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事物的异同之辩
当我们为了弄明白“白马非马”论，去学习“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时候，相信古人在棺材里默默流泪了。对于传统文化不太关注的人们，估计对“名家”是何物估计都不清楚。但是，提到“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这些字眼时，不少人会恍然大悟，不就是哲学中的逻辑学嘛，辩证法嘛。我们时常会被微积分学里那些弯弯曲曲的符号折磨得抓耳挠腮，当提到“南方无穷而有穷”，“轮不辗地”这些命题时，不少人拍案惊奇，这不就是“变量”的引入嘛，没错，这并不是从西方进口的新鲜玩意儿，而是完完全全的土特产，是我们的老祖先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在研究的东西了。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他们提倡的“正名实”，是要“正彼此之是非，使名实相符”。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纷乱里，提出这样的主张非常普通，儒家有“必也正名乎”，法家有“综核名实”，墨家有“以名举实”，都与之类似。那“名家”又何以为“名家”呢？“名家”与各家不同之处，正是在于“正名实”的方法。他们主要是以逻辑原理来分析事物，辩论的内容，又多半集中于与政治事务无关的哲学问题，惠施和公孙龙是最为知名的代表。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会“辩”并不能“富国强兵”，也不能扩大地盘，更不能称霸一统天下，所以，那时不屑于讨论“名实之辩”的人占多数，甚至称“名家”是“诡辩”，连庄子都曾评论公孙龙“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到汉代以后，名家的思想就成了绝学，不仅没有人继承发扬这些思想，甚至连这些思想家哲学家遗留的作品都失传了，据说现存的只有《公孙龙子》一书。
惠子，本名惠施，宋国人。但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并没无惠子其人，更别说事迹，不过在《战国策》的魏策和《韩非子·内储说》上都有关于惠子的记载，在《庄子》中，惠子的一些思想更是可见。现在，我们也只能从《庄子·天下篇》提到的只言片语中拾起光彩依旧的智慧了。《庄子》的记载中被称为“历物十事”的十个命题可能是战国时惠子针对墨家的辩论。但是，记录在案的也仅仅是这几句话而已，没有具体的内容，也没有详细的论证。
这些命题都是惠施对自然界的思考，经过历代后人对当时文献的整合，发现这十个命题不仅是惠施对于自然界的思考，还有更深层的认识和思想。如今，处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和平年代，站在我们的角度上，去追究当时惠施想表达的确切意思已经毫无意义，与其如此，不如主观地对其内涵外延加以注释并为我所用。我们就从庄子记载的这十个命题作为了解惠子的切入点吧！
第一个：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大一”是说整个空间大到无所不包，不再有外部；“小一”是说物质最小的单位，小到不可再分割，不再有内部。这是惠施对无限空间抽象出的一种有限概念，“大一”和“小一”分别是大、小的极限。换句话说，“大一”和“小一”就是无限大和无限小，而“无外”“无内”也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并不是确切的存在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个无限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极限”。只是由于那个时代对宇宙宏观及微观的认识有局限性，能够把宇宙抽象出“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已经显示出当时的最高认识水平，没有做的，只是用数学方式来求解而已。但透过时间这个望远镜去看惠施的这个命题，当我们再去面对微积分学的鼻祖莱布尼茨时，是不是感觉不一样了呢？
不仅如此，这个概念是惠施思想主张的集中体现，其他的命题基本上都是以这个为基础的。后人称惠施的理论是“合同异”，很有道理。我们都知道，除数不能为零，那么“小一”的出现就可以解决这个麻烦。把“小一”视为一个可以变化的过程，什么样的过程呢，就是任意小，所以说，“小一”不是定量，而是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正是自然界中事物自然属性的回归。
第二个：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墨子·经上》曾说：“厚，有所大。”墨家认为有“厚”才能有体积，才能有物体的“大”。而惠施反驳说：“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意思是说，平面就没有厚度，体积也是零，但面积却可以是无限大。但从当时几何学的发展来看，立体几何并没有真正的成为一门学问，所以，我们所说的平面，确切地说，应该是惠施所说的“小一”。这个命题在如今的我们看来，非常简单，但是对于战国时代没有变量数学的这些学问家而言，去量化地论证自己的观点难度很大。这个命题，更像是惠施对于自然界，也就是宇宙的一种哲学思考，还是从惠施的“小一”概念出发，来肯定宇宙之中“无厚”的存在。根据“小一”的性质，很易得出“无厚”是“不可积”的，而由“小一”在宇宙中的无穷无尽，由“小一”堆积而起的“无厚”自然也可“其大千里”了。再来看我们今天熟知的积分学，惠施这个命题像不像是“无限求和”这个概念呢？
第三个：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墨子·经上》说：“平，同高也。”墨家认为同样的高度叫做“平”，而惠施反驳说：“天与地卑（“卑”是接近的意思），山与泽平。”意思是说，天与地一样低，山与湖一样平。这很明显，是惠施对于相对论的一种解释。还是以“大一”“小一”为出发点，把宇宙视为“至大”，那么，天再高，也高不过宇宙，地再低，也还在宇宙之内，把天地山泽的参照物都选为无限大的宇宙空间，天与地不是接近的？山与湖不是相平的？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引用李颐的话：“以地比天，则地卑与天，若宇宙之高，则天地皆卑，山与泽平矣。”这跟惠施的本意接近。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天是什么？看不见摸不着，大地之上空虚之境皆为天，所以天与地仅仅相随，没有天高地低的区别，在高山之上，天就高，在水泽之下，天就低，因此天地等齐，无论是高山还是湖泊，与天地距离都很相似，所以山与泽平。这与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的“狭义相对论”相比而言，我们的先人已经意识到要确切地描述一件事物，必须有参照系这个前提，否则，这个对于事物的描述就是不成立的。
第四个：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不少人对惠施的这个命题持有否定态度，原因是：他无条件的承认“亦彼亦此”，只讲转化而不讲条件，否定事物的相对稳定性。但其实不然，我们再来仔细分析：太阳刚升到正中，同时就开始西斜；一件东西刚生下来，同时又走向死亡。前面一句是说，太阳在正“中”的时间仅仅是一个点，极为短暂，相对于宇宙的时间而言，瞬时即罢。以地球为参照物，太阳的运行轨道是椭圆形，可以看做是一个点以地球为中心沿着一个椭圆无休止地运行。那么以地球上的人为参照物，当太阳到达正中的位置时，以这个点为椭圆画一条切线，切线是水平的。可是再选取轨道上的下一个点，这个切点的切线必定是斜的。从事物运动的趋势发展来看，太阳到达正中的那一刻，可以看做是上升的顶点，也可以看做是西落的起点。这是对事物绝对运动的认识。后面一句：万物在出生的那刻就走向死亡。相对于前面那句而言，应该不是惠施对于生命的单纯感叹，而是借助于“生”“死”的流转来阐述自己对于万物不断变化的认识。
古代李颐评价说：“凡中昃（太阳偏西）之与升没，若转枢循环，自相为前后。始终无别，则存之、死生，与之何殊也？”意思是：太阳在中天和偏西与升起和落下，如同门轴转动一样循环，互相为前为后。始终没有差别，那么存与亡、生与死，有什么差别呢？这是惠施对于矛盾运动的辩证思想——世间万物，都是在运动变化之中。如果说前面的命题是惠施对于空间的认识，那么这个命题就是对于时间的认识。我们知道，只承认运动否认静止，是相对主义和诡辩论；只承认静止否认运动，是形而上学的不变论。从我们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惠施是承认事物的运动，但没有否认静止。所以，“运动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这与我们现在的观点不谋而合。
第五个：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这里是指事物本身的同一与差别的相对性。“大同”和“小同”有差异，这就叫“小同异”；万物都相同又都不同，这就叫“大同异”。什么是“大同”呢？墨家认为，物质世界是由微小的不可再分割的物质粒子所构成，从惠施“大一”、“小一”的思想中可以看出，他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万物既然都由微小的物质粒子构成，同样基于“小一”，所以说“万物毕同”；但是由“小一”构成的万物形态千变万化，在“大一”中所处的位置各不相同，因此又可以说“万物毕异”。在万物千变万化的形态中，有“毕同”和“毕异”的“大同异”，也还有事物之间一般的同异，就是“小同异”。他把事物的异同看做相对，但又是统一在一起的，这是同一与差别的辩证关系。
举个例子，羊和猪都是生物，这是“毕同”，但是两者根本不是同一种动物，这是“毕异”，整体看来，这就是“大同异”。再者，两者都属哺乳类，这就是相同之处，但是前者有角后者没有，这是小异之别。但是你反过来讲，二者不同，惠施便会反驳说，一样，因为它们都是生物。所以，惠施是用“大同”的观点来淡化“小异”之处，也就是“合异同”。
第六个：南方无穷而有穷。
《墨子·经说下》说：“或不容尺，有穷；莫不容尺，无穷也。”后期墨家曾经严格区分空间的“有穷”和“无穷”。认为个别区域前不容一线之地，这是“有穷”；与此相反，空间无边无际，这是“无穷”。而惠施反驳说，“南方无穷而有穷”。不少人理解为地理上的南方，实际上有边际，是因为看不到尽头所以说无穷。但是我认为这很牵强。
惠施的思想是以“大一”和“小一”为先基础而论证的。同样的，这个命题也是“大一”和“小一”的运用。“南方”并不是特指一个方向，也不是一块区域，而是泛指宇宙中的一个“可以沿一个方向变化的范围”，通俗地讲，就是“取一个有方向的变量”即“一个可以变化的矢量”，这个也可以解释为“一个半开放性的区间，这个区间的起点是不固定的，包含在宇宙内也包含宇宙本身”。这个特殊的“变量”又被称为“矢量”，“区间”有这么两个特点：一是“无穷”，因为它有方向，并且依照“至大无外”的思想，既然可以延伸，那么就可以延伸到无穷远处，直到“无外”；二是“有穷”，因为尽管它有方向，它还是属于宇宙这个范围内，所以是有穷尽的。个人认为，这种解释更为符合惠施对于自然界的宏观认识。
第七个：今日适越而昔来。
如果有人自某地“适越”，临行时人问则可说“今日适越”。到越后，次日人问何时而来，则可回答“昔来”。这是惠施对于昨天、今天、明天，过去、现在、未来在时间轴上的思考。每个今天都有明天，而每个明天又都会成为昨天。过去都曾是未来，未来也总要成为现在。但惠施此命题似乎更主要的是说明了不同的地方存在不同的时间，也就是时差。虽然那个年代对于时差并不清楚，但他似乎已经发现东方比西方较早看到太阳升起的事实，由此而认识到各地“今”“昔”起止时间是不同的。若按古老的记日法，以第一日日出到第二日日出为一日，那么，对东部的“越”来说已进入新的一日，对西部的“楚”来讲或许还在“昔”；对西部的“楚”来讲是“今”，对东部的“越”则已可能进入更新的一天了。假定在越之新的一日刚开始时，从越楚边界自东向西向楚出发，到达楚时，楚或许还未进入新的一日，如果以新的一日为今日，那么，则可以说是“今日适越而昔来”。假定在“楚”之今日，从楚自西向东向越出发，在当日即将结束时到达越，按楚之时间尚为今日，按越之时间或已进入更新的一天了，此可谓今日适越而明日来。这可以给人一个假象，使人以为这不违反常人的看法。但反过来，如果以到达越时的更新的一天为今日，那么则可以说是“今日适越而昔来”。“今日适越”之“今日”是出发时以楚地时间为标准的，“昔来”之“昔”是到达时以楚地之“今日”相对越地之“今日”而为昔。惠施对于不同地域时间起点的认识，对于现代的我们而言，还是有着深刻的意义的。
第八个：连环可解也。
这个命题至今都没有能令人信服的解法。冯友兰的解释也只是草草地说“成毁是相对的”（连环是不可解的，但是当它毁坏的时候，自然就解了），一笔带过。如章太炎引《国策》解连环法，认为解连环是用铁锤敲碎（章太炎《诸子略说》）；牟宗三认为：“‘连环可解也’并不是独立的一条，而是对前两句的提示，‘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就是把宇宙看成圆的”（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胡适认为“关于连环可能是最没意义的”（胡适《中国名学史》）；郭沫若：“庄子所谓‘得其环中以应无穷’，连环如各得环中以运，则彼此不相拘束，是不解而自解了。”（郭沫若《十批判书》）
这里有一个故事。曾有一个鲁国人献给宋王两副连环，说是最聪明的人才能将这两副连环解开。宋王倾尽举国智囊，也未能解开这副连环。就在宋王窘迫万分之时，一位风尘仆仆的辩士赶到宫廷，轻易地解开了其中一副，然后就说：“都已经解开了。”他解释道：“另一副连环本来就不可解。不可解便是这副连环的解。”由此看来，“不可解即解”。
但我个人更倾向于郭沫若先生的解释。一是庄子与惠子本来就是好友兼辩论的对象，而惠子也是庄子唯一可以对话的人。而记录在《庄子》中的惠子的命题，均是惠子与墨家辩论的内容，那么，按照庄子“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的观点来解释惠子的命题，就再为合适不过了。结合庄子与惠子生活的年代，我们可以把这个连环看做当时诸子百家不同的思想学说，表面上看，这些不同的学说在不同的年代为不同的王室服务，但是究其思想本质却互为相通，所以，只要这些学说互相不约束彼此，又可以运用到各国的建设发展中去，将理论运用于实际，那么即便天下有再多的学派，再多不同的思想潮流，不同学术之间的矛盾也可以迎刃而解了。个人觉得，这样的解释更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惠施的政治思想。
第九个：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
《墨子·经上》说：“中，同长也。”墨家认为，以“中”为分界，两边的部分是等长的。而惠施反驳说：“我知天下之中央，燕（当时最北的诸侯国）之北，越（当时最南的诸侯国）之南是也。”有人解释为：因为空间无边无际，无限大，到处都可以成为中心。看似是“宇宙时空观”的解释，但又很牵强。“燕之北”也就是说中国以北，“越之南”也就是中国以南，为何中国之外是天下的中心呢？中国之外，周围都是实力尚浅的蛮夷之族，何谈“中心”呢？我们应该考虑到惠施“去尊”的思想，这正是他“平等”思想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