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文件的日期是“七月十日”（1886年8月11日）。袁世凯说，闵泳翊将该件的拷贝偷出王宫交给了他，日本公使也通知他：此件存在两份拷贝。袁世凯担心冲突公开化，向李鸿章建议：他（袁世凯）应该亲自发动一场政变，把国王及其亲俄的随员们赶下台，采取和1882年将大院君押往中国一样的方式。然而，李鸿章比他谨慎。他通过中国驻圣彼得堡的公使，并直接与朝鲜国王沟通，打探这份文件的真实性，结果是，俄国的外交大臣和朝鲜国王都对此事矢口否认。但是，这个文件被发现的相关消息，在不小的程度上扰乱了汉城。国王的顾问德尼在8月16日，或在那一天前后，拜访了袁世凯，要求看那份复件。这时候，闵泳翊和袁世凯待在一起。在袁世凯拒绝了德尼的要求之后，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德尼“激烈地指责袁先生是这一情报的唯一作者”。[佛尔克致国务卿，第三号，1886年9月8日。]由于相互的指责得不到有用的结果，德尼前往天津，试图劝说李鸿章将袁世凯调走，但那位老人不愿照办。袁世凯留了下来，他与闵泳翊同德尼的关系自然恶化了。
这个事件表明袁世凯缺乏外交经验，它还引得我们要问：闵泳翊究竟是否偷过那份文件的复件？如果他偷了，是在何时，是如何偷到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最近发表的墨贤理致赫德（Sir Robert Hart）的一封信中可以找到。在这封信中，墨贤理说，英国驻汉城的总领事贝德禄[贝德禄（Edward Colborne Baber，1843—1890年），1866年来华，1877年任驻重庆代理领事、1880—1881年任使馆汉务参赞，曾根据在华期间见闻写成《华西旅行考查记》一文。1885—1886年任驻朝鲜总领事。]是伪造者。贝德禄的继任者巴克（Parker）发现了这个阴谋，向墨贤理做了详细的报告。墨贤理写道：
巴克发现贝德禄应独自对此负责。他编造了朝鲜要求俄国保护的故事，伪造了那份文件，以欺骗袁世凯。[1886年12月26日，《中国海关文件》，半官方函件，1884—1886年，M.571，IIa，第120页，北京大学。]
当那份文件的内容已众所周知的时候，驻汉城的所有外国代表宣称它是伪造的，只有贝德禄除外。[佛尔克致国务卿，第十三号，1886年10月14日。]贝德禄可能有意借此延长英国占领半岛南端巨文岛（Port Hamilton）的时间，而闵泳翊可能跟他合谋，利用这份伪造的文件来败坏袁世凯的名声。这是因为，1884年的危机过后，英国担心俄国在朝鲜和远东的影响有可能升级为实际的控制，于是在1885年5月占领了巨文岛。闵泳翊的计划可以视为他的另一次尝试，其目的是维持其祖国的权力平衡，并抵制袁世凯在朝鲜事务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李鸿章要求闵泳翊赴天津就其在这个事件中扮演的暧昧角色提供解释，闵泳翊自然不愿接受这个邀请，但他受到很大的压力，终于在1887年8月抵达烟台，在那里向李鸿章的副手盛宣怀解释了他的情况，然后乘船去香港度过流放的生活。
为了安抚袁世凯，国王派了一位廷臣去拜访他，问他要怎么做才能打消中国对朝鲜的疑虑。袁世凯提议让金允植重任外部大臣。这件事接着便好办了。但是这位亲中派的大臣及其副手伪造了一份国王诏书，向日本借了五千日元，此举可能是为了他们的私利。当这一罪行暴露时，两个罪犯都被放逐了。
在俄国事件之后，朝鲜摆脱中国的努力仍在继续。1887年，国王通过德尼的中介，要指派一名全权大使前往美国，指派另一名全权大使去欧洲。这是一个精明的策略，因为当时就连中国也未向世界上任何地方派出全权代表。一旦指派出去，那么朝鲜的使节就会享有比其中国同僚更高的级别，在其驻节的国家，就会得到更高的待遇。这一次，这个策略的始作俑者又是流放在外的闵泳翊。袁世凯很清楚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对此加以反对，其理由是：朝鲜与美国和欧洲都没有足够的贸易往来，所以这个任命并不合理。李鸿章也坚持说，即便这个任命是绝对需要的，也要得到中国皇帝的批准。
朝鲜的宫廷铁了心。1887年9月23日午夜，驻美国的使节离开了汉城，但是停留在城郊，等待进一步的指令。袁世凯听到这个消息，极力劝说国王将他召回，到了凌晨4点半钟，那位使节回城了。接着，国王向中国政府发出了一连串的抗议，后者终于容许了这个任命，但要服从三个条件：
（1）该使节抵达目的地时，应该向驻在同一都城的中国代表报告，并由中国代表引荐给该国的外交部。
（2）该使节选择参加的社交场合，必须由当地中国代表随同前往。
（3）一切重大问题的处理，朝鲜使节必须和中国代表协商。
朝鲜政府显然不能接受这些条件。谈判持续了将近两年，没有达成一致，而与此同时，德尼对袁世凯从中作梗大为愤怒。于是，他们之间有了另一道裂痕。在这件事情上，国务院没有给予德尼充分的支持，因此到头来他只得走人。他于1888年离开岗位，立刻出版了一本书，即《中国与朝鲜》（China and Korea），他在书中指责袁世凯是“走私贩、阴谋家和外交歹徒”。[第38页。]是为德尼法官的绝笔之作。
1889年，又有一个罢免袁世凯的企图，但又一次未能成功。袁世凯在其十年的任期（1885—1895年）中，辛勤而果决地工作，将朝鲜保持在中国的影响范围之内。他有时玩得过火了，为自己树了敌人，招致了不利的批评，但在总体上，李鸿章有理由对他的效力感到满意，对他进行了两次提拔。在这十年当中，他只休过两次短假，一次是在1886年初，另一次是从1891年9月至1892年5月，他回家参加母亲的葬礼。在这两次休假期间，他的助手唐绍仪代理了他的工作。
除了执行中国的政治策略以外，袁世凯还为中国扩大在朝鲜的经济影响发挥了作用。在这方面，他通过三个创新，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首先，他引进了一项电报服务，与釜山和长崎之前的海底电缆竞争。这个项目始于1885年，于1888年完成，这是朝鲜与外部世界的唯一陆上通信，其政治上和战略上的意义是很明显的。在袁世凯看来，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但它后来却困扰了中朝关系，因为在这个十年的末期，朝鲜企图接管这条线路的控制权，用自己的经营者来取代中国人。第二，袁世凯致力于扩展中朝贸易，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他安排在朝鲜的中国商人向李鸿章呈递请愿书，请求中国轮船招商公司派出一两艘货船，在烟台或上海与仁川之间提供班轮服务。截至当时，中国商人都只能雇用日本船只，并且付费极高。于是袁世凯和中国商人们提议开驶两月一班的定期航线，愿意每年支付一万二千日元。轮船招商公司当时处于盛宣怀的控制之下，此人不喜欢这个提议，因为所出的价格还不够填补开支费用。借助李鸿章的介入，袁世凯与盛宣怀之间最终达成了协议，因为李鸿章许诺另外提供每年一万二千日元的补贴。这条航线于1888年开始运行，取得了小小的成功。顺便说一句，这是袁世凯第一次直接接触盛宣怀，但这次交道并无好处。第三，袁世凯通过汉城的广东商行同顺泰，为朝鲜政府安排了两笔借款，每笔十万两银子，使之能够支付购买一艘德国轮船的款子，这艘船他们原本是向一家德国商号贷款购买的。
在朝鲜的贸易和金融事务中，中国这十年中的主要对手是日本，但1884年的挫折使日本在朝鲜的政治生活中趋于安静。日本的银行开设于釜山及其他朝鲜贸易港，日本的棉织品出口到朝鲜，交换稻谷、大豆与黄金。其中最后一项是尤为重要的，因为这有助于日本采用金本位。稻谷也有助于解决日本长期的粮食短缺。1889年，朝鲜谷物歉收，政府禁止粮食出口，这招致了日本人的强烈抗议。作为朝鲜商品的买家，日本的地位是其他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
仁川、元山与釜山进口的中国与日本商品（按美元计算）[李清源：《现代朝鲜史》，汉译本，1955年，第73页。]
年份 中国 日本 比率
中国 日本
1885 331，342 1，377，342 19 81
1886 454，015 2，064，353 17 83
1887 742，661 2，080，787 26 74
1888 860，338 2，196，115 28 72
1889 1，101，585 2，299，116 32 68
1890 1，660，075 3，086，897 32 68
1891 2，148，254 3，226，468 40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