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8月，陈赓离开上海，辗转到达了中共中央苏区的首都——江西省瑞金县城，见到了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由于他被捕4个月，组织上要对他进行审查。在被审查期间，不能担任要职，被分配到“彭杨步兵学校”当校长。“彭杨”是指1929年在上海牺牲的革命烈士彭湃和杨殷。
对于来自国民党的迫害和摧残，陈赓是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能处之泰然。可是历尽艰辛回到自己的党内来，还要受审查，所得到的待遇也不公平，但心胸坦荡的陈赓，深知为了自己的远大理想，必须面对现实，去迎接考验。
这所步兵学校，主要是培养红军的连、排军政干部，设两个军事营和一个政治营。校址在瑞金城西20余里的九堡镇。
经过黄埔军校严格训练的陈赓，办这样的学校，自然是轻车熟路。但他仍然一丝不苟、全身心地把自己的主攻目标，放在队伍的建设和优良作风的培养上。
在这所学校工作过的刘清明回忆说：
1934年1月间的一天上午，我在野外一个山坡上给学生上课。课目是步兵班对占领野战阵地的敌人进攻。讲课刚开始，突然间，陈校长来到现场。我向他报告了今天的课目和实施方法。不知为什么，我的心跳得很厉害。陈校长看出来了，把我叫到旁边说：“你不要慌，讲课时，只当我不在一样。”
我原以为陈校长听一听就走的，哪知他一直听到底，怕我发慌，很安详地站在那里，中间没有插话。讲完课后，学生离开现场，他才很亲切地问我：“你是第一次讲课吗？”
“不，我这是第二次。”
“哦，我看你讲得不错嘛。你过去在哪里学过？”
“我是红军学校上届毕业生，学了四个月，就调到这里工作了。”
“啊，只学了四个月，就能上课了？”
“我本不会讲课，是前几天从教育准备会学来的，是现买现卖。”
“你今天讲得很好。当然还要不断地学习，不能满足现状。我想你能体会到：讲课的过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要经过备课、试讲，还要看些必要的材料。排长上课，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同时，也是一种培养教员的方法。今天课目实施得也不错，能密切联系实际。今后有时间的话，要进行综合演习，由学生轮流担任班长，以便锻炼他们的实际指挥能力。”
我说：“正打算这样的。”
“这样就好！下次讲课和演习，要特别强调在冲锋开始时，有一股坚决、勇敢、不怕死的拼命劲头。这是整个战斗过程中带关键性的一环。”
他讲得有声有色，详细周到，对我这个初次讲课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教育。[摘自刘清明《忆陈赓校长》，原载《星火燎原》丛刊第7期。]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陈赓对学校的工作多么认真，对下级的帮助多么尽心……对事业的忠诚使他忘却了背上政治“包袱”的沉重。
刘清明还讲了个故事：
有一天早晨，同学们起床后在操场上集合。这时陈校长来了。我喊立正口令向他敬礼，报告今天早晨要出操的课目。他看了看问：“你们指导员呢？”没等我回答就大步走进营房去了。过了一会儿，我准备带着队伍跑步去，指导员慌张地跑来了。
“连长！等一会儿。”指导员说着，走到我的面前向同学们说，“刚才陈校长来到宿舍，发现我没有起床，当场批评了我。陈校长指出，‘你是政治指导员，睡懒觉，不起床，又不出操，你怎么做政治思想工作？你怎么做表率？你现在马上去当着全连同学的面去作个检查，承认错了，今后改正。你有这个勇气没有？’我完全同意，并愉快地接受校长的批评。这就是我的检讨，请同学们批评。”
校长从宿舍出来，听到指导员作了自我批评。高兴地说：“你们指导员知错就改，这是很好的。大家应当学习他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
学校里的小指导员魏洪亮病了，住在卫生队治疗。几天后收到陈赓校长的一封信和两只鸡。信上写道：“魏洪亮同志，今天我买了两只鸡给你送去，用以补养身体。因为我手头的钱，只够买两只鸡的。”[摘自刘清明《忆陈赓校长》，原载《星火燎原》丛刊第7期。]
其实，陈赓这位校长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对干部、战士的关心爱护，在特科工作时是这样，在当师长时也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