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分“汇编”、“典”、“部”三个等级排列资料。总共六汇编：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三十二典：乾象、岁功、历法、庶征、坤舆、职方、山川、边裔、皇极、宫闱、官常、家范、交谊、氏族、人事、闺媛、艺术、神异、禽虫、草木、经籍、学行、文学、字学、选举、铨衡、食货、礼仪、乐律、戎政、祥刑、考工；六千一百零九部，“部”是三级中最小的类目，“部”下又分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项目编列资料。此书把中国几千年的史料和特殊人物，用简单的项目，都叙述其中。读者只要按目录依时代顺序查找，就可以查到所需的专门资料。由于它所辑录的各项内容，往往是将原书整部、整篇或整段地抄入，而且不加任何改动，因而完整地保存了许多古籍。其中引证也一一详注出处，标明书名、篇名和作者，为查考原书提供了丰富的线索。综上所述，该书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分类细密，条目清晰，体例完善，用途广泛，远胜前代类书。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64部铜活字印本，在270余年中经历了频仍战火、水患虫蚀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和人为的损毁，如今中国大陆仅存6部，甘肃省图书馆就藏有一部。其余5部分别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徐州市图书馆。此外，中国台湾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也有收藏。
文溯阁本《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一部规模庞大的丛书，收书共3461种；存目6793种，中国古代重要典籍基本上都已包括在内，元以前的更为完备。
这部丛书是清乾隆敕编的。乾隆皇帝弘历即位后，很注意访求遗书，编纂典籍，曾经多次下诏求书。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十二月间，安徽学政朱筠，奏陈了开馆校书之议，奏章共计四项，其中第二项是请校《永乐大典》，择其稀见之本辑之，以备著录。在大臣争议之后，乾隆采纳了朱筠的建议，下诏设立专门机构承办征书、编书、辑校诸事。于是由辑校《永乐大典》遗书，一变而为着手《四库全书》的编纂，四库馆遂开，并诏令纪昀和陆锡熊总其成，但陆锡熊入馆后不久就去世了，纪昀一直担任总纂官。
《四库全书》对古籍分类沿袭了传统的经、史、子、集四分法，但比过去更为详尽，经部又分十类，史部分十五类，子部分十四类，集部分五类，共四十四类。凡所收的书，在书首都写提要一篇，将提要合起来就是《四库全书总目》。当时清统治者为了翻检之便，命纪昀另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此书二十卷，只载已经著录的书，不收存目。与《四库全书总目》一详一略，同时刊行。
《四库全书》究其版本来源，主要有敕编本、内府本、《永乐大典》本、各省采进本、私家进献本、通行本六类。其中清代开国以来敕编诸书二百余种、内廷藏书即内府本三百余种、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并选中刊刻的即大典本三百八十余种，其余均为各省采进本、私家进献本和通行本。
当《四库全书》开馆纂修之初，乾隆皇帝就命令仿照宁波范氏天一阁建筑样式，建阁储存，于是北京大内的文渊阁、奉天的文溯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和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建成并储存了四部。后来又以江浙为人文渊薮，因命再缮全书三部，分别藏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和杭州的文澜阁。各阁所藏均为抄本，以上等开化榜纸抄写，封皮用江南织造局特制绢料制作，用绿、赤、青、褐四种颜色分别代表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且以函为单位分置于楠木匣中，衬上夹板，束以丝带，整齐划一，古雅美观。原来的副本藏于京师翰林院，但后来毁于战火。这七部《四库全书》如今只剩下三部半。文源阁书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全毁，文宗阁和文汇阁书均于太平天国时期在战火中焚毁，而文澜阁书在咸、同之际就已散佚，光绪十四年（1888年）重建文澜阁时陆续进行了抄补。现存完整的三部为文津阁、文渊阁和文溯阁书。文津阁经纪昀三次复校，在目前应是一个较好的本子，民国四年（1915年）由当时北洋政府运到北京，后藏于京师图书馆即后来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渊阁书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随古物南迁，运到上海，后来又迁到重庆，现存于台湾；文溯阁书民国三年（1914年）运存北京，民国十四年（1925年）运回沈阳，后来运抵兰州，现存于甘肃省图书馆。
此书共6144函，36313册。经、史、子、集四部书衣也分别用春夏秋冬四季之色：绿、赤、青、褐装潢。用细腻、柔软、不易折毁可以久藏的开化纸、竹纸为书页。书页为红色双边栏、界格、半页八行。书口鱼尾处写“钦定四库全书”，下为书名及页码，每册页首盖“文溯阁宝室”朱印，尾页盖“乾隆御览之宝”。
碑刻书帖
甘肃省图书馆、甘肃省博物馆等处珍藏了许多碑刻书帖。以肃府本《淳化阁帖》、乾隆《御制诗》书帖为代表。
肃府本《淳化阁帖》肃府本《淳化阁帖》的祖本是宋本《淳化阁帖》。宋淳化三年（992年），太宗赵炅令人搜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摹勒上石于禁内，名《淳化阁帖》。此帖又名《淳化秘阁法帖》，简称《阁帖》，系汇帖，共十卷。第一卷为历代帝王法帖，收入自汉至唐19家帝王的亲笔书法，第二至第四卷为历代名臣法帖，收入自东汉至唐代67家的书法作品；第五卷为诸家古法帖，收入自仓颉至张旭等17家的书法；第六卷至第八卷为王羲之书法；第九、第十卷为王献之书法。《淳化阁帖》卷帙内容浩繁，篆、隶、楷、行、草各体俱备，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丛帖，是中国书法史上的扛鼎之作，有“法帖之祖”之誉，对后世影响深远。宋代记录此帖为木板刻，初拓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但刻成后不久即毁于火。原本《阁帖》在元代已不易见到全套。书法家赵孟頫记载他所得到的《阁帖》十本，已是几次拼凑而成的。到了明代，行草书非常流行，《阁帖》中绝大部分是古代名家的书札，行草字体为主要内容。所以习行草的书家没有不临习《阁帖》的。明中叶翻刻《阁帖》的，最著名的有四家，分别是袁褧、潘允亮、顾从义和甘肃蕃王府（俗称肃府）的翻刻本，其中明朝肃王府在兰州由宋刻本摹成的版本，是现存时代较早，摹刻较精，而又保存较好的一部法帖原石。
洪武初年，天下初定，明太祖朱元璋为“固边守防”之大计，命其第十四子肃庄王前往西北甘州领藩，并赐其一部宋刻《淳化阁帖》。肃王将其珍藏于肃王内府，秘不外传，代代交接。万历年间，陕西右参政分巡临巩张鹤鸣得到其友人李子崇所藏的一些枣木板阁帖，前来拜谒肃宪王朱绅尧，并恳请将所带阁帖与肃府所藏两相比照勘校。肃王拿出所藏，李子崇与之相比，称其“大不类世所传本，如古法帖数段久已欠缺，兹本独全，的为宋拓无疑”。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肃王命姑苏人温如玉（字伯坚）、南康人张应昌（字用之）将阁帖摹刻上石，书碑未成，肃宪王朱绅尧薨。世子朱识继承乃父遗志，先后历时七年而成。肃府本《淳化碑帖》用一百四十四块富平石刻成，收藏于肃王府东书院遵训阁内，被视为珍宝。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部将贺锦攻克兰州，肃府本《淳化阁帖》数方碑石被毁，还有部分散落民间。到了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洮岷道官陈倬到任之初，目睹阁帖残破之惨状，即组织人工财力将残损阁帖竭力补刻整齐，为阁帖的修葺完善书写了重重的一笔。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陕西提督王辅臣举兵叛清，十四年二月攻陷兰州，又将阁帖碑石作马槽，致有“马房光怪，枥马皆惊”之说。三月，清军征伐叛军进攻兰州，叛军欲将阁帖碑刻当作炮架，移置城防作为军事防御工程。这时兰州知州徐某获悉，急忙赶到王府，冒死力救，叛军才未作军用，然而部分刻石仍难逃恶运而遭遇破坏。光绪末年，兰州籍翰林刘尔炘将王府阁帖移至兰州府文庙尊经阁（今兰州市第二中学内）保存，并新刻木板释文40块，以臻完备。抗日战争时期，兰州人为保护阁帖，又移碑帖藏于官园丰黎仓内的地窖之中。日本投降后移出，重新安置在文庙尊经阁内，此后受到甘肃教育家、留学美国并荣获匹兹堡大学冶金学博士学位的赵元贞的长期保护。直到1966年，碑帖原石被移至甘肃省博物馆珍藏。如今，历时三百八十余年、珍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密室的肃府本《淳化阁帖》终于得以重刻面世，耸立于兰州碑林。今天我们看到立于兰州碑林中经历风雨不倒的肃府本《淳化阁帖》，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兰州文学源远流长、绵延不息的活力与生命力以及它身上所凝聚的无数兰州儿女的心血与梦想。
乾隆《御制诗》书帖甘肃省图书馆有几件清代宫廷藏乾隆《御制诗》书法作品，它们是梁诗正书《御制重华宫赐宴联句》、于敏中书《御制冰嬉联句》、蒋溥书《御制咏左传诗》与朱珪书《御制诗》（两册）。这些书法作品都有较高的艺术水平与收藏价值，弥足珍贵。
梁诗正书《御制重华宫赐宴联句》纸本，经折装，前后有木夹板。高24厘米，宽15厘米，共7页。
四周单边，边高19．4厘米，宽24．2厘米，无竖栏。前夹板正中刻《御制重华宫赐宴联句》。扉页上部正中钤“避暑山庄”方印，首页卷端题“立春后一日召大学士内廷翰林重华宫赐宴联句”，卷尾落款题“乾隆岁次乙丑春正月梁诗正奉敕敬书”，并钤连珠印“臣诗正”“敬书”。卷尾钤宫廷收藏印三枚：正中上“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左中“宜子孙”方印和左下“三希堂精鉴玺”长方印。卷末副叶正中上部钤“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方印。从所钤印鉴可知，《御制重华宫赐宴联句》曾藏于承德避暑山庄。
于敏中书《御制冰嬉联句》纸本，经折装，前后有木夹板。高25．2厘米，宽15厘米，共12页。四周单边，边高19厘米，宽23．7厘米，无竖栏。前夹板正中刻《御制冰嬉联句》。扉页正中上部钤“避暑山庄”方印。首页卷端题“冰嬉联句”，卷末落款题“臣于敏中奉敕敬书”，钤连珠印“臣敏中”、“敬书”。该页还钤宫廷收藏印五枚：右上“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左上“古希天子”圆印、左中“宜子孙”方印、左中下“石渠继鉴”方印和左下“养心殿鉴藏宝”长方印。卷末副叶中上钤“太上皇帝之宝”方印。从所钤印鉴可知，《御制冰嬉联句》曾藏于承德避暑山庄和故宫养心殿，并被收入宫廷书画目录《石渠宝笈》重编。
蒋溥书《御制咏左传诗》《御制咏左传诗》上册，纸本，经折装，前后有夹板。高16．2厘米，宽11．8厘米，共12页。四周双边，有蓝色界栏，栏高13．8厘米，栏宽2．1厘米。前夹板正中刻《御制咏左传诗》。扉页正中上部钤满文方印。卷端题“《御制咏左传诗》上册四十六首”，卷尾落款“臣蒋溥敬书”，并钤连珠印“臣”、“溥”。首页正中上部钤“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末页钤宫廷收藏印三枚：正中上部‘古希天子”圆印、正中下部“石渠宝笈”长方印和右下“宝笈三编”方印。
卷尾副叶钤满文方印，文字与扉页满文方印同，显系同一印鉴。卷端虽题“《御制咏左传诗》上册四十六首”，但实为26首。从卷尾所钤印鉴可知，此件已被收入嘉庆二十年（1815年）英和、黄钺等人奉敕编纂的《石渠宝笈》三编中。
朱珪书《御制诗》二册朱珪书《御制诗》共二册，一册书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一册书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
朱珪书《御制诗》（乾隆三十四年），纸本，经折装，前后有夹板。高18厘米，宽11厘米，共11页。四周双边，朱丝栏，栏高15．3厘米，栏宽1．8厘米。前夹板正中刻《御制诗》。扉页钤“乾隆御览之宝”方印。卷端直书诗题“题廓然大公八景”，卷末落款“臣朱珪敬书”，并钤连珠印“臣朱珪”、“敬书”。首页钤宫廷收藏印三枚：中上“古希天子”圆印、右下“石渠继鉴”方印和左下“宜子孙”方印。卷尾钤宫廷收藏印三枚：中上“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右下“宝笈重编”方印和左上“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长方印。书末副叶钤“五福五代堂宝”方印。从印鉴可知，此件确系宫中之物，并被收入《石渠笈宝》重编。《御制诗》（乾隆三十四年）所收诗篇，见于《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八十至八十一。共计七言绝句21首，即《题廓然大公八景》8首、《题邹一桂写生小册》8首、《万松寺》3首、《题唐寅品茶图》1首、《王蒙东山草堂图》1首、五言律诗《微雨》1首，七言律诗《咏柳絮》1首，总计23首。
朱书《御制诗》（乾隆三十六年），纸本，经折装，前后有夹板。高18厘米，宽11厘米，共8页。四周双边，朱丝栏，栏高15．3厘米，栏宽1．8厘米。前夹板正中上部刻《御制诗》。扉页钤“乾隆御览之宝”方印。卷首直书诗题《峦影亭》，卷尾落款“臣朱珪敬书”，并钤连珠印“臣朱珪”、“敬书”。卷首钤宫廷收藏印三枚：
中上“古希天子”圆印、右下“养心殿鉴藏宝”长方印和左下“石渠继鉴”方印。卷尾钤宫廷收藏印三枚：中上“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右下“宜子孙”方印和左上“宝笈重编”方印。卷末副叶中有“德寿殿宝”方印。从印鉴可知，此件曾藏于故宫养心殿、德寿殿，并被收入《石渠宝笈》重编。《御制诗》（乾隆三十六年）所收诗篇，载于《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九十三。包括七言绝句6首，即《峦影亭》、《见春亭》、《画舫斋口号》、《题阅古楼》、《邻山书屋》、《古遗堂口号》；五言律诗14首，即《静憩轩》、《延佳精舍》与《题王翚摹古十二帧》，总计20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