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那时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是当时国民党的经济、金融、贸易和文化的中心，也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华洋杂处，纸醉金迷。有华界，有租界；华界有国民党政府，租界内是外国政府。有为帝国主义豢养的买办资产阶级，也有民族资产阶级，还有许多由帮会组织起来的封建团体……他们互相勾结、渗透，盘根错节，势力很大。当然，工人阶级力量也很强大，否则不可能举行三次起义夺下上海了。只是蒋介石搞了“四一二”大屠杀后，建立了反动统治，到处设立法庭、牢狱和刑场，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国民党的警察、特务和租界里的巡捕、包探勾结起来，继续天天搜捕共产党，加之一些人叛变，形势愈加严峻，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郭伯和等先后遭逮捕、被杀害。共产党不能不组织力量保卫自己的安全。
中共中央原来也有保卫工作组织，但是重视不够，力量不足，以致蒋介石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遭到猛烈袭击，受到严重损失，却处于毫无准备的状态，并且形势越来越严峻。中共中央于是决心加强这一工作，建立与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的组织——特科，以打击敌人保卫自己。
特科下设4个科，陈赓担任了第二科科长，即情报科长，化名王庸。
第一科是总务科，它的工作既多又杂，但非常重要。比如为中共中央机关找房子，为负责人安排住处；布置开会场所，租家具，找铺保，做生意；营救被捕者，收殓牺牲同志遗体，安排家属生活等，工作看来琐碎，但和中共中央的关系最密切。
第三科主要领导“红队”（诨名打狗队），打击特务，镇压叛徒，保护中央负责同志，保卫中央机关。当时他们在上海名气很大，敌人闻风丧胆。他们在社会上活动，几乎是半公开的。警察、巡捕都不敢和他们公开对抗。但由于当时未建立情报工作系统，不能防患于未然，也就是不能事先制止敌人的破坏，只能事后查明情况，去镇压叛徒和反革命分子。
第四科主要负责建立和管理无线电工作，保证电讯畅通。1928年后，革命形势得到新的发展，红军有了声势，红色区域扩大，各地党组织也得到了恢复，此时中共中央迫切需要和各红色区域及各地党组织联系，显然，靠人的两条腿联系太困难也太不及时，于是中央决定筹建电台工作。当时无线电在中国还是个新事物，李强筹办四科时，是以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身份，和无线电行业的人拉关系交朋友，求购器材，掌握技术。
由于过去党对搜集情报、掌握敌情重视得不够，等于失去了自己的耳目，蒙受了巨大损失。为了接受教训，决心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成立第二科，把搜集情报的重任交给了陈赓。
怎么做好这一工作呢？虽然陈赓去苏联学习过，但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对于当时的中国革命者可以说，这个工作还是一张没有先例的白纸，对于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小营长，要在这张白纸上写好画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陈赓善于学习，勤于思考，爱好钻研，从不做毫无边际的幻想，而是迈开大步踏踏实实走自己的路。
在白色恐怖下工作，最好依托家庭作掩护，于是王根英就搬来和他住在一起。第二年便生了个小男孩，陈赓的父亲根据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名句“觉今是而昨非”的意思，给他起了个“知非”的名字。陈赓把王根英的9岁的小妹妹接来同住，组成了个真正的和睦家庭。就这样，他们在两年内还搬了5次家。
王根英自幼生长在上海，非常熟悉当地的情况，所以尽心竭力地支持陈赓的工作，掩护他，保障他的安全，细心观察房前屋后的动静，注视南来北往的人群，并随时准备应付各种突然出现的情况。小知非逐渐长大，能说会跑了，王根英不让他知道父母的真实姓名和自家的门牌号数。有一天王根英的小妹妹带着知非在街上玩，看见红布包头的印度巡捕走过来，知非就天真地说：“你这‘红头阿三’的枪，没有我阿爸的好。”因为他见过陈赓的真枪。巡捕一听，瞪起了眼睛问：“你是哪家的孩子？快说。”就跟着他们到了家中，问王根英：“这是你家的孩子吗？”
“是的。”
“他说你家有枪，是怎么回事？”
王根英吃了一惊，但马上机警地笑着说：“当然有呀！那是他阿爸从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和你带的这支还真有点像哩。”便从玩具柜中找出一把木制长枪和一支木制手枪给巡捕看，她从容的神情，安详的仪态，顺利地把巡捕支走了。
由于工作需要，陈赓经常改变自己的身份，变换自己的形象。曾在冯玉祥西北军任过师参谋长的张克侠，回忆1930年间，在上海同陈赓见面时的印象说：“陈赓同志来时是化了装的，他穿了一身青缎子裤褂，裤腿用黑缎带扎紧，样子很像上海的‘小开’。一进门就高声招呼，十分亲切。他英姿焕发，诙谐善谈。我先已听说他在不久前一次战斗中腿部负伤，问他伤势是否严重？伤口是否复原？他立刻当场表演起来，一会儿纵身跳跃，一会儿又下蹲屈腿，显示他的伤腿已彻底痊愈。”这样的动作，又印证了牛惠霖大夫的高超医术。
苏策[时任解放军第四兵团政治部宣传科长。]也见过一张照片，陈赓头上歪戴着便帽，很多头发露在外面，张飞式的络腮胡子从下巴延伸到耳边，和头发连接在一起，很像个旧社会的歹人。那是1950年1月第四兵团司令部驻扎在贵州省安龙县城时，苏策向陈赓司令员汇报工作后，见到这张照片的。陈赓说：“这是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照的。打扮成这种样子住在亭子间里，上下左右的邻居都是一板之隔的妓女和暗娼，夜里吵得不能入睡，但很安全。”可见他那时工作的艰辛。
陈赓时常改变打扮，是为了掩护自己，更重要的是为了工作，便于和敌人周旋。他经常和警察、特务、巡捕、包探等交朋友，和上层人物也和三教九流的人拉关系，和他们混得很熟，深得他们的信任，见面都称呼他“王先生”。因此他能出入他们的活动场所和机关，从来没有人怀疑他就是他们日夜想捉拿的陈赓。
有一次中共党的会议在法租界一家戏园里召开，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敌人突然包围了剧场，与会人员混在了看戏的观众中出不去，情况异常紧张。陈赓急中生智，立即站出来和围捕的警探合作，独自把守一个出口，将共产党员从他那里放走。
有一次，一个地下工作者外出，身上带的文件，在电车上被窃，陈赓就利用三教九流里的关系去找，不出两天就找回来了。
传说有一次陈赓为了掩护中共召开的会议，装成算命先生在门外路边坐镇，下属们则扮成各色各样的人在四处游动，并不时到他的“摊位”来算命，实际是向他报告周围的情况。
陈赓后来发展到与上海国民党特务头子拉上关系，和青帮大头子杜月笙及下面的大小头目交上“朋友”，还和英国、法国租界巡捕房的上层人物打上交道……就使情报工作的面貌改观了。有几次，中共党的机关眼看要被破坏，某个中共党员处境岌岌可危时，因为事先得到了情报，得以及时转移，避免了灾难。甚至有的人被捕了，陈赓还能利用他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社会上的各种人士出面，想方设法进行营救。
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发觉了陈赓的活动，就下令通缉陈赓。英国巡捕房接到通缉令后，急忙通知“王先生”，叫他协助抓陈赓，“王先生”满口答应。这就成了陈赓抓陈赓的有名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