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农历3月，当时的甘肃大林区（相当于今省林业厅）总办罗经权组织省城各机关官员，齐集五泉山二郎岗（今兰州市动物园），举行甘肃省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植树典礼。行礼完毕后，由甘肃巡按使张广建讲演《植树之关系在甘肃尤为当务之急》。然后，由罗经权讲解植树造林及管护的技术要领。主要为四点：一是地质不可不考也；二是种树之不可太密也；三是禁令之不可不严也；四是种树之获益非浅也。最后，插柳栽杨，象征植树造林在南山拉开了序幕。以后几年，每年的春天都坚持在五泉山二郎岗植树造林。
1926年春，在当时的甘肃省建设厅厅长杨慕时的倡导下，国民军刘郁芬部及兰州各界人士在兰州南郊开展人工造林，其范围东起红泥沟，东北至方家庄，西经塔字坪、二郎岗、狼洞子，沿龙尾山麓至西北大厦，面积约1．5平方千米，为纪念孙中山而命名为“中山林”。每年3月植树节，除举行纪念仪式外，还动员机关人员及社会各界人士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并指定雁滩苗圃为造林培育所需苗木。
为保证造林成活率，采用低处引小五泉水灌溉，高处雇工挑水浇树，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共栽活白榆、刺槐、臭椿、山杏等10万多株，南山前山终于郁郁葱葱，披上了绿色的新衣裳。
1942年夏，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视察兰州，当他在省政府后花园登上北城墙顶上的“望河楼”（今中共兰州市委所在地）时，看到蜿蜒的南北群山，光秃秃的荒凉不堪，忍不住问陪同的甘肃省主席谷正伦：“为什么不在山上种树？”（1）建设厅长张心一急忙解释说：“山坡干旱缺水，不能种树。”（2）蒋介石用望远镜看到皋兰山东侧的一株大榆树，就说：“山顶都有大树，为什么山坡干旱，不能种树？”（3）谷、张无法回答。蒋介石随后拨款200万元，专款专用，作为南北两山植树造林的资金，并责令设立专门机构，掌管绿化南北两山事宜，要求每年向他汇报一次造林的情况。当年年底，甘肃省会造林委员会成立，谷正伦为主任委员，张心一为总干事，确定“中正山”、皋兰山为实验基地。“中正山”西起金城关，东止枣树沟，北达山巅，南至山麓，长达5000米，宽约500米～1000米，范围包括（1）（2）（3）《兰州市志·林业志》：《造林·市区南北两山造林》。
现在的白塔山公园、五一山林场、徐家山林场等，总面积达3．5平方千米。第二年，在徐家山中峰正式立碑，定名为“中正山”。与此同时，北山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也紧锣密鼓地开展。从1943年起，每年的春、秋两季，动员兰州市机关、学校、厂矿、社会团体、市民及社会各界力量，开展了季节性的荒山植树造林活动，栽种了白榆、红柳、侧柏、刺槐、杨树等耐旱树木。但是，如此大规模地植树造林，结果却不是很理想。到了40年代末，“中正山”共植树约40万株，成活不足10万株，成活率仅为25％。而且，树木普遍长得矮小瘦弱。
新中国成立后，兰州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百废待兴，南北两山绿化也面临着“攻坚战”。1953年，省农林厅组织人员对南北两山宜林地带进行了调研，基本摸清了南北两山的宜林地带，发明了“开沟挖穴栽植法”。也就是选择阴湿的山坡开挖成水平沟，然后在水平沟里采用红柳条，用簇栽植法，挖穴栽植。利用这种方法，在南山狗牙山、五泉山、龙尾山、皋兰山，北山的徐家山、三条岭等地，插红柳，栽榆梨，直播桃杏。为了提高成活率，全市人民义务出工，利用星期天，奋战荒沙野林，修水平沟，挖鱼鳞坑，栽下一棵棵幼苗，挑水背冰，精心守护。到了1955年，红柳、榆树已经成长为一条条绿色的“飞龙”，蜿蜒盘旋在南北两山。陈毅元帅曾满怀豪情地写下了“甘肃绿化积极甚，植树担水上皋兰”的诗句。
1956年，白塔山率先建三级水泵，提黄河水上山浇树，使树木的成活率大增。但是，黄土灌水后就会下陷、滑坡，绿化工人因地制宜，用砖砌成断面呈“凹”型的山地小水渠，有效地防止了因渗漏引起的灾害。1957年、1958年组织的背冰上山，使所栽树木得到及时滋润，成活率喜人。在甘肃省委提出的“苦战三年，改变甘肃面貌”的号召下，兰州市成立水利、水土保持绿化委员会，采取大兵团作战，季节突击与常年生产相结合的方法，将所有荒山全部分片划段，指定各个机关、团体、学校、部队包干绿化，大兴义务绿化，并派专人上山抚育管理。这一举措使南北两山的种植面积和存活率都大幅度提高。“文革时期”，兰州南北两山绿化停滞不前，成绩不大。
改革开放后，南北两山“绿化战役”再度打响，揭开了新时期兰州绿化的序幕。1981年年底，甘肃省林业局、兰州市农业局联合组织兰州市南北两山绿化考察组在此对两山绿化进行调研，通过此次调研，创办了徐家山、五一山、皋兰山、元峁山、九州台造林场（站）及伏龙坪水保站；兴修了一批为南北两山绿化造林的工程设施；建立了一支绿化南北两山的职工队伍；积累交流了绿化南北两山的经验教训，制定了绿化南北两山的具体规划，提出了奋斗目标，促进了两山绿化的速度。1982年到1998年，是兰州南北两山绿化埋头苦干的时期，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成绩斐然。
1999年10月23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视察兰州时明确指出，加快兰州南北两山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对于甘肃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具有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甘肃省委、省政府和兰州市委、市政府抢抓机遇，全面启动实施了兰州南北两山环境绿化工程。该工程于2000年元月上报国家计委，于2001年4月26日正式立项。该工程计划投资6．6亿元，其中中央专项补助资金4．6亿元，省市配套资金2亿元，建设工期为3年，2002年基本完成。为了加强南北两山绿化工程建设的管理，兰州市委市政府于2000年2月成立了“兰州市南北两山环境绿化工程指挥部”，高标准高规格选拔配备了领导干部，严格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指挥部成立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发扬创造性工作、高效率办事、争一流水平的工作作风，迅速拉开了新一轮南北两山绿化工程的序幕。到了2002年，该工程预定的目标基本完成，新增绿化面积33万亩，新建道路168．3千米，新建苗木培育、驯化基地5500亩，新建年储存10万千克的种子库一座，相继完成了配套的上水、道路、通讯、输电线路、信息管理、病虫害防止、生态环境监测等基础设施工程，南北两山绿化向制度化、科学化、效率化转变，形势喜人。
目前南北两山的浇灌方式是旱季定时（即干旱季节定时由浇灌器进行自动浇灌），雨季人工（连续几天不下雨，植被出现干旱的情况下由人工开动浇灌器进行浇灌）。由于这种浇灌方式较为落后，工作人员不能确定一些深沟及边角地带是否缺水干旱，给绿化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不过这种局面即将结束，未来的南北两山绿化将是卫星管理，干旱缺水一看便知，卫星将“察言观色”，为南北两山“解渴”。据兰州市南北两山绿化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正在准备卫星系统探测干旱地段的项目，预计2008年投入使用。该系统利用先进的卫星定位观测方法，可以根据土壤的颜色以及其他特征，来判断某一段是否干旱缺水。那些原来沟深路险的“死角”是否“缺水”，这个卫星系统一目了然，并由该系统将缺水地段的信息反馈，指挥部发出浇灌指令，浇灌器可随时进行地面灌溉。该系统还解决了重复性浇灌浪费水资源的问题，的确是南北两山绿化的福音。
南北两山绿化，不仅对改变兰州城市生态环境面貌产生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发展城乡经济，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兰州在国内外的声誉，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很多国内外专家和中央领导同志参观视察南北两山后，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是一项了不起的系统绿化工程，走出了一条依靠城市人民力量和科学决策改变干旱荒山的路子。
南北两山“绿色战役”，不仅是兰州市的绿化标志性工程，也是兰州的生态建设发生天翻地覆巨大变化的一个缩影。如今的南北两山，林密草深，郁郁葱葱，像两条绿龙飞舞其间，有效地遏制了兰州自然条件的恶性循环，生态日趋平衡。山绿了，水清了，早已绝迹的野兔、山鸡和一些候鸟又回来了，南北两山也成为人们休闲娱乐、游玩赏景的著名胜地。
明榆搭救邸氏先祖
树是和人类相互依存的朋友，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树和咱们人类一样，也有受到推崇的“寿星”，但它的年龄是人类无法相比的。据说陕西黄陵的轩辕庙内，有一株轩辕树为黄帝亲手所栽，它的高寿可想而知。台湾阿里山有一种神木，年龄超过3000年。而山东曲阜孔庙里的柏树，年龄也至少2000多年了。
兰州的树“寿星”也为数不少，只是没有那么高寿罢了。据1984年3月的《兰州报》报道，当时全市共有古树12种、3400多株。
其中的金天观（今工人文化宫）庙宇里尚存4棵槐树，相传是唐代所栽，虽饱经风霜，却仍然生机勃勃。
这里所要讲的是明榆搭救邸氏先祖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兰州古树的老“寿星”——一棵粗大的榆树。
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去世，皇太子朱允炆即位，就是建文皇帝，建文帝为了解除诸王对自己的威胁，对诸王的权力作了许多限制。这样一来，就引起了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的不满。朱棣便以“靖难”为由，用武力篡夺了皇位。1402年，朱棣即位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帝位，便对朱允炆的亲族及部属大肆杀戮，进行灭绝人性的报复。
兰州邸氏祖先怕受株连，遭到朱棣的迫害，急忙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出逃，当他快到应天府（今南京市）城门时，突然被密探堵住去路，盘问姓氏。惊慌之间，他忽然看见身边的门楼匾额上写着“官邸”二字，便急中生智，谎称自己姓邸。密探一听不姓朱，才放心地放他们过去。从此以后，邸氏祖先彻底隐姓埋名，流落四方。为了不让人们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带领三个幼子索性向遥远的大西北逃难。来到兰州五泉山时，已经是筋疲力尽，饥饿难忍，三个孩子更是奄奄一息。邸氏祖先无计可施，只好听天由命，无意间，他发现前面有一棵大榆树，枝叶茂盛，结满了肥嫩的榆钱。父子四人饥不择食，急忙摘下榆钱美美地饱餐一顿，才不至于被饿死。因为兰州榆树救了他们的命，再加上他们发现兰州民风淳朴，兰州人心地善良，邸氏祖先决定在兰州安家落户。于是，才有了今天的兰州邸氏家族。
其实，兰州邸氏家族的真实姓氏是朱姓，在明朝是大名鼎鼎的皇家贵族，是朱元璋的亲族，原为应天府人。据邸氏后代考证，在邸家庄子中间（今市委党校院内），原来曾有一座邸氏先茔，俗称邸家老坟。坟茔的碑记中，曾提到这棵救命榆树。这棵榆树的具体位置，应该是五泉路东侧的邸家庄巷口。
如此看来，在明肃移藩兰州以前，这棵树就已经存在了。屈指算来，这棵老“寿星”迄今也有600年的历史了。岁月悠悠，物是人非，身为皇家嫡系的邸氏子孙，能够栖息兰州，繁衍生息，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兰州人的包容、善良和伟大。
“左公柳”心中难言的痛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1）这首脍炙人口的《左公柳》曾经使左宗棠誉满大西北。
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率兵侵入我国新疆，占领了喀什噶尔，并向南疆各地推进。他勾结沙俄和英国，指望依靠他们的支持，建立一个独立的王国。从1871年起，沙俄侵略军以“代管”的名义占领我国伊犁地区长达十年之久。当时的清朝军队在新疆驻扎很少，对沙俄的挑衅无能为力。这时候，恰遇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镇压陕西和甘肃的回民起义而聚积了一支相当强大的武装力量。于是，收复新疆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说的是打仗时后勤保障的重要性，左宗棠久历戎行，对此最有体会。他是平定关陇后，从潼关西进的。
愈往西，战线愈长，军需愈困难。于是，他命令所部从潼关筑路，横穿陕西甘肃，再分两路进入新疆。此路大抵沿明清时的驿道而筑，并令三湘丁勇夹道种柳植树，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这就是著名的“左公柳”。
左宗棠不仅会栽树，而且懂管理。他在书札中写道：“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栽活之树，皆在山坡高阜，须浇过三伏，乃免枯槁，又不能杂用苦水，用水更勤。”（2）可见他懂得“三分种，七分管”的道理。仅在长武到会宁的300千米的驿道上，就裁树26．4万多株，并沿途张挂榜文，告诫人们“勿翦勿伐”，命令兵勇严加看管，因此，成活率颇高。
1878年腊月，杨昌濬受命帮办甘肃新疆军务来到兰州，第二年他前往肃州（今酒泉）大营报到，沿途看到杨柳夹道，绿树成阴，遂赋诗一首：“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对左宗棠的这一功绩大加赞赏。
著名记者范长江在《中国西北角》论及左宗棠时，也曾赞扬道：“他在西北的政治与兵略，现在暂不管它，单就他的道路政策，已经表示出极大的成就。他乘用兵陕甘新的机会，从西安经兰州，一直到新疆，开辟了一条三千里的宽敞大道，两旁边植杨柳，夏日杨柳青茂，夹道以伴行人，蔚为大观。”
“左公柳”的成功栽植，对于干旱缺少绿色的西北来说，的确难能可贵，左宗棠也赢得了难得的声誉。但是，他开创的植树局面终未贯彻到底。1881年，左宗棠调任两江总督后，一些无赖之徒就大肆盗伐“左公柳”，令人心寒。曾受左宗棠提携的杨昌濬继任陕甘总督后，命令各地补植杨柳榆，严令兵勇巡守，“左公柳”曾一度繁盛。但好景不长，杨昌濬去任后，到任的封疆大吏无暇顾及这些“小事”，“左公柳”被肆意砍伐，命运不济。
据有关资料记载：1902年，甘肃学政叶昌炽赴任兰州，路过陕西长武，在烈日中享受“左公柳”的恩惠时，却发现已经被饥民砍伐过半，缺处已不胜烦热；1933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傅增湘游历陕西，亲见“左公柳”惨遭兵害，就是老弱病枝，也十里不见一株，不禁发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叹；同年末，《良友》画报总编辑梁得所率摄影旅行团，出平凉东关，到白水一带，尚能见到干粗两三围的“左公柳”；1943年春天，著名作家张恨水游历西北，进入甘肃后，发现沿途的“左公柳”早已被饥民砍伐大多半，所剩的也被剥光树皮，用以充饥了。张恨水感慨万分，欲哭无泪，写下了“大恩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柳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的词句，以表达心中的悲痛。
现今的“左公柳”已经所剩无几，但仍然坚守在大西北，静静地注视着世道的沧桑变迁，默默地忍受着心中难言的痛，如同当年的三湘丁勇，顽强地守卫着最后的阵地。据说，在1947年，安西县三道沟（疏勒河）尚有老一辈“左公柳”10棵，树上钉有木牌，楷书有“左文襄公手植树”，可惜如今已见不到“左公柳”的影子了。令人意外的是直到今天，酒泉公园里还有4棵“左公柳”，兰州五泉山等处依然可以看到“左公柳”的身影，也许它们已经成了最后的守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