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带来的发展
周朝八百年，如果没有五百年春秋战国，剩下的时间能把大部分历史学家都闷死。这是我们国家最为混乱的一段历史之一，而难能可贵的是，这时没有后世分裂所常见的外敌入侵——兄弟们关起门来，或为觊觎已久的地盘，或为君王之位拼杀。尽管因此爆发的战事令这五百年迷雾重重，但纵观这五百年，国家的强盛却是战争促成的硕果。
人类社会的历史本就是一部战争史，几乎所有重大的发明都是由战争所催生。西周末年的周王室内乱不断，宫廷争斗上升到白热化的程度，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的光复之机荡然无存，从此，中国历史跨入春秋时代。当时曾被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还是以类似黑帮斗殴的态度对待战争——交战的一方找个由头，约个时间地点，叫上兄弟抄起家伙，听到号令集体冲上去。发起战争的初衷非常简单明了，既不会将对方统治者赶尽杀绝，也不会直接把持对方所有的土地。在其中一方撑不住的时候，只需要大喊一声“投降了”，战争也就宣告结束。胜利者得意扬扬班师回朝，而失败者也回家包扎伤口准备下次再战。
到了战国后期，诸侯国历经国与国之间的兼并和各自宫廷的内乱风云之后，尚存的实力大国屈指可数，这时候的君主，不仅运筹帷幄，制定战略总方针，在战争中更讲求战术。孙子有言：“兵者，诡道也！”双方交战本来就是你忽悠我我忽悠你的事情，谁也不会跟你讲什么江湖规矩，喊个一二三之后再发起进攻，最好是一刀砍了你的脑袋你还在黄泉路上猜测凶手是谁。动辄杀人盈城、杀人盈野，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春秋时，大家手拿中看不中用的兵器，跟着战车，左冲右突。一旦打起来，谁胜谁负也只有天晓得，兵器大家都差不多，甚至人数都差不多，说不定里面有几个天生神力的或者砍人特别厉害的，稀里糊涂也就赢了。
战国时，战车已经被骑兵完全替代，各种新式武器层出不穷，你有能射二百步的弩，我就得拼命造出能射三百步的弓；你能胡服骑射威震天下，我就敢全民皆兵以武立国；你有火牛计，我来增减灶；你合纵之师披甲百万无人能挡，我便连横锁关东西二帝宰割天下。这些，是军事上的进步。
而政治上的进步更为突出。
春秋时期，国家管理体制依旧是周武王的做法，那就是依照“分封制”为表，“宗法制”为里的制度建立了一个以周天子为至高领导人，以奴隶主贵族阶级为骨干的统治集团。这种看似稳固的金字塔结构其实有很大的弊端——政治权利的分散。《左传》中记载：“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国君作为天子之下的最高领导人，却没有绝对的统治权力。而且在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等看似国君的家臣，但从身份而言，比国君之位相去不过一肩，于是，如同诸侯可以威胁天子一样，强臣取代故主的大戏一幕幕上演。
父子兄弟争相夺位，互相残杀屡见不鲜。鲁国国君四世无权，宋为戴氏取代，齐易手于田氏。到战国时，更富戏剧性的是，晋国不仅被三家瓜分，晋侯反而必须向韩赵魏进贡，而晋国其他姓氏也渐渐消失在政治舞台上。战国时期的战争不像春秋时期那样带有盲目性的砍杀，而直接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于是，各国开始注重整合国内资源，将一部分资源用于军事行动，而另一部分用于稳固发展国内实力，不同力量的分编就逐渐形成了国君之下将相分职、文武分权的中央官僚体制。剔除亲贵阶层，“集权”于君主一人之手，在战国中期的诸侯国内已经非常普遍。
这种集权式的统治，直接将封建社会分为两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人可以分得绝对的权力，国君跻身于“至高无上”的“天子”行列，但是这种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突变，而是在各国复杂的政治活动中，随形势逐渐演变的结果。
春秋时期，在统治集团内部，诸侯国君，卿大夫的身份与地位是与生俱来的，由不得个人放弃或选择，可想而知，数量骤增的是“士”这个阶层。在战火四起的年代，人数最多的阶层往往是最受影响的阶层，这些人，为了生存，不得不重新选择新的出路。而广为人知的就是，士阶层涌现出了大批有思想有见地的饱学之士。各国为图霸业，就会选择贤能之人为自己效力，并且推行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变革，政治结构较之以前更为稳固。
政治的进步促使统治者推出一系列的改革，孔子认为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因为这个或者那个野心自大的家伙自我膨胀而导致几个世纪不得安宁，这显然是不合“礼”的。春秋后期到战国，那些传统的、不成文的但又被大家认可的准则已经不能为想要加强君权的统治者继续保驾护航，于是，成文的法律就应运而生了。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象征诸侯权位的金属鼎上，向全社会公布，史称“铸刑书”；公元前513年，晋国把范宣子所编刑书正式铸于鼎上，公之于众。其后，有魏国的李悝所编《法经》和秦国商鞅制定的一系列法律，这是战争过后各国行政上的一大进步。
战乱过后的调整和改革，为经济的发展铺开了一条宽阔的道路。春秋后期，随着诸侯国的兼并，诸侯国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增多，井田制不再符合时代的需要。统治者再靠公田吃饭已经不现实，诸侯们不得不颁布新的政策，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而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加上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的推广运用，许多荒地被开垦为良田，耕作的技术也趋于精细。
战国时，木石农具已成非主流，农民的耕种技术更加高明，在深耕除草的同时，农民们注意识别土壤性质，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作物进行种植；施肥技术提高，懂得用肥汁拌种，粪肥、绿肥和草木灰被普遍施用；开始注意选择种子，防治虫病，实行畦种法，播种疏密得宜，便于通风排涝，善于培根、除草、间苗和掌握农时季节；普遍推广一年两熟制，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的年产量。
农民捞到的好处不可能一股脑地装进自己的口袋里，于是，产生了新的赋税制度。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一定的实物税，这是古代田税的开始。后来作丘甲，按土地面积征收一定量的军赋，从而使税和赋合而为一。春秋战国之际，地税的征收已很普遍。秦国于简公七年实行“初税禾”的实物地税制度。战国时，各国税制不一。秦国首先实行户口登记制，并据以征收田地租税和按人头征收“头会”，也就是人口税。
由于战争的需要，金属冶炼和兵器制造工业在春秋战国时期兴起。这也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春秋时期，青铜器上的雕镂纹饰趋向细致工整，造型轻巧灵便，出现了错金铭文；存世的吴、越青铜剑，其冶铸淬炼之精，合金技术之巧，外镀之精良，花纹之铸造，皆世所罕见；煮盐、冶铁、漆器等部门也发展起来。当时铁器主要为手工业工具和农具。齐国的丝织品、楚国的漆器等水平很高。一部分工匠成为个体生产和经营者，聚居于城中的肆（古时指街市、店铺、手工作坊）里，边生产边销售。被称为匠师之祖的公输般鲁班，就生活于春秋末年。
战国时，手工业大发展，有作为农业副业的家庭手工业，有独立经营的个体手工业，有豪民（无官职，但有财势的人）经营的大手工业，也有各国政府经营的官营手工业。从业者有农民、手工业者、依附贫民、雇工（佃农）、官奴。冶铁、青铜器铸造、漆器、丝织业的生产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已经较好地掌握了高温液体还原法的生铁冶铸技术，能锻打出用于剑身的高碳钢，铸铁柔化术开始出现。青铜器的制作普遍使用熔铸、焊接、失蜡法和金银嵌错工艺，产生了在铜器表面涂金、鎏金和刻纹工艺，器型轻薄灵巧，花纹细致繁复，具有高超的技艺水平。漆器制造业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所造漆器以木为胎，有黑、红、黄、蓝、紫、白等十多种颜色的漆，在器物上绘出各种光泽美丽的花纹，并发明了催干剂。有了结构和花纹都较复杂的织锦以及手工针编织物。木工有规（圆规）、矩（曲尺）、绳（墨斗）、隐栝等。
各行各业的发展，金属冶炼技术的进步，不仅带动了商业的发展，还带动了货币的发展。铸造金属货币产生于春秋时期，晋国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铸币的诸侯国之一。春秋后期，越国的谷价，每石最贵时六十钱，最贱时三十钱。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关系活跃起来。战国时，不仅各国铸造货币，而且很多城市也铸造货币，因此各地货币的样式不同，种类多，流通数量大。齐、燕主要是刀形的刀币，三晋主要是铲形的布币，秦、周主要是圆形有孔的圜钱，楚国主要是形似贝壳的蚁鼻钱，金币有楚国压成方块的埕爱、陈爰。货币的发展，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衡量物质的依据，还成为奖励或者鼓励人们的一种工具。
科学文化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得以迅猛发展。
首先是思想文化。中华文明学术的起源很早，但是到了春秋时代才发展起来。中华思想文化的源泉是《易》。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易经》，有很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被后人称为河图、洛书的东西，是烧灼卜骨的表现，是远古先民在长期生活和占卜的实践中感悟出的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互相串联、互相渗透的反映。相传伏羲氏将其归纳总结，对蓍草反复排列，而画为八卦，将天地间万物的现象都包括于其中，这是原始的《易》。后来，据说经过周文王的悉心钻研，将其规范化、条理化，演绎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有了卦辞、爻辞，人称《周易》。它以简单的图像和数字，以阴和阳的对立变化，来阐述纷纭繁复的社会现象，显示成千上万直至无穷的数字，具有以少示多，以简示繁，充满变化的特点。其所以称为《易》，郑玄（东汉经学大师）解释有三义：一是简，二是变易，三是不易。就是讲万物之理有变有不变，现象在不断变化，而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又是不会变的，这就从客观世界的辩证发展中抽象出了理论上十分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旧说到春秋后期，孔子对《周易》进行解释和论述，完成十翼，即《易传》。这样，《周易》就发展成为一部内容博大精深的阐述宇宙变化的哲学著作。
同时，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的大发展，实现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由卜巫的宗教迷信文化向以人为中心的理性人文文化的历史转型。在春秋这个转型期，尽管夏商周（西周）以来的传统观念仍在人们心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普遍地产生着影响。但周天子及其诸侯政治权威的动摇与衰落，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因而出现了学术下移、典籍文化走向民间等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又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某种改变，这些变化正是春秋时期思想文化转型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
战国时期的散文创作十分兴盛，有各种历史散文，诸子的散文和其他散文作品。这些散文都用接近口语的文字写成，或汪洋恣肆如庄子般娓娓动人、激情横溢、约烂多彩，或譬喻连珠如韩非子的寓言，或剖析透彻逻辑严密如孟子。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使屈原的诗作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宋玉的作品，在模仿屈原的同时，对楚辞有发展和创造，在骚体中变化出赋体，对后代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
而这个时期社会的剧烈变革对学术文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加上士阶层的形成和统治者的提倡，许多学派纷纷出现，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最有影响的，除了儒道家以外，还有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以孙膑为代表的兵家，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以张仪、公孙衍、苏秦为代表的纵横家，以吕不韦、刘安、尸佼为代表的杂家等。各派各家都著书立说，广授弟子，参与政治，互相批判，又互相渗透，学术思想极为繁荣。
其次是科学的发展赶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前面。
《墨子》一书记述了类似秤的杠杆原理。这是最早的杠杆原理理论。在天文学、物理学、医学方面，春秋时期的中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