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为？为就是“有”，一切起心动念造作都是“为”。什么是“无为”？“心”知其为乃是“空”，此为就是无为。老子言：“无其为，是为；无其事，是事；无其味，是味。”这说的是事物本相。由此可见，无为，就是“心知其空而为之”，也就是“心不著相”，“不执著”。“心知其空而为之”，圣人才能做到。所以，圣人不失道。普通百姓，他们只知其“有”，不知其“无”，百姓之“为”都是“有为”。所以，百姓失道。《庄子》则将无为推演到帝王圣人的治世中，“为无为，则无不治”。无为是顺应自然，不妄为的意思。汉初几代王朝，采用“无为”治术，与民休息，对于当时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曾经有过一定的作用。
道家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庄子，战国时哲学家，庄氏，名周，是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的学说涵盖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还是皈依于老子的哲学。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为“老庄哲学”。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被思想学术界尊为“老庄哲学”，代表作《庄子》并被尊崇者演绎出多种版本，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等，庄子主张“天人合一”和“清净无为”，追求逍遥无恃的精神自由。在庄周的《逍遥游》中，庄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是“有所恃”的，大至鲲鹏，小至蜩鸠，都需要凭借一定的外部条件才能活动。而他的最高境界是“无所恃”，这样才是真正的“逍遥游”。
庄子的哲学主要接受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他认为“道”是超越时空的无限本体，它生于天地万物之间，而又无所不包，无所不在，表现在一切事物之中。然而它又是自然无为的，在本质上是虚无的。在庄子的哲学中，“天”是与“人”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天”代表着自然，而“人”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相背离的一切。“人为”两字合起来，就是一个“伪”字。庄子主张顺从天道，而摒弃“人为”，摒弃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顺从“天道”，从而与天地相通的，就是庄子所提倡的“德”。
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不需要去教导什么，规定什么，而是要去掉什么，忘掉什么，忘掉成心、机心、分别心。既然如此，还用得着政治宣传、礼乐教化、仁义劝导？这些宣传、教化、劝导，庄子认为都是人性中的“伪”，所以要摒弃它。庄子所持的宇宙与人的关系是“天人合一”的，是物我两忘的，所以他有着通达的生死观；庄子认为是道给予我们形貌，天给予了我们形体，我们要做的是不要因为好恶而损害自己的本性。他以人的完整生命为起点来思考人应当度过一个怎样的生活旅程。他超越了任何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站在天道的环中和人生边上来反思人生，他的哲学是一种生命的哲学，他的思考也具有终极的意义。他还有很多思想十分超前，比如“一尺之棰，日截其半，万世不竭”就是数学里的极限思想。
他的思想包含着朴素辩证法因素，主要思想是“天道无为”，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他认为“道”是“先天生地”的，从“道未始有封”，庄子主要认为自然的比人为的要好，提倡无用，认为大无用就是有用。就像一棵难看的树被认为无用，有一个木匠要找一棵树做房梁，但这棵树太弯了，没法做房梁；第二个木匠找树做磨的握柄，要弯的，但这棵树太难看了，又没办法；第三个木匠要做车轱辘，但这棵树长得不行，从某方面讲是无用的。但从庄子的角度看，无用就是有用，大无用就是大有作为，所以庄子提倡无用精神（即“道”是无界限差别的），属主观唯心主义体系。“道”也是其哲学的基础和最高范畴，即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观念，又是其很高的认识境界。主张“无为”，放弃一切妄为。又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主观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倒向了相对主义和宿命论。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反对一切社会制度。
当先秦的老庄二子总摄整理了道家思想的纲领之后，道家形而上思想的深度立刻影响了儒家与法家的形而上思想，儒家《易传》之作与韩非子《解老》之作都是在其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说。道家哲学要到汉初黄老之治的实施后才正式被试验着，因为在迭经春秋、战国、灭秦、楚汉之争之社会战乱终告停止之时，人们终于发现争强斗争的害处以及休养生息的重要，于是道家原理的政治哲学观点遂被重视。等到西汉强盛，君王开始好大喜功，争战的岁月再度启幕，时代的风气再度转变，然后也再度败坏，等到魏晋清谈之风起，道家哲学又开始了它的生命力，何晏、王弼首开其风，王弼更以简洁有力的注经之作，从理论上深入道家之学并予以阐述，而向秀、郭象则发展庄学的注释工作。魏晋之后，道家思想并未有鲜明的创造传统之再现，但是道家思想的理路却转为道教、易学与儒学理论的开创所借用的重要启示，尤其是源自庄子的气化宇宙观，更被广泛且深度地再开发着。而同一时期的佛学传播，亦曾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是以道家“无”的智慧原理来表达的，此即世称“格义佛学”时期。
道家的“守柔”“无为”“不争”哲学，千百年来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人生态度、谋略思想、军事思想、美学思想乃至生态意识等都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即使说中国艺术的表现即为道家艺术的表现亦不为过。中国人在谋略方面受老子智慧的滋润、影响最广泛、最深远。尤其也对中国政治活动提供了活络的空间，使中国知识分子不会因太强的儒家本位的政治理想而执著于官场的追逐与性命的投入，能更轻松地发现进退之道，理解出入之间的智慧。
搁在现在，我们不妨举例来说明。
一个人站在地上，他的目标是“同时”抬起两只脚。但他首先抬起了左脚，这样，就只用右脚站立了。这时候他发现，他已经没有办法抬起右脚了。用道家思想来看，原因就是：抬起左脚，这就已经“有所为”了。所以“有所不为”就成了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换言之，抬起右脚对于这个时候的人来说已经成为了“不可能”。我们不难理解，道家“无为”思想所说的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在一切都没有发生之前，一切才皆有可能；只要稍有动作，便会导致所有的可能性都变为不可能。也就是说，人要有思想认识在先。如果是在战场上，还没有摸清对方的情况和地形，就先暴露自己，这显然丧失了主动权。如果是在商场上，没有把握好自己产品的优势、销路及受众群就急于把自己的产品推向市场，势必会栽些跟头，让竞争者看出破绽，占尽先机。所以，“无为”是“有所为”的前提条件，先“不争”才能争得机会。
当代学者张立文曾评论道：“道学是韬略之母”。思想史学者萨孟武也指出：“兵家思想多处于老子，老子思想以虚为实，以实为虚，虚虚实实，乃用兵之道”。外交同军事一样，只不过是“文打”而已，它也需要战略与战术相配合，也要虚虚实实、避实击虚。外交是磨嘴皮子的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弥漫，背后却是智慧与战术战略的较量。深受道家影响的外交家，有一位是我们所熟知的，他就是周恩来。他“不为人先”“后发制人”的外交风格就是对道家思想哲学的绝好领悟和运用。新中国在融入世界政治舞台的进程中，为了能够“低成本”地实现“站起来的外交”，特别是在美苏超级大国的互动中，采取后发制人行动策略，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从后发中争取主动。他说：“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我们总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你来一手，我也来一手。不怕它先动手，实际上它一先动手就马上陷于被动。”而在社会形势日益激变的今天，如何在外交上取得主动权，跟我们的外交哲学思想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法家：以法治国，名闻天下
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上回望法家的盛极一时，法家的地位不过就是一根拐杖或者一把轮椅，把当时七个发育不全的孩子中最有前途的孩子扶了起来，之后，这根拐杖或轮椅就被丢进了火坑里，可喜的是，这个孩子很争气地代代繁衍至今天。
在先秦诸子中，针对社会问题，儒家提倡仁爱；墨家主张兼爱；而道家则认为，仁爱和兼爱都不能救世，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做，即“无为而治”的思想。然而，虽然三家的思想主张各有不同，但是具有一种共同点：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在过去，而不在将来。三家的这种观念，来源于对于人性的论断——性善论，因此，这些救世思想大多是理想化的。
与孔孟同属儒家学派的荀子却不认同，他提出“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性”和“伪”两部分，性（本性）是恶的动物本能，伪（人为）是善的礼乐教化，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因此，他的思想偏向经验以及人事方面，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重视人为的努力。继孔孟的“仁”、“义”之后提出“礼”、“法”，重视社会上人们行为的规范。从注重秩序和规范来说，荀子就是法家的先驱者，而他的弟子韩非、李斯则是法家的杰出代表。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的另类，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其思想先驱可追溯到春秋时的管仲，实际创始者是战国前期的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等。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完整的法治理论和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
法家思想同中国封建土地关系的产生与发展相联系，是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理论表现。西周奴隶制社会的运转，依靠的是两项权利原则：礼和刑。“礼”针对贵族，“刑”针对普通百姓。在西周奴隶制社会里，各种社会关系主要依靠个人接触和个人关系来维持。天子、诸侯都生活在社会金字塔的顶尖，与普通百姓没有直接关系，而与百姓打交道的人，则是一些下级诸侯和小贵族。诸侯国之间的交往称为“礼”，而贵族依靠“刑”迫使庶民服从。春秋以来，周礼逐步失去了原有的威力，旧有的典章制度随之衰落，社会各阶层原有的僵硬界限逐渐被打破，大国之间侵略、兼并；这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中可以得到印证。各国君主都想在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中保存自己的国家。强大国家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强化国家的统治，就需要中央集权。但是无论是儒家的“仁”、道家的“无为”、还是墨家的“兼爱”都过于理想化，不切合实际。各国君王爱听的不是怎样谋求民众的安居乐业，而是如何解决当前严峻的国际形势。就这样，主张组织领导极权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法家横空出世，继承发展了管仲的思想，汲取了黄老之学，主张法礼并重，先德后刑，因道生法，形成了一套较为温和的法治理论。《管子》中的法家著作和帛书《经法》《十六经》《称》《道原》等是他们的代表作。而秦晋两国的法家则主张严刑峻法，反对礼义说教，专重于法、术、势，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力并天下。他们是法家中激烈而彻底的一派，政绩显著。历史上通常把秦晋法家视为先秦法家学派的主要代表，最著名的就是商鞅和韩非子。
秦晋法家的创始人之一李悝，任魏文侯相，提倡“尽地力之教”，主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调整租谷，创“平籴”法，兼顾农人与市民的利益。他还收集当时诸国刑律，编成《法经》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法经》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典。与李悝同时期的吴起先在魏国进行兵制改革，后又在楚国进行政治改革，“明法审会，损不急之官”，“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打破旧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强迫旧贵族徙边垦荒，奖励“战斗之士”。
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是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
后来，商鞅在秦实行两次变法，主要内容是：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度；承认土地私有，奖励农战，凡勤于耕织而多缴粟帛者可改变原来身份；有军功者可授以爵位；实行郡县制；主张用严刑重罚以杜绝犯罪。但是他排斥道德教化，轻视知识文化的作用。他用发展观点看待历史，提出“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在商鞅执掌秦国朝政十九年里，秦国不仅变得繁华富庶，还拥有了一支能征善战的“虎狼”之师，为始皇帝“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统一大业打下了牢不可破的基石，同时成就了历代王朝沿用的秦汉制度、霸道王道并存的治国传统。但是推行变法的领导者却死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下，法家思想的实践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半个世纪之后，法家的另外一个代表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他就是韩非子，战国晚期韩国人（今河南新郑，新郑是郑韩故城），韩王室诸公子之一。《史记》记载，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子因为口吃而不擅言语，但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子是战国末期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古人认为其是阴谋学家，韩非子的著作一大部分是关于阴谋的论述。韩非子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子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著书，写出了《孤愤》《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洋洋十万余言。韩非子的书流传到秦国，为秦王政所赏识，秦王以派兵攻打韩国相威胁，迫使韩王让韩非子到秦国为其效力。
韩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
一派以慎到为首，主张在政治与治国方术之中，“势”（即权力与威势）最为重要。主张君主可以“握法处势”，“无为而治天下”。他从“弃知去己”的观点出发，提出“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他以法为最高准则，提倡“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君臣》），强调“法”必须和“势”相结合，把君主的权势看做行法的力量，所谓“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缶贤者”，但他又认为国家的存亡并非全由君主一人的力量所决定。“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他承认“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提出“守法而不变则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