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梓对兰州和整个甘肃的教育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主张解决甘肃教育问题，“应于尽可能范围内谋实际上的进步，初亦不必高谈理论铺张形式为也。”水梓认为，甘肃远处西北，文化迟滞，虽兴学多年，但由于人力、财力的限制，与东南各省存在较大差距。造成这种差距固然有客观方面的因素，但主观方面的因素也是不能忽略的。他指斥形式主义的新潮人物在办教育中的盲目发展和短期行为，造成正式学校经费的积欠和紧缺，以及各级学校生源的减少。加之民国十七八年屡遭自然灾害，地方秩序混乱，致使本来基础薄弱的教育首当其冲。因此，他力主在可能范围内，稳定经费，巩固基础，以谋求教育的改良。于是，在他主持下，将榷运局税收直接划拨为全省教育专项经费，实现教费独立，重点使用。减少行政支出，增加学校投入。同时，他还主持了学校教育的改革，改各级学校春季始业为秋季始业，改高等学校的官费为奖学金，实行中小学毕业会考，举办学校联合运动会等，大都能从实际出发，以求地方教育的持续发展。
水梓强调进行人格教育和民族精神教育，并加强生产技能教育，以真正发挥教育对国民素质与能力的提升作用。他认为国家衰败，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固有道德的丧失和科学技术的落后，要振兴民族，就必须“恢复固有道德”和“对于科学迎头赶上”。他把这两点作为衡量人格教育是否达到要求的标准，要求青年学生身体力行。为此提出训练中学生的四条标准：以我国旧道德为中心，保持固有之民风；以历史感化的方法，发扬民族精神；以三民主义为归宿，养成统一意志；以军事训练养成自卫的能力。在这里，尽管水梓的恢复固有道德仍复蹈“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及格致诚正修齐治年轻时的水梓先生平”，都是五四时期已经批判过的内容，但具体教育上并不是拘泥于陈腐教条，而是从一般意义上要求青年有真诚精神，革除浪漫颓废怠惰等种种恶习等，这在人格教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此外，水梓还结合实际，提出生产教育的要求。他认为改变贫穷落后的具体办法，唯有实施生产教育和科学教育。其内涵有两方面：一是改变传统上以为读书就是进身、猎官的科举思想；二是不仅要在学校设生产课，讲授必要的生产知识和技能，而且还要利用暑假参加必要的生产劳动，养成劳动的习惯。为此，他主持将各级学校的春季始业改为秋季始业，就有意要让大中小学学生有较多接触农业生产和劳动的机会。
水梓在职期间，积极推进职业教育与识字运动，实施国民教育。他认为，在当时的教育状况下，若不注重职业教育，就无以言教育机会的均等；不注重识字运动，更无法谈民众教育。为此，提出实施国民教育，一方面要举办短期小学，一方面要开展民众教育，并增加社会教育经费。在职业教育方面，水梓从甘肃实际出发，拟以毛革制造、矿产开采以及畜牧、森林、水利、交通等方面扩充专业，培养专门人才。对于民众识字扫盲教育，水梓提出了三项基本原则：减少文盲，发展社会生计，提高国际地位。在他主持下召开过两次民众识字运动宣传大会，并致词演讲动员；拟设社会教育人才培训所、规模较大的图书馆和民众教育馆，并在民众教育馆内附设民众学校及民众问字处。对于国民教育，水梓根据西北特点，提出八点建议：宣传国民教育的意义，改造一般思想；注重农村教育，使受教育者农民化；在农闲时举行农民识字运动及军事训练；利用农民集会时，提倡固有道德，灌输历史地理常识；在信仰自由精神下，设法促进各类教育的程度；在师资教育方面增设蒙番回文学科，作为推行国民教育的基础；奖励担任蒙番回教学人员，在国民教育教材中加强西北物产方面的教育，作为开发西北的准备。以上建议大多属于积极可行而富有建设性的。
郑通和（1899—1985），字西谷，安徽庐江人。192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后留学美国，专攻教育学，获得教育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即从事教育工作，服务于学界近60年。1938—1946年间，郑通和在甘肃担任教育厅长，这八年是他全部教育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勤于职守，颇受赞许。
郑通和的教育理论偏重于实践，并自称为“实行教育家”。他认为理论教育家的目的在于指示教育发展的方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往往侧重于哲理化。实行教育家则旨在使理论教育付诸实施。古希腊的柏拉图、苏格拉底是理论教育家，而中国的孔子既是伟大的理论教育家，又是设馆授徒的实行教育家。不过他最崇拜的是两位近代教育家，一位是美国的教育哲学家杜威，推崇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另一位是被他称为中国实行教育家典范的张伯苓。郑通和赞赏其不空谈理论而注重“创造事业”的教育观。他说：“我从事教育实际工作，亦有教育理论所本，即杜威博士实用教育思想，为国家培养实用人才。”他从事教育实际工作，就是期望通过主持校务，培养出大公无私、真才实学的青年人才，担负其兴复国家的责任。
郑通和在担任甘肃教育厅长期间，对兰州教育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以实用教育思想为指导，积极推进各类教育的发展与改进。郑通和来到兰州后，即深感发展教育刻不容缓。他认为“建国事业，基本在教育”，“兴强之道惟有振兴教育”，并以美国独立战争后，俄国十月革命后振兴教育发展生产，从而使国家巩固、国立强盛的历史事实，证明欲达富强康乐之境地，只有通过振兴教育来实现。郑通和强调办理教育，必须体察国情，适应环境需要，随时代而变化。他通过对甘肃省情的认识，强调兰州作为大西北的中心、抗战大后方，必须积极发展教育，培养大量干部和知识青年，以适应国家的需要。在教育行政实践方面，他强调各级教育均应以推进国民教育为基石，中等教育要注重推进职业教育，培养实用技术人员，并主张在添设理工学院和畜牧兽医专科学校，造就水利、土木、机械等方面的工程师和发展畜牧业的技术人才。他还认为，过去三四十年的教育是消费的教育，今后的教育必须是知识的灌输与技能的训练并重，并期望政府提供足够的学校经费。他还积极主张对学生和民众进行思想和军事训练，以适应加强国防的需要。
郑通和在他八年任内，曾先后三次制定教育实施计划，以其讲实际、讲效率的工作作风，为甘肃尤其是兰州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为争取所订计划的实施，他从争取经费、设校增班、训练教师、充实设备、改进教学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通过实地考察，具体指导，以期实现。他认为，教育思想是在日新月异中发展的，不管办行政还是当教师，都应随时吸收新知识，去做新实验，弃旧取新，才能适应时代要求。他要求教师应有专业精神，乐于终生服务于教育。为了在艰苦的环境中稳定教师情绪，他提出应该视教育为一种事业，而不仅仅是职业。事业不仅解决生活问题，同时也是为社会服务。他强调，教育要进步，必须重视改进教学，教材要注意结合实际，体现时代性，主张将抗战以来产生的有价值的材料体现在教学之中。在教学方法上，中学教学可用启发式与注入式的折中方法，即课前提示要求，课中据此发挥，再令学生讨论。教师除传授知识外，更须注意思想指导，传授做人之道。在教育行政方面，郑通和重视教育视察指导。在任职期间，他经常进行分区定期视导，以及各种临时性的视察指导，促进了各项教育计划和措施的贯彻执行。
郑通和总结他一生从事教育实际工作，得出一条经验：掌理一省一校教育行政，均非短期内所能奏效。因此，他不赞成实行校长任期制，主张办校成绩优良者继续做下去，办理不善者应自动辞职，且不宜调任其他学校。1946年，郑通和离开甘肃，后来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在“教育部”及台湾大学等机构任职。
李蒸（1891—1975），河北滦县人，早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赴美国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是一位爱国、正直、颇有见地的教育家。
1937年，北平师范大学西迁陕西后，李蒸任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及其改组后的西北师范学院院长，学院再迁兰州后继续任院长。直至1945年去职从政，为在兰州建立高等师范院校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期间，李蒸为西北师范学院再迁兰州尽心竭力，从迁校、建校以至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办学，备尝艰辛，贡献卓著。1940年4月，李蒸接到教育部将西北师范学院再迁兰州的命令后，6月来兰州堪察校址，经实地考察，研究比较，选定兰州十里店为校址。次年，又偕同有关人员再次赴兰筹设分院，当年11月招生开学，直到1944年学院全部迁兰。虽因经费等问题，拖期4年之久，但李蒸既坚持北平师大建校可从简，教学要认真的优良传统，又扩大了办学规模，使学院在城固、兰州两地的教学、生活均能正常进行，有序迁移，并聘请了一批知名教授来到兰州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