全面爆发后的第二个月，在中华民族情势危急之下，国共两党再次达成合作，决意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国共双方达成协议，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长江以南的红军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开赴前线对日作战。
兰州是西北的重要城市，既是甘、宁、青、新四省的枢纽，又是空中和陆上通往苏联友邦的通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1937年2月，周恩来亲自赴西安召见吴鸿宾，谈到了营救和收容西路军，并在兰州设立办事处的问题。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一部两万余人，奉命从甘肃靖远虎豹口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进军，在没有根据地，没有补给的情况下，西路军战士与装备精良、数倍于我军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马步青、马步芳部队在隆冬时节浴血奋战数月，在歼敌25000人后，西路军于1937年3月在河西惨遭失败。永昌、张掖、临泽、高台、祁连山洒遍了西路军战士的鲜血，除少数人在李先念等同志率领下突围进入新疆外，绝大多数战士牺牲、被俘或失散。
境遇悲惨的西路军战士时时牵动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心。西安事变时，正在西安与蒋介石进行谈判的周恩来及时通过谈判方式给马步青、马步芳施加压力，以释放被俘红军。
同时，中共中央派共产党员吴鸿宾、张文彬、刘秉林分赴青海、河西调查西路军状况。
1937年4月，马步青将从甘州（张掖）押解到凉州的被俘红军800余人送往青海“垦殖边区”，给马步芳当苦力。很多红军战士在饥寒交迫和非人的折磨中留下残疾。为营救这批战士，党中央决定在兰州专门设立了红军办事处（后改为八路军办事处），准备采取各种营救措施，使战士们尽可能地虎口脱险。
5月29日，共产党员张文彬、彭加伦率领朱良才、况步才、黄文炳、王大成、刘富秀等7人携带周恩来、叶剑英致甘肃省主席贺耀组的信从西安抵兰。在南滩街54号前院设立红军办事处，以“彭公馆”的对外称呼开始了营救联络西路军的工作。红军办事处成立时，全面抗战尚未爆发，国共两党也未正式合作，红军办事处处境十分艰难，国民党当局表面敷衍，暗地里监视刁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