谕：各处荒闲田地准人民开垦，永为己业，一律免去各种差使劳役，三年后按农田征税；清初废除明代晚期征收的“剿饷”“练饷”和“荒粮”，蠲免“灾粮”，减轻农民负担，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清世祖顺治六年（1649年），清查无主荒地，由州、县官府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前六年不开征，不派遣徭役。从明末到清初，国家重新统一，游牧民定居下来，农业经济代替畜牧经济并逐渐居于中心地位。这种着意于屯田农业的发展而将国营畜牧业压缩到“足充边用”的农牧结构的调整策略，主要是从稳定局势、加强边防的整体需要考虑的。汉唐时期的兰州经济开发主要局限于屯田和国营马牧业，农、牧业投入都很大，其与边疆民族的马贸易并未抵减政府养马的数量。元、明、清三朝也通过养和买两条途径来补充军马，然而却明显地减少了养的部分，从而将土地、劳动力资源主要用于农业开发，以提高土地资源的对比效益。元、明、清政府调整国营农牧业结构后，对民间牧畜业不作任何限制，因此，国家所需要的战马，还可以向民间尤其是西北少数民族用赋税、交换等形式索取。清朝中前期，由于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及对农业经济的重视，轻赋役，力屯垦，大兴水利，兰州农业经济发展达到封建社会后期的高峰。元明清不仅给予了很多农业生产的优惠政策，还兴修水利，利用农业科技发展农业生产。元朝政府规定：“凡河渠之利，委本处正官一员，以时浚治。或民力不足者，提举河渠官相其轻重，官为导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车，贫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给之。俟秋成之后，验使水之家，俾均输其直。田无水者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听种区田……仍以区田之法，散诸农民。”明人也深知“水利者，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早在洪武时（1368—1398年），明政府就遣“国子生”、“人才”分诣天下郡县，督促吏民乘农隙修治水利。景泰三年“黜陟”官员的依据之一。清朝也出台了大兴水利的积极政策，这些政策诏令和措施，促进了兰州水利事业的发展。明初的阿干河灌溉工程（溥惠渠），将阿干河分东西二渠，浇灌兰州的北园、南园、东园（北南东园大致在今北园、上下沟、柏道路、正宁路、鼓楼巷、颜家沟一带）和西园（今上下西园一带），使四园“为圃者什九，为田者什一”，这九成的蔬菜瓜果和一成的五谷杂粮，用绿色的园艺带从东、南、西三面将兰州城环绕在黄河之滨。另有兰州水车、砂田保墒技术等，促进了园艺业的较快发展，还发明了许多生产瓜果的工具，诞生了许多园艺技术能手。如“天把式”、“瓜农”等“行业技术员”就是此时出现的。明清时期，兰州“瓜果城”的面目也逐渐清晰起来。
畜牧业和茶马贸易是兰州古代经济的又一特征。古代兰州地区宜牧草场丰富，这里生活着很多少数民族，畜牧业是各少数民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因此，历代王朝和地方割据政权处于军事上的需要，也世代在这里屯兵养马，经营官营畜牧业，并由此孕育出特殊的官营商业经济——茶马贸易。
先秦以前，生活在兰州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先民就以畜牧为业，秦汉以后，在大多数汉族居民转向农耕为主的情况下，仍有很多人经营畜牧业或兼营牧业。据《后汉书·马援传》记载，马援“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畜牧，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因处田牧，至有马牛羊数千头，谷数万斛”。建武十一年（25年），刘秀“玺书拜援陇西太守。援乃发步骑三千人，击破先零羌于临洮，斩首数百级，获马牛羊万余头……收其谷粮畜产而还。”当时的马援具有官僚、大牧主和地主三重身份。
魏晋到唐初，经过数百年的动乱，生产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畜牧业仍在当时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唐末到宋元，吐蕃等少数民族占据陇右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成为统治者，社会经济中的少数民族畜牧业的比重大大上升。明代政府重视畜牧业的发展，规定荒闲平野，非军民屯种者，听诸王驸马以至近边军民樵采牧放，在边藩府不得自占。采取鼓励和保护少数民族畜牧经济的政策，如允许少数民族以马牛羊及畜产品代交赋税等，有利于民间畜牧业的发展。从清朝前期开始，兰州地区的农牧经济开始转变，由于社会趋向安定，移民垦荒和大规模屯田使很多草场垦为农田，很多牧民开始向农牧兼营转化。
马政是历代王朝重要的军事支柱，官营畜牧业在历代王朝的军事政治中一直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从秦先祖非子为周孝王主持养马创立最早的官营畜牧业以来，延续了两三千年之久。西汉对匈奴连年征战，军马的来源主要依靠官营畜牧业。魏晋隋唐时期，战乱频繁，畜牧业的规模也很大。隋唐还设立专门机构，管理马政。如隋代陇右牧监设有总监、副监等官，并设有多处规模很大的官营牧场。唐代三世典畜牧，恩信行陇右，在金城、陇西、平凉、河西都设有坊、监等管理机构。宋西夏金元时期，在兰州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依然是农牧并重，官营马政。如宋设有群牧司、西夏设有农田司和群牧司等管理机构，由于这一时期战争不断，马政被各政权视为急政要务，因此，官营畜牧业始终保持较大规模。明清两代继续管理国营马政，但规模逐渐萎缩。甘肃的马场主要集中在河西走廊，兰州地区相对萧条。
兰州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地区。自汉朝开通丝绸之路后，络绎不绝的“商队”来往于甘肃大地上，也激活了茶马、绢马贸易的不断发展。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存在以剩余畜产品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换现象，魏晋及南北朝出现了类似于“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等少数民族与官方的贸易活动。隋唐以后，以历代政权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茶马贸易和绢马贸易为主要内容的互市开始形成制度和传统。甘肃的河、秦、甘、凉各州及金城等地都曾设过马市。
元明两代中央政府把茶马贸易作为重要权利掌握在自己手里，政府严禁私茶与畜产品贸易，但民间的贸易活动却蓬勃发展。清代以前兰州的茶马交易属于庄浪司管辖，到了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庄浪、西宁、甘州三大茶马司被并入兰州道治理，兰州便成了重要的茶马集散地。清朝虽然以收买军马为主的茶马贸易规模不及宋明两代，但以茶叶等生活必需品交换马、耕牛和畜产品的官方与民间的贸易活动却一直延续下来，农牧业之间的民间贸易活动也不断发展。
清末民初，兰州地区近代经济初露端倪，在新兴工商业的推动下，农业商品生产开始发展起来，兰州水烟等经济作物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已占有一定的地位。据史料记载，当时市郊烟田种植面积达4万亩之多，年产量达到200万千克～400万千克。但好景不长，随着社会动乱的加剧，直到解放前，兰州的农业和其他行业一样，已濒临崩溃的绝境。新中国成立后，兰州的农业才重新获得新生，尤其改革开发的几十年，兰州市委市政府根据兰州的农业实际，及时调整思路，对症下药，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农业战略，使古老的兰州农业如久旱遇甘霖，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两山一河的尴尬
兰州是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其显著的地理特征是两山（皋兰山、白塔山）夹一河（黄河）。黄河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出青藏高原的冰天雪地之后，在兰州这快黄土地上犁耕出了一块块肥沃的河谷盆地，从此便和黄土相濡以沫，孕育出了黄皮肤民族灿烂的黄河文化。这种独特的地理特征造就了兰州农业文明的显著特点：南岸是农耕文化，北岸是游牧文化。这种两山对峙、一河长流的独特地理环境也造成了兰州在农业上想要大作为的尴尬和局限。
皋兰山位于兰州市城关区之南，西起龙尾山，东至老狼沟，形如蟠龙，“高厚蜿蜒，如张两翼，东西环拱州城，延袤二十余里。”皋兰山海拔1800米～2100米之间，山顶最高点海拔2129．6米，是兰州市区最高的山峰。山岭南坡较为平坦，与黄土山梁相连，北坡非常陡峭，高出城区613米。山上楼台亭阁，错落有致，红柱碧瓦，相映成趣，是人们纳凉赏景的理想场所。三台阁是兰州市南屏障的最高建筑，高三层，上建一亭，气势雄伟。在此俯瞰市容，黄河穿城而过，市容尽收眼底。傍晚时分，远山云蒸霞蔚，市内万家灯火，蔚为大观。
皋兰山覆盖湿陷性黄土，水土流失严重。据说皋兰山自古一棵树，解放初期，兰州人冬天背冰上山，初春植树绿化，但收效甚微。
20世纪80年代，为改变兰州生态环境，兰州市政府建成上水工程，依照“以绿为主，点缀景观”的原则，由四十多家单位划片承包，绿化建成了兰州市第一座人造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达到80％。1998年，兰山公园被甘肃省林业厅批准为省级森林公园。
皋兰山也是兰州的象征，当外地人乘火车走进兰州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火车站南面巍峨逶迤的皋兰山。人们的记忆深处，往往第一影响是最深的，因此，皋兰山也成为人们谈论兰州、记忆兰州的第一印象。现在，无论兰州本地人或者外地人，干脆把皋兰山简称兰山，如“兰山公园”，“兰山烟雨”等，似乎有把皋兰山遗忘的意思。其实，皋兰山的来历，是非常有意思的。
清光绪时的张国常认为“春兰，俗名皋兰。谓皋兰山因此兰而得名也”。关于皋兰的形态，他这样描述：“每丛五六叶，叶窄于韭，长三四寸，（农历）三月抽绿茎，开花如马兰而小，色蓝微紫。近闻亦有香气，移植盆中，雅堪赏玩，但易萎耳。”皋兰是生长在皋兰山的一种小花，姿态飘逸，蓝中泛紫，非常的美丽。张国常用此花比喻皋兰山，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美，非常的诗情画意。
张维在《兰州古今注》中说：“兰州以皋兰得名。皋兰者，译音也。匈奴谓天为祁连，而皋兰、马兰、贺兰诸山名，皆与祁连音近，当亦高峻之意。”另有人把皋兰解释为蒙语，意思是“飞奔的骏马”。
《资治通鉴》则说，“皋兰音者为皋兰，河的称呼。”兰州本地学者认为，皋兰应解释为河，这是古代羌族的语言，羌族的一部分后来归化为蒙族。皋兰、乌兰、贺兰等都是指河，现在蒙古仍有把河叫皋兰的。如果把这个意思延伸，结合兰州地形地貌的实际，把皋兰山解释为河边的大山，也许更加确切。
至于皋兰山的来历究竟如何，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它岿然屹立在黄河之畔，“亲眼目睹”了金城的沧海桑田，阅尽了兰州的风云变幻，是这座陇上名城历史变迁的最好见证。但从农业角度看，它却是兰州农业发展的绊脚石，是它坚决地抵制了黄河的向南扩张，使狭隘的兰州盆地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兰州农业实现“大平原、大机械、集团军”式的“大农业”最终成了泡影。
白塔山位于兰州市城关区黄河北岸，因元代在山巅建有一白塔而得名。它是由许多黄土覆盖的山梁构成，海拔1600米～1700米。
山势起伏巍峨，山峰层峦叠嶂，有拱抱金城之势，是古代的军事要冲，山下气势雄伟的金城、凤林、玉垒三关，是古丝绸之路陇右中路通往西域的重要关隘。山上有层层峰峦，其中“白塔层峦”为兰州八景之一。
在白塔山西北隅，有一座海拔2067．2米的山峰，基岩裸露，沟壑纵横，峰顶似台，平坦如砥，它就是赫赫有名虎踞四周黄土山梁之上的九州台，它也是兰州城区仅次于皋兰山三台阁的第二高峰。传说当年大禹导河积石路过兰州时，曾登临此处瞭望水情，制定治理方案。
据地质勘探钻孔显示，这里的黄土覆盖层厚达338米，仅次于世界之最413米的七里河区西津村，从而成为白塔山的一大奇观。故秦维岳《九州台》诗曰：“望远九州著，台原号九州；荷衣皴百道，芝盖耸千重。雨渥每随愿，云层足荡胸；巍然天北锁，锁阴更何庸”。
白塔山原为荒凉的山梁，解放后，兰州市人民引黄河水上山，现已成为满山翠绿、景色秀丽的知名公园。20世纪60年代初，著名散文作家秦牧游览白塔山公园后，曾写道：“象黄河岸上的白塔山公园，它依山而建，既有许多雄伟的亭、台、楼、阁和寺庙，又有相当精美的砖雕，可以说是集雄奇和秀丽于一身。在夏天的‘黄金季节’里，到处鸟语花香，绿树掩映，从山顶鸟瞰黄河雄浑地奔腾，固然饶有情趣，就是单看那层层葱笼绿荫，也是够令人高兴的。夏天，这里和江南、华南的景色，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这里有如此漂亮的公园，甚至好些号称繁华富庶的地方也望尘莫及。”的确，白塔山已经是名声显赫的天下名山，但它秀丽苍翠的门面却掩盖了它身后无数条和它曾经一样贫瘠苍白、光秃秃、赤裸裸地裸露在天穹的“兄弟姐妹们”。它“拱抱金城”，成为守卫兰州门户的忠实卫士，却将兰州的农业文明也锁定在自己的辖区范围内，这就是预示着在它庇护下的兰州“大农业”必定苍白无力。
黄河虽说被兰州人亲切地称为母亲河，但在皋兰山和白塔山的护卫下从兰州大地从容而过，却显得那么的吝啬。虽说她流经兰州长达152千米，年径流量多达337亿立方米，但历史上兰州人对黄河水的实际利用率却少得可怜。说句公平话，这不能完全怪黄河，怪就怪她两岸高大雄伟的两座大山，是它们阻碍了黄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母亲河，她母亲的乳汁没能滋润出如“华北平原”、“北大荒”、“八百里秦川”那样霸气十足、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农业”。
从这一点上看，兰州的“两山夹一河”的地理特征在发展大农业上，显得多少有点尴尬。尽管人们也想出了“黄河水车”这样的办法来弥补自己的缺陷，但却显得那么的杯水车薪，这就是农业在兰州历史上一直处于劣势的根源所在。好在如今的兰州农业，提出了一个“特色农业”的概念，而且发展得蓬蓬勃勃。这是兰州人多年来摸索出的因地制宜、切合兰州农业实际的好路子，这是兰州人聪明才智的体现，也是兰州农业的幸事。
守着大河无水吃
“南方人一到兰州，这才觉得生活的味儿大不相同。
“在上海受过训练的南方籍茶房，给旅客端进了洗脸水和茶水来了；嘿，清的倒是洗脸的，浑的倒是喝的么？不错！清的是井水，是苦水，别说喝，光是洗脸也叫你的皮肤涩巴巴地难受；不用肥皂倒还好，一用了肥皂，你脸上的尘土就腻住了毛孔，越发弄不了……“浑的却是河水。那是甜水。一玻璃杯的水，回头沉淀下来，倒有小半杯的泥浆，然而这是‘甜’水，这是花五毛钱一担从城外黄河里挑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