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妻子王根英在陕甘宁边区党校时，学习得很好，心情很愉快，对4年多监狱的斗争生活作了回顾和总结。结业后，被调到延安《新中华报》报社工作。
陈知非在《母亲王根英烈士》一文中写道：
1938年秋，母亲请求到前线工作，党批准她的请求，分配到太行山一二九师供给部财经干部学校当指导员。查爸爸日记，在分别这一年多时间，母亲给父亲写过一次信，父亲给母亲写过一次信，当时前后方不通邮，只能托同志带。
父亲1938年7月2日《日记》写道：“……接根英由延安来信，并转家中来信，家中来信无非是诉苦要钱，当即焚毁。”当时实行供给制，战士每月津贴一元，爸爸当旅长每月四元，朱总司令每月五元。爸爸认为家中将八路军和国民党看成一样，当官的可以捞钱。因而有些不耐烦，烧了。其实自大革命失败后，家中因父亲参加革命，屡受迫害，祖父坐牢，房屋被烧，敲诈勒索，完全破产。老人向儿子诉苦也是人之常情。
据杨力同志回忆，断定母亲是1938年10月从延安到一二九师师部工作的，那时我父已是驰名将领，杨力却不知道母亲的爱人是谁？母亲虽然将父亲送给她的战利品给学生看（当时展览战利品是一种教育方式），却不说爱人是谁。证明她是依靠党，凭自己的忠诚艰苦的工作来取得学生的信任，绝不炫耀自己的爱人以借光自照，抬高身价。父亲1938年12月7日续写《日记》以来，也没讲停写期间与母亲团聚的事。当时师部和三八六旅相距几百里，这期间未团聚也是可能的。曾经有个记者说，母亲到太行山后，先到父亲处住了几天，才去师部报到。我认为没有根据。因父亲那时正在豫北道清铁路线作战，师部住在（河北省的）涉县西二百里处，母亲到太行山，从地理位置上讲，也只能先到师部。她是持介绍信来一二九师报到工作的，绝不会先去旅部，这不是她的性格。
父亲1939年1月15日《日记》中说：“……在临清与鲁西北特委谈约二小时，至晚七时才赶到馆陶，马匹已感到疲劳不堪。到馆陶突遇根英，出我意外。夜深十二时与哲民、聚奎、墨林谈甚久。”
父亲与母亲在馆陶相遇，是不期而遇，还是李聚奎叔叔安排母亲来相会的？不清楚。父亲的“出我意料”四个字，说明夫妻久别在战场重逢，却没有时间谈话。他太忙了，不是对母亲薄情。
父亲1月18日《日记》中写：“根英去师部。”母亲随父亲行军三天，即分别回师部。这就是她和父亲最后的永诀。
3月8日，师供给部被敌人包围，母亲不顾个人安危，将自己的骡子牵到卫生队给伤员骑。她已冲到村外，出了包围圈，发现装有文件及公款的挎包没带出来，只身回村去取，与敌人遭遇，壮烈牺牲。
父亲在指挥部队作战，晚上得到母亲牺牲的噩耗，在《日记》上沉痛的写了一句令人感泣的话：“今天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
日本侵略军挂起“专打三八六旅”的牌子，可以说没有能动着三八六旅的一根毫毛，但它们却杀害了三八六旅旅长的妻子。这只能更加燃起三八六旅“专打日本强盗”的怒火。
据目击者回忆：当时大家听到王根英牺牲的消息后，心中都非常难过。这时正好陈赓旅长来了，大家都沉默不语，不知说什么好。陈赓心中当然更难过，但看到大家沉痛的样子，就高声地说：“同志们！我们唱个歌吧！”他挥起双手指挥大家一起唱了起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936年红军东征时，陈赓曾和副师长杨得志谈起，杨已经26岁，应该考虑婚姻问题时，杨说：“你又开玩笑了。”陈赓说：“不是开玩笑，是严肃的。人人都需要有个志同道合的生活伴侣嘛！我的老婆对我帮助就很大，可惜现在还在敌人的监狱里。周恩来同志对我说，党在想办法营救她，但愿她能早点出来，我是真有点想她呵！待她回来，我把这个任务交给她！”
他要把给杨得志找对象的任务交给王根英，说得很轻松，但在他的心灵深处却有着刻骨铭心的思念和痛苦。他承受着这种严酷的打击，实际上比强忍着肉体上创伤的折磨，困难得多。
现在，他们终于相聚了，品尝着真诚相爱的甜蜜。但是这个时间又太短暂了。
作家陈荒煤，在一个月夜里，在麦场上散步遇见了陈赓，陈荒煤突然地想：像他这样一位将军，在这样安静的月下，脑子里会想些什么呢？
他后来回答了陈荒煤的问题：“我现在，什么也不想！一生把什么都贡献给革命了，自己还有什么？”
很明显，他的这个“不想”，正是自己把那无法挥去的苦苦思念，强压在流血的心头上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