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文艺复兴是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与发展的时期，当时，西欧的中世纪是个特别“黑暗的社会”，基督教教会成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它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把上帝当做绝对的权威，一切都要遵循基督教的《圣经》，否则就要对其进行制裁，甚至处以死刑。在教会的管制下，中世纪的文学艺术死气沉沉，科学技术也没什么进展。13世纪末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于16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是封建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13世纪末期，在意大利商业发达的城市，新兴的资产阶级中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借助研究古希腊、古罗马艺术文化，通过文艺创作，宣传人文精神，激发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创造力。文艺复兴可被视为学者们研究和改善俗世的一次尝试，他们通过复兴古典时代思想和创新思考方式来推动变革。
二、都属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科技进步，生产发展和历史进步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人类文明演化历史看，诸子百家及三教九流是早期的学科分类体系，儒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偏向政治军事与伦理领域，墨家、道家、名家、医家和农家等偏向自然工艺与逻辑等领域，禅家、杂家、书画家等则偏向人文艺术等领域，并且，西方近代科学发展所需的一些因素在中华文化中已经萌芽，比如，儒家的社会伦理化（科学社会规范）、墨家的实践经验化（实验技艺方法）、禅宗的概念澄清化（理论思维顿悟）和道家的系统逻辑模式（全息结构模型），以及一些技术发明的原型等，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文艺复兴运动作为一场弘扬新兴资产阶级文化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传播过程中为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也同时为早期的资产阶级积累了原始财富。文艺复兴运动首发于意大利，后经传播，由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出现了著名的城市如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以及尼德兰等一系列新型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茁壮发展，资本也开始源源涌入新兴资产阶级的囊中，为同时进行的新航路开辟、宗教改革以及今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
三、在新思想成就中，都突出了现实社会中“人”的巨大的作用。中国以人为本的思想倾向突出，西欧则形成了“人文主义”的思想。
诸子论道的出发点都是以“人”为本，各种政治主张也是以人作为出发点的。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即便是那“诡辩”的名家，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逻辑学领域。我们可以、也应该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等思想。
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起源于14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其后遍及西欧整个地区。人文主义者以“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他们提出“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是无所不有”的口号。文艺复兴的最大成就是在观念上复活了真正的个人，否定了抽象的、集体的、附庸的人，肯定了个人和个体的价值、尊严与伟大，断定个人不应该成为任何集体的附庸，主张个人是自身命运的主宰。文艺复兴向我们揭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小宇宙，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并拥有实现这一潜能的权利。而这正是现代世界文明及其制度架构的观念基础。世界虽然不是由观念决定的，但是人类的行为和人类的制度都是建立在某种观念基础上的。他们非常不满教会对精神世界的控制，他们要求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他们歌颂人的智慧和力量，赞美人性的完美与崇高，反对宗教的专横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主张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提倡发扬人的个性，要求现世幸福和人间欢乐，提倡科学文化知识。
这场文艺复兴表明：以对个人的发现和确立个体价值为使命的文艺复兴，是任何文明的成长必须经过的阶段。文艺复兴是人类文明的演进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是人类一次精神涅槃，是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一次观念上的脱茧。所以，人文主义的理念，其重点是“人”，是“人”的本能的发挥，是“人”追求真、善、美的动力。
真理的火花，来源于智慧的碰撞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那么也许他会把自己的智慧当做真理；当世界上出现另外一个人，并且与前一个持有不同的观点时，真理的地位就被动摇了，究竟哪个是真理呢？假如他们想了几个办法来决定，最简单的就是轮着当真理，你一三五，我二四六，或者，划拳决定，谁赢了谁的观点就是真理，再或者，看谁跑得快或者比谁跳得高。但是，当世界上出现了第三个人，如何决定真理就变得复杂了。当世界上出现第四个第五个乃至成千上万到今天的世界总人口达到70亿，谁的观点是真理就成了莫大的难题。甚至穷世上所有的智者都没能给真理下出一个令所有人都认可的定义。正是由于选择的增多，人们的观点离真理越来越接近。
春秋战国这个“时代大变局”所形成的乱世，为各门学科，各种思想的诞生松动了土壤，不管是政治上，学术上，还是其他的思想进步上，也配备了一个空前广阔与坚实的大舞台。
最突出的是在政治上，各国诸侯、大夫们，为了图谋霸业，开始创新制度、实施新政，为了制定新的制度和策略，并给这些新制度的执行保驾护航，就必须大量任用有识之士，于是，一时间，“士”这个曾经最为自由的阶层，顿时成了炙手可热的“抢手货”。有关这方面的历史记载非常多，并为后人津津乐道。当时的这个舞台上演的是什么剧目呢？我们分别来看看。
第一种：卑贱只是旧时事。这最有名的是秦穆公打破身份限制，重用百里奚。百里奚当时只是一个奴隶，当秦穆公得知此人之大才时，用五张羊皮给他赎了身，然后，就任命他为辅政大臣，人称“五羖大夫”。正是在百里奚的辅佐下，秦国由一个西陲小国崛起为西部强国。
第二种：恩怨抛却谁人知。不得不提的就是管仲。齐桓公去除个人恩怨，以大局为重，重用管仲为相。管仲曾经是小白（齐桓公）的哥哥也就是公子纠的老师，也就是齐桓公政敌阵营的要员，据说他为了让纠登上王位，还在小白回国的路上，用箭射伤过齐桓公。但是，为了国家富强、为了政权的巩固，齐桓公听从了老师鲍叔牙的劝谏，重用管仲为国相，并尊之为“仲父”。
第三种：来自何处休得问。没有国界限制。比如著名的军事家吴起。吴起开始在卫国求官而未得，就去了鲁国，却又没得到重用，他就再去魏国，终于得到魏文侯重用，并由此成为战国一名著名的军事家，史载他“曾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为魏国“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特别是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吴起仅用五万魏军，就打败了五十多万的秦军，从此使得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军事大国。但魏文侯死后，魏国政局发生变化，吴起又跑到楚国，得到楚悼王的重用，担任国相，开始实施富国强兵的变法，一时间，楚国强大无比。楚悼王逝世，吴起变法时得罪过的那些贵族发生内乱，将他杀死。“朝秦暮楚”是春秋战国时的常事。
第四种：逆耳忠言放心际。摒除个人好恶，如著名的《邹忌讽齐王纳谏》故事，齐威王在听取邹忌的劝谏后，广开言路，尤其要听不顺耳之言，最终使一时衰落的齐国又复兴起来。
第五种：生前焉知身后名。不用其人、也要用其言。如：邓析被处死后，郑国却用了他编制的法律文本。商鞅死后，秦国新法不变，最终一直保持强大，直至吞并六国。
第六种：取长补短为我用。不论所学，用其所长，如燕昭王为了图强，听从郭隗意见，广收天下贤才，只要有一技之长者，皆得重用。战国四公子（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楚有春申君、魏有信陵君），即四位大贵族，都好“养士”。他们所收罗的人才，也都是只有一技之长的，甚至包括了“鸡鸣狗盗之徒”，即会学鸡叫、能偷窃的人。
第七种：尊贤敬能获支持。极其尊重人才，即便不合自己的想法。我们从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学术大师的遭遇就能看出来，即便他们的学术思想不为各诸侯君主们所用，但君主和卿大夫们对他们却是尊敬有加的，他们能经常与君主会面、对话，君主们基本上也都以请教的口气与他们说话。
其次是学术研讨上，诸子百家互相交流抨击，著书立作的方式有多种。
第一是讲学授徒。最先招收学徒，讲学授业的是邓析，自从他在郑国开办私人法律推广学堂之后，私学之风就开始悄然而行，到孔子中晚年时，就开始大规模招生了；墨子更对弟子实行军事化管理、宗教化训练。稷下学宫的名人，有的能一次性吸引上千名学生来听课。
第二是遁隐山林。列子、庄子这些大学者们，不是居于陋巷之内，而是逍遥于山林之间，编点儿草鞋、钓点儿鱼也可以维持生活，而且可以与外界做广泛的接触，王公大人、学界名流也常来做客、交流。
第三是聚集学宫。最著名的当属齐国的稷下学宫。它是齐桓公时创办的，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场不可多见、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的。它作为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另外一个就是“西河学派”，战国初期，魏文侯特别注重学术人才的招揽，为他们办学、授徒、做学问，提供良好的条件。孔子的不少名弟子，就跑到魏国，最终形成了“西河学派”，为儒学的形成、发展、传播作出了杰出贡献。“西河学派”的一些人物，最终又在经世致用的思想指导下，逐步向法家思想转化，当时的吴起，就是受此影响，成为一个著名的法家人物；荀子可能也师从过西河学派的人物。此外，魏国还形成了另一个学派——“鬼谷学派”，专门研究纵横之术、权术、兵法等，对战国末年的学术界影响极大。
思想自由、学术条件优越、交通方便，使得知识分子们的交流日益加深，就促成了智慧与思想的碰撞，而这，正是完善已经形成的学术思想、创立更新学术思想的重要前提，也是寻求真理的必经之路。
这些智慧碰撞出的火花，给过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指引。我们分别从政治，思想及学术这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是在政治上两次碰撞：
第一次是管仲的治国，这是周王室的“天下一家”与诸侯们的“国家富强”大碰撞。管仲被任为齐国的相国之后，与齐桓公大谈治国之道。君臣二人确立了“国家主义”，把“以人为本”的思想与“民富国强”结合起来，把“尊王攘夷”与争当霸主结合起来；把发展经济与讲求礼仪结合起来；把公共利益与个人欲望结合起来；把以法治国与德政建设结合起来。打着维护周王室利益的大旗，为本国富强与成就霸业奠定基础与根基。
他们认为，国家的富强，依靠的不是从农田、农民身上收重税，而是开发资源、搞活贸易，增加工商税收。士农工商“四民”并重。在农业上，他们完全废除了过去的公田制，并实施了“相地而衰征”的级差地租。为了刺激工商业发展，他还降低相关税费。在军事上，他实行寓兵于民、全民皆兵的措施，将重点征兵的地区，按民与兵混编的方式，建立行政与军政合一的体制。发展国内经济的同时，小心谨慎地对外进行外交，从斡旋中坐收渔利。显然，这次大碰撞的结果带来了齐桓公首先成为“春秋五霸”首个霸主的硕果。
第二次是商鞅变法，这是周王室的“以礼治国”与国家主义的“以法治国”的一次大碰撞。商鞅通过与旧势力的辩论，确立了顺应时势、实施新法的思想，突出了“必须变、变则强、强则久”的新观念。“废井田，开阡陌”打破旧有的土地公有制，促进封建经济发展；大力发展农业，奖励耕织，重农抑商；推行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政策，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奖励军功，实行军功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推行县制，加强中央集权。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国力大大增强，政治上中央集权，经济上确立土地私有制，发展迅速，军事上军队战斗力空前提高。
其次是在思想上的三次碰撞：
第一次是老子在面临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的形势下，用消极的方式对旧制度进行批判，他把顺应天道解释为“无为”。老子主张效法天地，“人法天，天法地，地法道，道法自然”。人最终的学习对象就是自然。所以说，老子的思想与“礼乐”禁锢下的思想迥然不同。顺其自然就好，不要去管老百姓，也就是“无为而治”。
第二次是孔子从君子立场出发，对天下进行理想设计、对君子修身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新思想。在治国的方略上，核心是“礼”与“仁”，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