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兰州的“中华第一刀”
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位于黄河上游的兰州及周边地区，不仅出土了大量的彩陶，而且也是中国冶金术的起源地。20世纪70年代在兰州及距离兰州不远的东乡县，考古专家们先后发现了两把青铜刀，这两把青铜刀的铸造都在距今4000年以上，其中较早的一把铸造年代已超过了5000年。专家们发现青铜刀的两处古文化遗址：一处是兰州市永登县河桥镇的蒋家坪；另一处是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县的林家遗址。
蒋家坪遗址位于永登县河桥镇蒋家坪，遗址分为蒋家坪上坪遗址和蒋家坪下坪遗址两处。蒋家坪上坪遗址在面临大通河，高出地二三十米的坪地上，是1958年普查文物时发现的。蒋家坪下坪遗址在蒋家坪村南约800米高的阶地上，东临大通河，南临塔儿沟，西依菜子山，高出河床约20米，面积大约4万平方米～5万平方米。1974年和1975年甘肃省博物馆对蒋家坪下坪遗址进行了发掘，在马厂类的地层中发现了当时甘青地区年代最早的铜刀一件。相对于蒋家坪遗址，东乡林家遗址的中华第一刀的出土就带了些传奇色彩。
林家遗址位于大夏河东岸的黄土塬上，塬的西面是东川河谷盆地，蜿蜒北上的大夏河纵贯其间，河的西面是临夏县，河东是东乡族自治县的东塬公社。出了临夏县城，往东沿着东川向东北走8公里，越过大夏河，不远就是东塬公社所在地，林家遗址就在公社北面2公里的地方。整个遗址上发现了房址、灰坑、制陶窑址，遗迹分布比较密集，大多保存比较完好，界限分明，关系清楚，发掘和采集的各类遗物达3000余件，其中有各种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以及狩猎和生活用具。这些器物以石器为主，骨器次之，石器绝大多数通体磨光，石质硬度高，多为板岩、页岩，以及火成岩、花岗岩、大理石岩。骨器多采自中小动物的肢骨，有相当一部分还有磨制和使用过的痕迹。
“那把刀放在房屋的角落，这个角落正好在我们探方的横梁下面，浑身的铜锈，它一定是被主人遗忘了，才得以幸存下来。”亲手挖出这把刀的庞耀先回忆说。这把青铜刀是用两块范浇铸而成，刀背厚薄均匀，表面平整，有较厚的深灰绿色锈，短柄长刃，刀尖圆钝，微上翘，弧背，刃部前端因使用而凹入，柄短上下收而较窄，并有明显的镶嵌木把的痕迹，通长12．5厘米。
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教条主义观念到处都有，有些人依据国内权威专家的论断教条地认为，青铜器只有在奴隶社会才有，而他们发掘的马家窑文化遗址是原始社会的，不可能有青铜器。
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考古》杂志编辑部出版的《考古学集刊》第四期上发表了甘肃林家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附了一份1981年经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研究所做的检验报告，认为“中华第一刀”为含锡青铜。
同时，在林家遗址发现的其他的铜渣经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分析，证实铜渣不是天然矿石，也非炼铜残渣，而是一块经冶炼但已经分化成碎块的含铜铁金属长期锈蚀的遗物。这些铜渣在林家遗址中共发现了三四块，但都因分化而成为碎块，这证明当地已能进行冶铸铜器生产。
专家认为，林家遗址出土的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青铜刀，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人工冶炼的青铜器。“中华第一刀”证明甘肃史前居民发明的青铜冶炼术，与最早发明青铜冶炼术的中亚、西亚的一些国家的时间大致相同。由此证实：中国是世界上率先发明和使用冶金技术的国家之一，中国最早的冶金技术发源地在西北的甘肃及其周边地区。
国之重宝青铜器
有人说：“青铜器是一个民族由童年走向少年的见证。”因而青铜器的出土地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所体现的生活风俗，所流露的审美取向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的童年时代。
青铜器是国之重宝。那些曾经见证了中国商周文化成就的重器，代表着一个时代艺术发展的高峰。周武王灭商之后，周从偏安于西北的小国，成了入主中原的当家人，在商先进文化的氛围里，周人感到了空前的压力。这一点我们能从出土的青铜器上看出来，自清朝中期至今周都岐邑先后出土了大量青铜器，仅是被定为国宝级的就有55件；但是最重的青铜器却是在商都安阳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这表明商所掌握的生产技术要远远高于周。
为宣扬自己灭商有理，周人对当时商的宗教文化进行了改革，这种改革的结果就是制订了周礼。周所进行的宗教改革将商原先采用带有巫术意味的宗教文化变成了现实的伦理实践，这对中国民族特殊精神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周公姬旦制礼做乐后，周礼就成为后人学习探讨的东西，孔子就曾多次学习周礼，而且一生都是周礼的维护者。周礼主要表现在奴隶制社会的宗法制度上，也就是通过礼来制定出社会等级制度。而作为青铜器恰恰就是这种礼制的体现，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列鼎。其意思就是通过鼎的多少来表示身份的高低贵贱，地位越高鼎的数量也就越多。
按照《周礼》的规定，天子九鼎，第一鼎为牛肉，一方面，这种思想是夏禹制九鼎，以鼎代表国家的象征而延伸出来的；另一方面，九是个位数中最大的数，故而九鼎非天子莫属。天子的九鼎中盛装的是牛、羊、猪、鱼等食品。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第一鼎只盛装羊肉。而普通的士人只能用三鼎，盛猪、鱼、腊味。周礼同样对编钟也有规定：天子四组（每组三枚），诸侯三组，卿大夫两组。
远看青铜器所具有的各种纹饰，给人颤栗的感觉，形形色色的兽面纹类、龙纹类、各种兽体变形纹、火纹、几何纹、人面画像等等，让我们体会到奴隶社会的粗犷，以及宗教信仰的神秘力量。
兰州市博物馆内藏有许多青铜器，其中部分是被公安人员从文物贩子手中截获的。最为吸引人的就是西周卷夔纹青铜簋，它高14．6厘米，口径18．5厘米，底径14．3厘米，口沿外移，微束颈，腹近似长方形，下有外撇的圈足，圈足较高，有兽首双耳，兽首下部至腹底处又有双珥。纹饰以两组卷体纹饰，云雷纹衬底，主纹格外高起。圈足纹饰以云纹为底纹，造型、纹饰十分精美，为国家一级文物。
兰州市博物馆还珍藏有：西周圆涡纹青铜鼎，高25厘米，口径20．9厘米，口沿窄平，上有双立耳，深腹，三柱足。劲部上端纹饰以细密的云纹为底，上饰相对的夔龙纹，纹之间饰圆涡纹，共有六组。
龙目为“臣”字目。造型优美，线条简洁。西周圆涡纹青铜，口沿外侈，束颈，垂腹，腹底有三棱锥足，足略外撇。腹上部近口三分之二处有柱状流。兽头形把手，在兽首上伸出一汪钮与器盖相连，这样盖不会高出器身，使用方便。盖上饰一圈以云雪纹为底纹，圆涡纹为主纹的纹饰。流上进口处饰蕉叶纹，器腹正对把手处刻铭文四字：“口伯癸乙”。西周兽面纹簋，高11．6厘米，口径15．5厘米，底径12．5厘米，口沿外侈，略束颈，腹下垂略鼓，近似方形，下带略外撇的圈足。有兽首双耳，耳下又有珥。颈部饰一周以云纹为底纹，以高起的兽首为主纹纹饰。兽首大耳、突眼，兽首两侧各饰以简化的鸟纹。战国双辅首铜壶，高27厘米，口径14厘米，底径12厘米。此壶侈口，圆腹、长颈、矮圈足、肩部有一对环，铺首为长方形，壶带盖，盖上有三个鸟首形钮，器腹饰三道平行弦纹。战国铜鼎高19．6厘米，口径19．8厘米，带盖，子母口，腹为扁圆形，口沿有双附耳，盖上有三个环状钮。足为蹄形，器身呈长方形，腹中部饰一圈弦纹。
这些青铜器上的纹饰，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图案特征。早周时期主要以夔纹、乳钉纹、联球纹为主。西周早期仍以夔纹、直线纹、蚕纹等为主，以云雷纹为主的底饰，整个纹饰布满器身。西周晚期铜器上的纹饰已多为曲纹、重环纹，逐渐由粗犷走向细腻。
与世界其他国家同一时期的青铜器相比，中国的青铜器纹饰带有典型的中国民族特色。从彩陶纹饰鲜活的个性、有趣的图案，到青铜器纹饰狰狞凌厉，发展变化的复杂过程和思维取向上反映出整个民族的精神心理倾向。
匈奴酋长的鸟首铜杖
人们曾经在永登县树屏乡榆树沟发现过非常罕见的鸟首铜杖。这个鸟首铜杖可能曾是匈奴某个部落酋长使用过的，也可能是其他少数民族的东西，总之它是游牧民族在永登一带放牧时或者战争时的遗留物。
永登县树屏乡榆树沟出土的青铜鸟首铜杖首有四个，其中一个高5．5厘米，宽5．2厘米。整个青铜杖首以雄鹰图案为主体，上部是一个鹰头，下面留有安装令牌的孔口。从外形上看，设计者采用了极其夸张的手法，将鹰的弯喙设计得非常宽厚，非常夸张地表现了鹰的力量。同时，在设计鹰眼时，也极力把鹰眼向外凸出，充分渲染了鹰的凶猛和锐利。
这是一件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作品。不仅线条简洁明快，造型生动形象，而且富有情趣。游牧民族的工匠们将雄鹰桀骜不驯的气质完美地表现了出来，显示了他们非常高超的技艺。
一般认为，令牌起源于两河流域一带，逐渐向东传入中国。也有些人认为，这种青铜杖首不独存于西方，在全世界各地的史前文化中都有发现。大部分学者认为，令牌最早可能是类似图腾柱的标志，到后来就演变成了令牌。过去甘青地区发现过不少令牌，只不过所用的图案不同，比如有些是用羊首来装饰的。显然这与不同部落间的图腾崇拜有关，以鹰为图腾的部落自然将鹰作为令牌的杖首，而崇拜羊的部落自然将羊头作为令牌的杖首。
永登县树屏乡榆树沟出土的青铜器大体分为两类，一种为生产用具，其中主要是草原游牧民族使用的铜铃，另一类就是令牌等器物。
铜铃在游牧民族中比较常见，主要为放牧时使用，一来可以知道牛羊所在的位置，二来可以区分各自的牛羊。永登树屏出土的铜铃，有4件大小不等。大的14．6厘米高，11．8厘米宽，有铃钮可以系于动物身上，由于年代久远铃舌已经找不到了。
刚发现时，人们看到它们大小不一，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会不会类似于编钟，按照某种规律排列。但经过研究后，基本否定了这种观点。首先，这四个铜铃之间没有一定的规律性，与编钟等乐器完全不一样；其次，也没有发现在音律和节奏方面有与众不同的地方。
因而最终否定了曾经产生的设想，确定这些铜铃仅仅是生产用具。
这些出土文物属沙井文化类型。沙井文化距今3000年到2500年左右，1924年首先发现于甘肃省武威地区民勤县沙井村，主要分布于甘肃的永登、古浪、武威、张掖一带。这个文化类型中出土的青铜器比较多，大部分带有北方草原气息，类型主要有刀、簇、铃、环形匕首、兽首短剑等铜饰件和生产用品。
杖首可能是月氏或匈奴人的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首领所有。因此人们推断在2500年前，永登县树屏乡榆树沟一带，有一支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部落在此繁衍生息。
汉木雕马的代表
一匹白色的骏马，孤独地站在草原上。只见它脖子向后仰，头向下压，大张着嘴，眼睛突出，两耳竖起，尾巴高翘，四只蹄子用力蹬地，形将飞奔。
因为水草丰美，这匹马膘肥体壮，神形俊秀，每一位看到它的人都赞叹不已。它就是兰州市博物馆保存的汉代木马。这是一件典型的汉代木雕，代表了汉代木雕的艺术水准。
汉代木雕在我国古代雕刻艺术史上独树一帜。由于西北地区气候干燥，因而保存了大量的汉代木雕。从出土的木雕内容来看，有反映家畜家禽的木牛、木狗、木鸡等题材，也有反映当时人们生活的木人俑、木车马、木家具等，还有反映当时葬俗的镇墓兽等。
这些木雕作品，不仅记录了那个时候的生活习俗，而且也反映出了当时高超的艺术水准。从制作工艺来看，这些木雕制作手法简洁，雕刻细腻传神，显示了当时工匠们的高超技艺。
现存于兰州市博物馆内的汉代木马，就是用非常简洁的笔法雕刻出马的造型。它神形兼备，体格魁梧，造型生动，气势古拙，富于想象，形似汉代人们所说的天马。
天马是汉朝政府对西域良马的称呼。汉武帝登基后，为对付匈奴，在军事政治等多方面作了准备，张骞出使西域就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张骞到西域以后，同乌孙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乌孙国王用1000匹良马做聘礼娶了汉朝公主。汉武帝得到乌孙马以后，将其命名为天马，以显示其神骏和珍贵。后来，得到了更好的大宛汗血马后，将乌孙马命名为西极马，天马一词又用来称呼大宛汗血马。
由于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崇拜良马的风气，马也就成为人们所塑造歌颂的对象。汉代工匠们简单雕刻出马的大体造型后，往往要用红、黄、绿、黑、白等颜色上色。丰富的生活实践，使得许多工匠有了非常敏锐的色彩意识。那种赏心悦目的色彩搭配，给人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
尽管这匹木马有近2000年的历史了，但是能让我们感觉到大汉王朝的气息。在大汉王朝不断进取开疆拓土的过程中，整个民族呈现着勃勃生机，给人一种自强不息的感觉。从兰州市博物馆珍藏的这匹木马的造型来看，就充分地表现出当时人们的这种自信进取的心态。
中国文字最多墨迹纸
1987年10月，人们在城关区伏龙坪北缘的山嘴上发现了一座东汉墓。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座普通的墓地中，人们意外发现了几块用来垫铜镜的纸张，这就是伏龙坪东汉残纸。残纸共有三张，都在一个铜镜中，呈圆形，直径大约17厘米，柔韧性较好。纸上有“妇悉履……奈何当奈何……”等文字。这是继甘肃敦煌、居延、武威旱滩坡之后，中国古纸的又一次重大发现。
这是中国现有发现文字最多的墨书古纸。纸是中国人发明的。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纸张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信息，传播普及了文化知识。人们一般认为纸张起源于东汉，是蔡伦发明的。许多人还把纸称之为“蔡侯纸”，以纪念蔡伦造纸的功绩。
然而，大量的考古发现，在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纸已经出现了。自上个世纪初开始，不少古遗址中都出土了汉纸，其生产年代远远早于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年代。尽管有些是纸张的雏形，但这足以证明纸张起源早于蔡伦时期。因此人们又认为，东汉蔡伦改进了纸的制作工艺，使之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推广使用。
甘肃省是发现纸张最多的地区之一。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北地区古遗址中保存的纸张就逐渐地被人们发现。这得益于西北的气候条件，干燥的气候给纸张提供了良好的保存环境。在居延肩水金关汉代屯戍遗址、天水放马滩、悬泉汉代邮驿遗址、敦煌马圈湾遗址、武威旱滩坡、兰州伏龙坪等地都发现了古代纸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