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中出土的新莽钱范。新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货币变化最为纷繁的时期之一。在王莽当政的十几年时间里，出现了二十多种货币。榆中县博物馆收藏的一个铜质钱范，成为新莽时期货币改革的见证。钱范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比较陌生。它其实是铸造钱币的一种工具，《辞海》中是这样解释的：钱范是古代铸造金属货币时使用的范模，有范和模两种；模中钱文都是阳文正书，为翻制范工具，多用铜或石制成；范的钱文都是阴文反书，范面有沟槽，以便灌注金属溶液，多用铜铁土或者滑石制成。战国时期的铸币，都使用范直接铸成，到西汉中期以后，用模制成的范大都是泥质。榆中县连搭乡发现的铜质钱范为长方形，长约22厘米，宽11厘米，厚1厘米，上面阴刻两列共10枚“大泉五十”钱，中间是注入铜液的沟槽，范面上部有浇孔。这个钱范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了。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废除了当时通行的五铢钱，前后四次改变了货币，恢复了布、刀、贝等货币。
王莽时期每次的货币改革都是以劣顶优，结果导致物价飞涨，币值狂跌。王莽的货币可以归纳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其中二十八品则是指王莽货币改革中出现的品种，其中“泉”有6种，被人们称之为的“大泉”就是其中之一。除了新莽钱范以外，兰州市博物馆还保存着齐法化刀币、“甘丹”布币、王莽布泉、王莽大泉五十等等历代的货币。
同时，甘肃省钱币博物馆也保存着大量的中国历代货币，其中有不少的珍稀品种。2006年2月，甘肃省钱币博物馆曾发现了一张罕见的清代晋商早期信票。这张信票见证了清代道光年间甘肃金融业的发展状况，也见证了晋商艰难的创业史。这张信票比较简单，但保存非常完好，没有任何损毁，由于年代久远，再加之流传途径比较曲折，票面上有些水渍痕迹。其内容只是在一张白宣纸上，盖了几个印章，其中中间最为显眼的是“凭帖取……钱”的印迹。下面空白的地方盖着两菱形印章，两个角上写着“信票”字样，右下面则是长方形的印章“蔚盛长具”，背面盖有两个印章一枚“甘肃凉州”，另一枚则是道口。最为醒目的是毛笔墨书的“永参”字迹。“永参”，这就晋商票号的密押，也就是持有人用来取钱的密码。从总体上看，这是票号初创时期的票子，因为太简陋了，不仅没有上小下大的简单图框，就连盖头、号码、发行日期也没有。尽管比较简单，也缺乏后来印刷信票的规范，但是它上面保留着汇兑的诸多特征，许多至今是依然在使用的规范，如：收汇、兑付、证明盖章、大写数字等等。
20世纪初的前30多年的时间是兰州私人钱庄、银号全盛时期，兰州境内有钱庄、银号达53家，有资本35．82万元，《甘肃金融志》记载：兰州地区出现的经营钱币业在清末初就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些金融机构大部分以“银钱”命名，如钱庄、钱号、银号、钱铺等。当时，兰州有三市钱行，即东市、南市、西市。南市在今中山路一带，东市在今中央广场以东，西市在今张掖路以西。当时，兰州门市银号非常多，主要有：同升金、铭日新、世昌德、天兴德、明义诚、天成泰等。此外还有蔚成永、益泰号、明德号、义盛魁、永和泰号分号。以后由于军阀割据和连年战争，随着纸币发行和通货膨胀，兰州银钱业即相继倒闭。到解放前三四年，只有德盛恒、魁泰兴、宏泰兴、天福公、义天隆、德义兴六家银号继续维持生存。
可见隐藏在货币背后的故事其实就是是一个兴衰的时代见证，一个历史时代兴旺发达，则钱币稳定，铸造精美，反之则粗制滥造。
白塔山中珍宝多
白塔山是一处紧挨着黄河的公园。人们站在黄河南岸的中山铁桥上就能望见白塔山公园的建筑。山上树木葱茏，各种古建筑点缀其间，红墙灰瓦，在绿树丛中分外明显，山顶上的古塔，庄严巍峨，让人过目难忘，成为兰州的一大标志。
白塔山1958年辟为公园，总建筑面积8000多平方米，分为三台建筑群，依山而筑，飞檐红柱，参差有致，各建筑以亭榭回廊相连，四通八达。
白塔山最初修建的年代已经无法考证了。明正统末景泰初镇守甘肃内监刘永诚出资对白塔山进行了重修。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甘肃巡抚绰奇补旧增新，扩大寺址，白塔山有了一定的规模，巡抚绰奇将白塔所在的寺院取名“慈恩寺”。白塔七级八面，高约17米，下筑圆基，上着绿顶，各面雕有佛像，檐角系有铁马铃。塔外通涂白浆，如白玉砌成。在山上可以俯瞰金城晨烟暮霭，山河风情，白塔山的“白塔层峦”遂成兰州八景之一。
白塔山上原有象皮鼓、青铜钟、紫荆树，古称“镇山三宝”，现虽然紫荆树已枯死，但白塔山经过多年绿化，树高林密，曲径通幽。
白塔山东面约1公里处是元代王保保修筑的王保保城遗址。相传明初大将徐达、冯胜奉命攻打元军王保保城，但是久攻不破，恰好到了元宵节，徐达命士兵做成又粗又长的鼓，扮成社火队混入城内，以大旗为号，里应外合，终于攻破了王保保城。为纪念这场战斗的胜利，这种鼓被命名为“太平鼓”，并成为兰州社火的主要表演形式。
从此，王保保城和太平鼓更加闻名。
白塔山今天已经成了甘肃的名片。黄河、铁桥、白塔山三宝结合，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甘肃，这是兰州。
大凡名山大川，古刹民宅都讲究“镇山之宝、镇宅之宝”。白塔山的镇山之宝是什么呢？白塔山有“镇山三宝”，但对“镇山三宝”的说法却不一样。有人说是“石佛、白塔、青铜钟”；也有人说是“石佛、青铜钟、紫荆树”；还有人说是“象皮鼓、青铜钟、紫荆树”。许多人认为第三种说法比较适合，也流传最为广泛。
在白塔旁边人们会看到青铜钟和象皮鼓。象皮鼓相传是一个印度和尚游历慈恩寺的时候，专门贡献在佛祖前的。这块来自印度的象皮比较厚，非常坚韧，如今鼓身已经换了多次，但是象皮依旧。
象皮鼓对面就是青铜钟，这个青铜钟铸造于清康熙57年，重达153公斤。钟虽不大，但声音非常洪亮，全城可闻。这口钟也是历经沧桑，解放前日本人轰炸兰州的时候，曾经用来防空报警。解放初被兰州大学的学生抬走用作上下课报时钟。“文革”期间，这口青铜钟被人们卖到了废品收购站，如果不是追查及时，恐怕早就找不到了。
最令人感叹的是紫荆树。紫荆树是当年白塔山慈恩寺中主持田和尚从家乡带来的，他经常从黄河中提水浇树，后来田和尚死了，树没有人浇灌，最后旱死了。紫荆树是南方树种，兰州露天种植难以成活。其实田和尚种的紫荆树实为文冠果，开紫花，在兰州南北两山较为常见。
白塔山公园三台大殿内独特的“黄河奇石馆”藏石丰富，独具风格。人们没有料想到的是，在这座奇石馆内，除了收藏的1万多块黄河纹理石为全国之首之外，还“收藏”着其他四项全国第一。它们是近万件傩面作品、1200多幅百相泥人脸谱作品、200多幅甘肃秦腔脸谱作品、1万多件甘肃皮影作品。如今白塔山正在成为兰州名片。白塔山位于兰州黄河北岸，雄伟壮美，是兰州历史的见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开发和建设，已经融历史、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于一体。塔影河声、绿树丛林、亭台楼榭，不断吸引着兰州市民和外地游人的关注，已经成为兰州市的主体画屏。
禹王碑上的神秘文字
在白塔山的塔院里有一个用玻璃罩着的石碑。碑上的文字，似篆非篆，似虫非虫，无人能识，许多人认为上面刻的文字是古篆文。传说文字记载了大禹治水的事情，但是真正的内容却无人能知。
这篇碑文既不同于甲骨钟鼎文，也不同于籀文蝌蚪文，因此很难辨认。也有些人推测说，这些字和商周甲骨文和金文比较接近，可能属于商周或商周以前的文字。
这通碑名为“夏禹岣嵝碑”，是白塔山最有价值的文物，也是白塔山上最为神秘之处。
整个碑高3米，宽1米，碑上奇特的古篆字有9行，共77字。此碑原在金山寺禹王庙六面亭，1963年移至北高峰牡丹亭。
“文革”期间，此碑也是历经磨难，最后倒在地上无人过问。“文革”结束后，它被移到白塔寺，保护了起来。
据记载，最早的岣嵝碑立在湖南衡山的岣嵝峰上。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何贤良游南岳，在岣嵝峰摹得碑文，过长沙时请人翻刻于岳麓山巅。现在全国各地有10余处禹碑，都是由岳麓山禹碑复刻的。兰州的这块石碑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酒泉侯建功摹刻的。
东汉人赵晔《吴越春秋》记载说：“禹登衡山，梦苍水使者，投金简玉字之书，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处。”罗含《湘中记》中说：“岣嵝山有玉牒，禹按其文以治水，上有禹碑。”南朝宋徐灵期《南岳记》记载：“云密峰有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唐代韩愈为此登临岣嵝峰寻访禹碑，但是没能找到。明杨慎曾撰禹王碑释文：“承帝日咨，翼辅佐卿。洲诸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余神。郁塞昏徙。南渎愆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但是也有人认为，杨慎的释读只是一家之言，禹王碑上究竟写的什么，还需专家进一步研究。
五泉山的中山铜像
五泉山公园有座孙中山先生的铜像。这座铜像从1939年铸造成功后，已历经60多年的风风雨雨，铸造过程曲折多难，前后费时达12年之久，其内幕至今鲜为人知。
中山铜像的铸造要从1925年说起。这一年，国民军刘郁芬部进驻兰州，面对当时落后的甘肃，实行了众多的反帝反封建措施。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刷新政治，这如同打开了一扇窗户，给兰州人的生活带来了多方面的冲击。
同时，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也在共产党员宣侠父等人的帮助下，进行了重建。1928年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党员们开始筹划铸造孙中山铜像事宜。经过多年的奔走努力，1940年中山铜像才落成，前后历时十多年，可谓是费尽周折。
最初铸造铜像的想法是当时的国民党甘肃党务指导委员会提出来的。1928年，这个委员会筹集了7700元，计划为孙中山先生铸造铜像，同时计划在兰州建一个中山亭，用来安置铜像。负责筹办铸造铜像的人员几经波折，最后联系了一家上海工厂，委托他们制作铜像。
那家工厂工作速度很快，不久铜像就铸造好了。
这时，甘肃省的局势发生了变化。军阀混战，兵祸连连，国民军、甘肃地方军阀，轮流上场。加之当时又爆发了中原大战，交通屡屡受阻，铸好的铜像只好先存放在上海的铸造工厂里。
1934年政局稍稳，国民党甘肃省党务整理委员会的有关人士开始筹划铜像运兰的事情。这时，人们发现当年筹集的资金支付过铜像的铸造费用和保管费后，已所剩无几了。同时，人们发现上海铸造的中山先生铜像，有一只手伸向前方，这使得运输难度增大。几经权衡，经办人员只好放弃上海所铸铜像，决定在甘肃铸造。这时，国民政府取得了在甘肃的主导权。曾经横行甘肃各地的地方军阀，也不得不在表面上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调度。
1935年，蒋介石来甘视察。当时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朱绍良在汇报工作时，将甘肃省党部计划铸造孙中山铜像，但为经费所困的情况向蒋介石进行了汇报。
蒋介石当即表示，愿意捐款6000元用于下一步的铸造，同时指示省政府可在禁烟款项中下拨8000元并将地方军事费用所节余下来的大洋3600元，一并拨作建造铜像的专款，这些款项总计达到17360元。
然而，只有蒋介石的捐款和军事余款全部到位，而禁烟专款只有3000元。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中，甘肃省政坛人物也如走马灯一般。
就在朱绍良向蒋介石汇报完工作不久，就被免去甘肃省政府主席职务。1935年6月，中国代表何应钦和日本代表梅津美智郎签定了“何梅协定”，按照日方要求，中国政府免去了于学忠的河北省政府主席职务，由商震取而代之。于学忠被调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到甘肃就职后，就把在天津结识的陶祖椿任命为甘肃省政府参议和甘肃制造局局长。
陶祖椿将清朝末年左宗棠收复新疆时购置的机器设备进行了检修，准备制造武器。这些设备在刘郁芬统治甘肃的时候，就已经被充分利用制造各种新式武器，曾经生产了重机枪、迫击炮等武器。
1936年下半年，于学忠聘请了国内造像专家严德辉等人，来兰铸造铜像。实际上，是试验整体铸造技术，以便为将来制造重型武器作准备。在制造局（在今兰大二院甘肃贡院旧址）西侧到西南角之间的空地上，人们开始铸造铜像。负责造像的严德辉，先塑造出了泥胎，然后根据泥胎做出了范。最后实施整体浇铸，结果一举成功。
当年目睹了此事的知情人解放后回忆说，当年陶祖椿在铸造铜像时，经常和工人们念叨，如果铸造成功就可以取得一举两得的效果，就是说可以利用铸造积累的经验，逐步试制重型武器。
1936年冬天，铜像已经大体完工了，共用去了上好红铜1400斤。尽管铜像铸造完成了，但安放又成为一个问题。自从抗战开始，物价飞涨，而且人们关注的焦点已经集中到了战争上，各种经费被优先用于战争。这种情况下，中山亭的修建已经无从谈起。人们只好先将铜像立起来，其余配套工程以后再说。
自1928年倡议铸造中山先生铜像到1940年落成，前后共历时12年之久。孙中山先生铜像就被安放在了中山林。这是一个专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建的公园。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兰州的许多地方都被命名“中山”，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孙中山。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将五泉山寺内的秦公庙正殿，改建为孙中山先生纪念堂，中山铜像被移到中山纪念堂前，被安置在高3．5米的方形大理石基座上，正面镶嵌着铜质总理遗嘱，上面是高2．4米的孙中山先生铜像。
今天，我们在五泉山上看到孙中山先生扶杖凝视，可是谁又能够想到，这背后凝聚着的甘肃历史风云。
隐身兰州的敦煌写经
敦煌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两个让人们惊叹不已的宝藏“敦煌藏经”和“莫高窟壁画”。它们构成了敦煌学的两大支柱，而敦煌学是随着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的发现和流散而出现的一门学科。敦煌藏经发现后遭受了多次倒卖，流散到了世界各地，也有不少的敦煌藏经散落在我省的武威、张掖、兰州等地。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是一个人们所熟知的故事。19世纪末，湖北麻城的道士王圆箓来到敦煌莫高窟。1900年，他在雇人清除第16窟甬道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这个藏经洞，虽然是个面积不大的洞中之洞，却保存了5万多件4世纪～11世纪的社会文书、佛教经卷、绢画、刺绣、铜佛、法器等文物，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民族、政治、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哲学、科技提供了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资料依据。写本和刻本使用的文字有汉文，也有藏文、梵文、于阗文、回鹘文、粟特文、突厥文、龟兹文。
这些重要文物却引来了许多贪婪者，许多外来者对敦煌藏经进行了劫掠，对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1907～1915年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俄国人奥登堡……纷至沓来，利用王道士的无知，以谎言加白银的手段廉价骗购去3万多件文书、绢画和其他文物精品。藏经洞的发现首先得到了中国学者的重视。1902年，金石学者叶昌炽任甘肃学政，西行访碑，以补正《语石》。1903年，他得到敦煌县令汪宗翰寄赠藏经洞出土的绢画《水陆道场图》和唐代《大般涅经》4卷。他在日记中，对这些文物作了考订、记录和研究，并建议将藏经洞文物全部运至省城兰州保存。后来许多历史学、考古学和美术工作者到敦煌进行考察，敦煌在文化界的知名度逐渐提高。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担负起了保护洞窟临摹、研究敦煌壁画的职责。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8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建立了敦煌研究院。1986年12月，敦煌被国家列为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8月，敦煌县改为县级市。同年12月，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自从敦煌藏经被人们发现以后，甘肃各地就开始陆续出现了流失的藏经，直到解放前，兰州城隍庙一带还有人拿着敦煌藏经倒卖。曾经在甘肃当过官的许承尧曾写道，他在民国二年到皋兰时，碰到有人在市场上拿着藏经的卷子四处兜售，这些卷子非常工整，字迹精美，他购买了200卷。1947年山东临沂市人范耕球还在兰州城隍庙附近，将无人问津的敦煌写经购得30多卷，部分盖有阳文“中亚望瀚楼主收藏图书章”与阴文“宝存古物”章。此为敦煌藏经洞发现的1902年至1905年间的敦煌知县汪宗瀚藏书印。汪作为敦煌知县，藏经洞打开以后，他收藏了一批敦煌卷子。
据《兰州文物志》记述：兰州地区共藏敦煌写经200件，其中甘肃省博物馆138件，甘肃省图书馆32件，永登县博物馆8件，甘肃省中医学院3件。如今这些珍贵文物已经成为人们研究敦煌生活的重要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