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皋兰县志》是通体志书，记述上下两千年、纵横数百里内的天文、地理、人物、事件、物产、民俗等事物，是反映兰州市区、皋兰县、景泰县、白银市区清光绪以前历史的珍贵志书，比旧志更多地记载了经济类的事物。如“物产”，分谷、蔬、瓜等类，分别详注其品种栽培等情况，对现在发展农林业有参考价值。如记述洋务运动在兰州的情况：左宗棠创制造局，用泰西机器制造洋枪洋炮，派督标兵幼丁当学徒；创织呢局，用泰西机器雇洋匠教民学纺呢羽、哈喇等纺织品；创设电报局、牛痘局等事件。从中可以看到新兴工业城市兰州的渊源。此志是张国常呕心沥血，深入调查，精心考证的结果，可算作是兰州的一部百科全书。此书记载的详尽完备，书成后受到总督杨昌浚的大力赞赏。
《土司番族考》记西宁、碾伯（今乐都）、大通、平番（今永登县）祁贡哥星吉等地19家土司的民族、世系、辖地、功绩、封爵、部落、户口、兵员、宗教诸事。展现了从元末到清光绪年间，青海、甘肃两省以蒙古族、藏族为主体的部分土司制度。涉及民族学、宗教学、谱牒学、地方史等领域，是研究西北少数民族的珍贵史料。
马世焘：枳香山房儒雅气
少壮成名志渐磨
马世焘（1809—1875年），字鲁平，回族，兰州人。其先祖为山东历城人，明代初期随征火落赤，落籍兰州。祖父马国德善于经商，家里颇为富足。父亲马裕谦，咸丰辛亥（1851年）恩贡。他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为马世焘广延名师，以期他能出人头地。鲁平的启蒙老师为金灼庵。年少之时，又跟随平番（今甘肃省永登县）寿山先生学诗，明白了“读书当先正本原，愿将学业溯源头”的道理，博览群书，学业大进。道光丙戌（1826年），陕甘学政冯赞勋巡视兰州，17岁的马世焘以“古取一名入泮”。
随后壮游西北各地，徜徉于名城胜景，开阔胸襟，开拓眼界，使他的见识和学问大增。但满腹诗书的马世焘，在八股取士的科举之道上，却并不怎么顺利，“乡闱六次不登科，少壮成名志渐磨”，作者所写的这两句诗，其中包含的辛酸与痛楚，溢于言表。但学界并未因此而小看他，陕甘学政戴兰芬就对他颇为赏识，对这位富有才学的回族士子，还多次予以鼓励：“尔之文艺诗学吾再无虑，惟期功夫不懈耳。而立品修行之地，当时加省察。”咸丰五年（1855年），赴西安乡试，考中乙卯科举人，年已47岁，年届不惑，才取得如此功名，可见其恒心和韧劲。“一时汉族惊奇，而回教人尤为自珍”。
风流儒雅是吾师
马世焘素与兰州贤达曹炯、吴可读、卢政、马文炳、马中律相友善，经常论文赋诗，砥砺气节，陶冶情操。同治年间，曾受聘于陕甘总督穆图善，教受其子明保。后来左宗棠非常器重明保，当得知他的老师是马世焘后，大为感叹：“大匠之门，宜无曲材也。”后来读了马世焘的著述后，更是赞不绝口，拟函保荐其外出任职，却被名利之心淡泊的马世焘婉然拒绝。左宗棠并没有因为马的婉拒而恼怒，反而越加钦佩他的为人。撰联书赠：“钟鼎山林各天性，风流儒雅是吾师”以表达倾慕之情。
同治间，河湟事变，兰州官吏议办房捐，筹集政务费用，动乱之中的百姓本来就苦不堪言，再加上这些临时性的苛捐杂税，更是苦中加苦了。得知此事后，马世焘不畏权贵，正色谏阻：“疮痍未起，若复剥削，民何以堪？”遂使房捐之事不得不停办，使百姓困苦的生活中有了喘息的机会。
同治五年（1866年），兰州被围，城内百姓惶惶不可终日。马世焘深夜由绳索吊下城墙，大义凛然面见围兵。动之以情，晓之以礼，说服围兵，罢围而去。此举“不惟获免生灵涂炭，而回汉积年之忿隙亦融洽矣”。事后，同治皇帝御书赐“意气可嘉”匾额，予以褒扬；议叙五品衔，拟任四川绵竹知县。但马世焘生性恬淡，辞不就职。
马世焘操行高洁，绩学能文，先后被聘为县立皋兰书院、府立五泉书院山长。他因材施教，勤于训迪。授徒数十年，桃李满金城，著名学者张国常、内阁中书陈彬、宁州学正王式金等均出其门下。为表彰他对兰州文化教育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1935年3月7日，兰州回汉教育界人士将他入祀五泉山太昊宫皋兰乡贤神祠。
枳香诗书传大雅
马世焘学问渊博，贯通中西，以“穆教清真之理，融合儒家忠恕之道；用易学南华之精奥，阐扬天方性理之真讳”。著作有《四书集注解释切要》、《日新堂诗文集》各4卷，惜佚。现仅存《枳香山房诗草》2卷。
他所写的《兰州竹枝词》10首组诗，通过对兰州四时八节、名胜古迹、民俗特产生动而形象的描绘，展现了当时兰州风貌景致和生活状况，抒发了热爱故土的情怀。
长堤铁索压虹桥，天下黄河第一桥。
二十四船联最稳，任他春水浪迢迢。
夭桃秾李满城栽，梨苑花光入眼来。
别有动人春色好，碧桃开罢海棠开。
名山最爱五泉游，炎夏登临似早秋。
烟水茫茫看不尽，一层楼外一层楼。
淳化原来内府藏，笔痕墨深重琳琅。
自从石刻装成铁，谁不临池仰肃王。
他写黄河，也写宛如彩虹的镇远浮桥；写五泉山，也写金城关外的十里店和安宁堡；写秋日登高的重阳习俗，也写少妇回娘家的时代风尚。在他笔下，举凡是兰州的一物一景，总是关连作者的欢喜之情。而《黄河滩上有披沙拣金者歌》生动刻画了淘金者的形象：“黄河岸上积沙深，披拣人人费苦心。不有良工精决择，焉能沙里认来金。”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兰州贡麸金。兰州麸金在黄河畔泥沙中淘取。可见兰州黄河两岸自古以来可淘金，此诗也成为金城得名于筑城得金的最好注脚。
马世焘诗宗陶渊明，王烜称其诗“悃畐无华”，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五七古为胜，昌黎所云：‘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也’。近体工雅。五七绝，言近旨远，俱有逸致。”并精选其诗数十篇，辑入《兰山清诸家诗钞》。
马世焘长期设帐授徒，积劳成疾，道光乙亥（1875年）末病卒，终年66岁。好友吴可读撰挽联一幅：
老辈无多，叹大雅泯焉，绛帐于今谁继武；
解人有几，恨知音渺矣，青樽何处复论文？
吴可读：铁石一儒冠
一官辛苦读书来吴可读（1812—1879年），字柳堂，甘肃兰州人。其先世为浙江处州人，明初随肃庄王就藩，而迁徙到兰州，世为耕读之家。吴可读生性颖悟，尤善诗文。道光十五年（1835年）考中乙末恩科举人。其后，为了节省往返费用，便寓居北京达8年之久，执意博取功名，但屡试屡败，未能得偿心愿。最后以举人身份被派到伏羌（今甘肃甘谷）担任县学训导，主讲朱圉书院，并被聘为山长。道光三十年（1850年）由伏羌的弟子凑集路费，再赴京城参加会试，终于考中庚戌科进士，授刑部主事，晋员外郎，10年职务未动。1861年，母亲去世，扶柩归兰，主讲兰山书院。1865年春再入都，补原官，后迁吏部郎中。1872年补河南道监察御史，冬因劾成禄降三级调用。
1874年返故里重讲兰山书院，期间当过几年山长。1876年起用为吏部主事。1879年以死谏慈禧为太皇太后而废垂帘听政殉国。
吴可读从政之余，历任各地教职，滋兰树蕙，桃李丰盈。他主讲朱圉书院时就对症下药，借给孔子的弟子伏羌石作蜀墓拟一楹联：“共仰孔门高，问颜曾七十之徒，何处最多佳士；休言秦俗悍，自邹鲁三千而外，此间大有传人。”鼓励当地学生，破除自卑心态，奋发向上。他还要求诸生做学问就应时时观察、处处留心，“诸生何处觅文宗，绝妙文章到处逢”。同时他也非常注重言传身教，学习知识和修养品德并重。他主讲兰山书院时的得意弟子安维峻刚直不阿的品行，就与他的教诲有很大关系。另外，吴可读还在帮办甘肃团练、设立甘肃举院、宣传牛痘免疫等事，颇多建树。
吴可读有《携雪堂诗文集》，其中“携雪堂对联”部分收联87副，有《题兰州甘肃贡院》一联共有192字，是天下闻名的长联之一，其斐然文采，由此可略见一斑。
青灯犹是书生味
吴可读刚直耿介，遇事敢言，很有士人风骨。1872年，当陕甘总督左宗棠奉旨镇压起义时，有个满洲武将叫成禄的，官居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诬良为逆，肆意虐杀无辜肃州百姓，居然虚报战功，说自己打了一场大胜仗。吴可读接到同乡字字是血泪的来信，义愤填膺，遂奏劾成禄的罪名“有可斩者十，不可斩者五”。于是成禄被革职拿问，定为斩立决。但谁想这成禄神通广大，竟买通了个军机大臣替自己在同治帝面前说情，竟改斩立决为斩监候，虽说都带了个斩字，可区别是相差千里，命保住了不说，还有可能脱离牢狱之苦。吴可读得知此事，愤不可言，上疏力争，奏请“先斩成禄之头悬之藁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之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中国历来就有“杀言官是亡国之象”的说法，但同治帝大怒，认为吴可读是欺他年幼，才敢如此顶撞，非要他脑袋不可。三法司会审，刑部迎合皇帝，办了吴可读死罪；但定死罪要全堂同意，缺一不可。刑部尚书、左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副都御史；大理寺正卿、少卿；共计13位堂官，一个个在奏稿上画准，画到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无论如何不肯下笔。就因为王家璧的持正不阿，吴可读才保住了性命，改为充军。
吴可读劾成禄被充军后，当时人有《赠柳堂二十韵》，形容吴可读的风骨气概：“乾坤双泪眼，铁石一儒冠。”一时传诵天下。
同治皇帝死后，慈禧太后为了收买人心，宽免了因进言而获罪的官员，吴可读因此得以重返京师，授官为吏部稽勋司主事。然而他的忠君之心，并未因差点被同治帝杀头而改变，反而对慈禧太后的专横有所不满，更为众多大臣竟无一人站出来替同治帝说一句公道话而气愤。因此决定为绝嗣的同治帝抗争一番。恰在这时，内阁学士广安也因不满慈禧太后的霸道而上了份奏折，认为“对于立嗣这样的重大问题，臣下不应当缄默不语”。他在奏折中借古喻今，以宋代赵普不遵守宋太祖遗诏，擅立太宗的教训为例，说“立嗣大计，虽然决定于片刻之间，但尤应重视其百代之后”。为了防止赵普那样的人擅自废立，请求两宫皇太后立下“丹书铁券”，以保证嗣皇帝生了皇子后继承同治帝。慈禧太后看了，不禁大发雷霆，立即传旨对广安加以申饬。正卧病在床的吴可读不由得悲愤万分，立即下床取出笔墨，奋笔疾书，想再次上奏慈禧太后，为皇道正统讨个公道。后经人劝才打消了这个念头。一个小小的六品主事，人微言轻。更何况慈禧太后现在正在气头上，即便进言她也肯定听不进去，与其这样白白送死，倒真不如等等，总要死有所值。时间一年一年的流逝，但吴可读那颗书生意气，却始终未改。
臣命轻于挥汗日
机会终于来了，光绪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是同治皇帝、孝哲皇后的大葬日，吴可读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拼着67岁的老命向慈禧太后作最后的抗议。
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穆宗同治帝19岁病殁，身后没有子嗣。慈禧太后不为同治立嗣，却把她妹妹的孩子、醇亲王之子载湉接进宫来，承接为文宗次子。这一来兄终弟继，自己仍然可以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这一举止有悖于皇室定规。同治的嘉顺皇后不堪凌辱，服毒自杀，满朝文武无不起戒慎恐惧之心。吏部主事吴可读，当时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官，却在同治和嘉顺皇后的大葬典礼上，以死劝谏，要求将来载湉生了儿子后，仍旧承继为同治之子，使“大统有归”。吴可读死前，怕祸及家人，给儿子的遗书中，要他“速速出京”，然后把身上仅存的40多两银子存放枕下，怀揣遗折，在蓟州（今河北省蓟县）马伸桥的一座叫三义庙的废寺中上吊。“欲识孤臣恋恩所，惠陵风雨蓟门东”。他是一心赴死的，自尽前恐庙宇经久失修，梁木衰朽，求死不成，又饮一碗毒药，双保险了，才用白缯悬梁自尽。
吴可读“死谏”，确实让在京的读书人兴起无限悲壮激越之思。“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我朝二百余年，祖宗家法，以子传子，骨肉之间，万世应无间然……惟仰祈我两宫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谕旨，将来大统仍归大行皇帝嗣子。正名定分，预绝纷纭。”奏折言辞激烈，军机大臣宝鋆看得心惊胆战，先还打算把遗折压着不报，一看京师轰轰烈烈又是设祭招魂，又是建祠立庙，一时白马素车，不晓得出了多少情文并茂的挽联，才知道硬压是压不住的，才匆忙转呈。慈禧太后看了遗折，感动而且困惑，她想，为了一件几十年后的事，不惜拼上性命，可真有胆识。于是特颁懿旨宣示文武百官：“吴可读所请颁定大统之归，实与本朝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元良，缵成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皇帝亦必能善体此意也。有吴可读原奏及王、大臣等会议折，并闰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谕旨，均著另录一方，存毓庆宫。至吴可读以死谏言，孤忠可悯，著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懿旨一传，北京城内欢声雷动，“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这句话，正如慈禧太后所期待的那样，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太后一句“以死谏言，孤忠可悯”，吴可读的葬礼也就办得十分的隆重。宣武门外的文昌馆内素车白马，盛极一时，除却亲王、郡王等亲贵向来不参与品官的祭典以外，从大学士起，到各部司官，下及各衙门正途出身的小官，无不亲临祭奠。有个翰林院编修，曾作挽联一幅：“天意悯孤，三月长安忽飞雪；心完夙愿，五更萧寺尚吟诗。”更有“翰林四谏”之一的张之洞主持，将吴可读的遗像供在马伸桥，设置吴柳堂先生祠，又在北京的南横街设立吴公祠。以后故乡皋兰也曾立祠堂纪念其行，兰州金塔巷存有“吴柳堂先生故宅”。
左宗棠：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