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正史”记事，从《汉书》起，有一种最不合理的现象，那就是把许多功劳都归于皇帝，过错则由臣民承担，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汉武帝。《汉书》上把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说得天花乱坠，美不胜收，其实没有一件事真正是他干的。梁启超很看不起从《汉书》以后的许多“正史”，原因在此；我在写《中华民族史》的缘起时指责“正史不正，实录不实”的原因也在此。
这种说话不真实的浮夸风带来很大的后遗症。前面的史官这么做了，后面的史官也只好依样画葫芦。你不依样画葫芦，就会得罪皇帝。这种坏风气一直影响到现在，在有些新闻报道中，把好事都记在领导头上，真正干事的人反而无人过问。
司马迁在《史记》里一再揭短，好像捅破了窗户纸，让我们看到了许多荒唐事。好在此人（武帝）还有一大好处，就是在做了错事之后，还能认错，悔过，并不文过饰非。那就不妨让我们看一看，这位被不少人吹捧为“英明”、“伟大”的大皇帝是怎样的胡作非为，后来又怎样下了《罪已诏》真心悔过的经过吧！
都是迷信惹出来的祸
一个小老百姓，即使没有什么知识，只要他是个正常人，在做人、做事两方面，总会很理性地考虑问题，不会做出过于荒唐、出格的事来。汉武帝正因为有幸做了皇帝，承文、景余荫，国库里存有很大一笔节余，才能一生穷奢极欲，大营宫室，酷好女色，迷信鬼神，自比黄帝，追求长生。年纪越大，迷信越深，越无理性，几乎沉溺到了不能自拔的程度。正因为他迷信鬼神，就被许多方士愚弄于股掌之上，多年来修建高台或者派人入海求仙，炼长生不老之药与炼制黄金。做这些无用的事，不仅劳民伤财，浪费了许多人力物力，还带来了一些严重的后遗症，让许多装神弄鬼的人出入宫廷，扰乱了正常的宫廷秩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汉武帝长期纵容，那些装神弄鬼的人岂能放肆到这种程度。到了公元前91年，终于由一个偶然事件引发了一场祸及深宫的巫蛊之祸。
所谓巫，就是一些装神弄鬼的人，一些从事迷信职业者；所谓蛊，就是一些源于迷信的整人害人的方法。在西南某些地方，有放蛊害人之说。据说是把一些毒虫放在一个器皿里，让它们互相吞食，最后活下来的毒虫毒性最强，用来害人，必然致命。又有刻木为人，写上仇人的姓名或生辰，加以诅咒，埋入土中，被诅咒的人就会患病而死。凡此都是一些无稽之谈，身负治国重任的大皇帝，不把时间精力用于探讨治国之方，却与一些佞臣、胡巫在一起大抓巫蛊之事，这种现象，实在可悲。
这一年，武帝闲居建章宫，忽然发现一个男子带剑而来，他喝令左右拿下，但是那个人转瞬之间就不见了，到处搜捕，全无踪迹。他大怒，说是明明看见，为什么就抓不到，他认为门卫失职，一连杀掉几个卫士。后来更是大搜皇宫、后苑，及闭城挨户搜查，闹得人心惶惶，搜索十余日，仍无所获。他认为既然抓不到，那就不是人，而是妖魔鬼怪。于是依靠佞臣、胡巫去追寻结果。穷追之下，有人告发丞相公孙贺，武帝亲女阳石公主与诸邑公主等人都有私埋木偶、诅咒皇帝的行为。廷尉杜周是有名的酷吏，为了立功，罗织成罪，锻炼成狱，牵连甚广。最后公孙贺等人死于狱中，两公主奉诏自尽。武帝并不认为处理过分，还赞赏一些酷吏破案有功。丞相遗缺，便令涿郡太守刘屈牦接手。这个刘屈牦是汉王朝的宗室，一个很会拍马屁的酒色之徒，以有一百个小老婆，一百多个儿子而出名。
当时促成巫蛊之祸进一步扩大的原因，是武帝午睡时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许多木人手持大棒，劈面打来，顿时吓出一身冷汗，一惊而醒。此时适逢一个佞臣江充入内问安，听说此事，就一口咬定是巫蛊为祸。武帝叫他随时查办，他就得到一个敲诈钱财的好机会，领着几个胡巫，到处掘地捕蛊。一旦掘到木偶，不论官民贵贱，一律严刑逼供，勒令招认。有人重金行贿，幸免一死；大都无辜受祸，全家被害。其实这些掘出来的木偶，都是江充叫胡巫暗地埋藏的。在公元前91年这一年，京城内外因遭巫蛊之祸无端被杀的达数万人之多，闹得人人自危。这时太子刘据已经成年，他为人忠厚，看不惯江充等人的胡作非为，对于某些冤狱，常常站出来说话，因此很得人心，但也就与江充等佞臣结了怨。江充等人已知太子洞烛其奸，唯恐武帝一死，太子即位，就会和他们算账，因此一不做二不休，横下一条心，想要暗害太子。适逢武帝病重，江充就唆使胡巫上言皇宫中蛊气充塞，劝武帝移住甘泉宫养病，以便清查宫中蛊气。等到武帝一走，江充手持诏旨，在宫中到处搜掘木偶。经过事先有计划地栽赃，在皇后与太子两处宫中掘出的木人最多。太子宫中更掘出帛书，上面写了许多悖逆的话。江充扬言要上奏武帝，双方矛盾白热化，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闹出一场惨烈的父子大战
太子被诬，心急如焚，急召少傅石德问计。石德献计说：“前丞相公孙贺与两位公主都因此事被诬冤死，今江充又有意陷害殿下，大祸迫在眉睫，一旦奉旨收捕，即不容殿下辩解。不如抢先一步，先行收捕江充，待审出真情，再作辩解。”太子说：“江充是奉旨办事，我怎好收捕他？”石德说：“事急矣！如不赶快下手，就会蹈扶苏的覆辙。”太子被迫，只好假传诏旨，命武士收捕江充。江充猝不及防，竟被捕获，只有江充的部下，乘乱逃往甘泉宫向武帝报信。太子见到江充，火冒三丈，更兼江充言语不逊，太子即喝令斩首，并把胡巫烧死，随后即报知其母卫皇后，并征集武士守卫宫城。
江充的部下到甘泉宫告变，说是太子谋反，擅杀江充。武帝闻言大怒，下诏给丞相刘屈牦拘捕太子。刘屈牦先是犹豫不决，后来见了武帝的玺书，又接到诏令，说凡三辅近县将士，尽归调遣。他为了立功，当即调集人马，公布玺书，往捕太子。太子这时别无选择，只好宣告百官，说是皇上病危，奸臣作乱，希望大家奋起讨伐。这时文武百官、全城军民全都一头雾水，分不清谁真谁假，谁是谁非。一边是丞相，一边是太子，双方在京城里大战三天三夜，长乐宫一带成为战场，血流成河，双方士兵与无辜百姓死难者数万人。直打到第四天，有人传言，武帝本人已在建章宫，说是太子矫诏弄兵，大势才对太子不利。后来又巷战两天，太子兵败逃出城外，最后自杀。武帝在盛怒之下，一追到底，遣人收取太子之母卫皇后的玺绶，卫皇后大哭一场，上吊自杀；太子东宫属官随同太子起兵的，一律族诛；京城中私放太子出城的官员，全部腰斩。这时只要有人被指太子同党，不加审问，立即格杀。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为太子平反筑一座思子宫
就这一次惨烈的父子大战而言，太子刘据的冤情是明显的，武帝扮演了一个十足的昏君与暴君的角色。在一意孤行地痛痛快快大杀了一阵之后，他自己很快就有了悔意。如果说他一生辛苦是为了造福自己的子孙，为什么在一次巫蛊之祸中就把自己的子孙杀了一大批，这将何以自解？在他的盛怒之下，谁也不敢进言，唯恐惹火烧身。只有壶关三老令狐茂冒着杀头的危险上书为太子鸣冤，武帝看到此书，已有悔意，但还没有决定赦免太子，直到太子自杀之后，供奉高祖（刘邦）寝庙的官员田千秋又上书为太子鸣冤，武帝才决定召见田千秋，询问详情。这个田千秋十分聪明，善于迎合，他揣测武帝已经后悔，需要找个借口来下台阶，在上书的时候就说是高祖（刘邦）托梦给他，要他上书皇帝，详陈太子冤情。然后诉说江充等人装神弄鬼胡作非为，及太子被江充所迫出此下策的经过。他认为太子只是“子弄父兵，罪不过笞”，绝对说不上是谋反。在召见之时，田千秋慷慨陈词，说到太子之冤，声泪俱下。武帝十分感动，于是决定为太子平反，筑一座思子之宫作为纪念。
专制帝王的所作所为十分可笑。武帝宠信佞臣，闹得举国不安，最后逼出一场惨烈的父子大战，使数万无辜军民肝脑涂地。他自己看到这种结果，也不免后悔了，但是还得找个借口下台。田千秋的上书，正合其意，不仅能够下台，而且还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借口——遵从高祖（刘邦）的教诲，博得一个孝顺的美名。其实，所谓高祖托梦，全是一派胡言。
既然太子平反了，江充、胡巫、刘屈牦那一班人就立刻从大功臣变成了罪魁祸首。江充、胡巫虽然已死，仍然要夷三族；至于刘屈牦，则因他事牵连，于次年被斩首。皇帝大权在握，却又喜怒无常，赏罚无度。只要他心血来潮，折腾一次，就会有一大批文武官员、千万无辜的军民死于非命，成为冤死鬼。君主专制这种制度实在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汉武帝“文治”“武功”的真相
长期以来，被御用史官吹嘘得神乎其神的武帝一朝的文治武功究竟是真是假？
史称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似乎在文治方面颇有可观。其实这些政绩都是报喜不报忧的表面文章，好像商店里布置橱窗一样，好看而已。里面的货色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大家常说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好像他所推行的是儒家的仁政。其实正好相反，他是挂羊头卖狗肉，所推行的恰恰是毫无人情味的法家的暴政，任用酷吏，杀人如麻，增收赋税，大肆聚敛，与孔孟的仁义之说完全沾不上边。所以后代直指武帝为“阳尊儒术，阴事申韩”。就连当时的常常直言切谏的东海太守汲黯也当面指出武帝“内多欲而饰仁义”，不过是拿仁义做一块遮羞布而已。最不像话的，是武帝为了敛财，公开卖官鬻爵，有钱可以买官，有钱也可以赎罪，于是豪强横行，社会风气败坏，钱可通神，大家一起向钱看。
要治国，最好尊重法律，依法治国，但是武帝一朝，虽有法律，并无法治，只有罚治。老百姓动辄得咎，定罪受罚，却无半点权利可言。佞臣江充可以任意到宫中去掘木偶，罗织罪名；连皇后、太子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更何况是一般老百姓。
没有法治，依靠人治，就得选贤举能，用贤才来治国。可是武帝一朝，任用丞相只凭自己一时的爱憎，全无准则，在十几任丞相中，能够善终的只有田蚡、薛泽、公孙弘、石庆之四人而已，其余都是因罪被诛。丞相在位之时都是战战兢兢，唯恐遇上不测之祸，谁还能去安心治国！
田千秋原是供奉祖庙的小官，既无才能，又无功绩，只因上书为太子鸣冤，一时投武帝之所好，先封为大鸿胪，再升丞相。升迁之快，连匈奴都觉得奇怪。有一次汉使到了匈奴，匈奴的狐鹿姑单于问汉使：“听说汉新拜田千秋为丞相，此人素无重望，为何大用？”汉使只好回答：“田丞相上书言事，语皆称旨（他所说的话都能使皇帝听了满意），因此超迁。”狐鹿姑单于不禁大笑，对汉使说：“照你的说法，丞相不必用贤才，只要会拍马屁就行了。”一时传为国际笑话。
武帝一朝，既非法治（法律不受尊重），又非人治（治国不用贤才，只凭皇帝喜爱），他自己又无决断，许多国家大事竟被装神弄鬼的方士与佞臣所左右，可以叫做“鬼神治”。“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种非法治、非人治，只不过是鬼神治的治国方法，还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
请看一看《史记·孝武本纪》，其中大部分内容谈的都是鬼神之事，谈到文治、武功的内容很少很少。例如一开头就说：“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武帝获得宝鼎之时，还在壮年，他迷信神仙，希望效法黄帝乘龙上天，那时候就表现出对治理国事并无多大兴趣，如说：“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躧（一双破鞋子）耳！”他的许多政绩并不真实，大有水分，司马迁在不少记事中就揭了他的老底，使他难堪。
至于武功，应该是武帝的强项。他本来就谥为武帝，没有武功，岂能称为武帝！可他从未到过一次前线，全无带兵的经验。他用兵只靠卫青、霍去病等几个外戚（卫青是皇后卫子夫之弟，霍去病又是卫青的外甥），付以全权，不加干预。还算是这几个外戚能够帮他争气，在战争中有胜有败，没有丢他的脸。如果这几个人不帮他争气，造成一次大败，武帝的地位也许就会动摇。后代的诗人们都把保卫祖国的功劳归于被匈奴称为“汉之飞将军”的李广，归于出身家奴的大将军卫青，归于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少年英雄霍去病，归于饮雪吞毡坚贞不屈的苏武，却并不归功于武帝。因为大家看得明白，武帝的赏功罚罪也做得非常差劲。在人事安排上从来就不公平，每每怀有私心，照顾亲眷。在将领们立功之时虽然不吝爵赏，但在罚罪的处理上不免过于苛刻。一旦有人战败被俘，在情况没有摸清之前，立刻大杀其家属，断其归路。使得许多忠勇将士含冤负屈，英雄气短，壮士寒心。这和他从未上过战场，不懂指挥军事密切相关。有几次战事的挫败，就是由他胡乱拍板所造成的。
汉武帝最后的悔过是真诚的
武帝在临死之前，曾经下了一道“罪己诏”，说了不少真话，揭开了不少历史真相，这对于那些只知道歌功颂德的御用史官，不啻是扇了一个大耳光。
武帝在位54年，活到71岁，他一生的最后四年，日子很不好过。先是公元前91年，京城中因巫蛊之祸引起大乱，发生父子大战的荒唐冤案，结果妻死子亡。次年李广利伐匈奴，兵败被俘降敌，武帝屠戮李氏一门，连前将军公孙敖、赵破奴等都受牵连而被族诛。由于杀戮太过，武帝自己也很伤感。伐匈奴既不利，求神仙又不成，还因巫蛊之祸造成家庭破碎，妻死子亡，种种打击使武帝心灰意懒，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颇有悔意。在登泰山、祀明堂之后，他对随行群臣说：朕即位以来，做了不少错事，徒使天下愁苦，追悔莫及。并且接受田千秋的进谏，遣散方士，放弃迎候神仙的幻想。
后来桑弘羊上书，建议在轮台屯田，设置都尉，募民垦荒，分筑亭障，以利战守。武帝不愿再去扰民，没有接受，乃下“轮台之诏”，否决此事。下此诏后，武帝决心不再用兵；对自己过去的种种嗜好，也都戒绝。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随时都可能犯错误，但要认真反思，诚心悔过，却不容易。这对一个平头老百姓，都是很难做到的事，更何况是一个不可一世的专制帝王。武帝的悔过是太迟了，是在快要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才“觉今是而昨非”。能够做到这一点，仍然十分难得。比那些顽固到底自认为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的暴君实在高出万倍。
次年，武帝病逝，遗命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霍去病之弟）、车骑将军金日（匈奴人）、左将军上官桀等一同辅政，扶幼子刘弗陵继帝位，是为汉昭帝。在汹涌澎湃的历史长河里，只活了七十一岁的历史人物刘彻可以说是转瞬即逝。但他从随心所欲、任意妄为到真心悔过的过程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他自己承认“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徒使天下愁苦。”这种看法确也与历史事实相符，我们也认为他悔过之心是真诚的。但是历代偏有一些御用史官不断地吹捧他的文治武功，实在无聊。至于现代一些历史小说、影视作品的作者，对于这个历史人物所知甚少，甚至连巫蛊之祸这回事都不知道，却不断地跟在别人后面狂呼汉武帝伟大，汉武帝是英雄。大概认为捧皇帝是一种时尚，此外实在找不出什么合理的解释。
倒是出生于清代的历代通俗演义的作者蔡东藩却敢于对汉武帝作出基本上否定的评价。他在《前汉演义》第一回中说：
传至孝武，与祖考全不相同，简直是好大喜功，仿佛秦始皇一流人物。秦皇好征伐，汉武亦好征伐；秦皇好巡游，汉武亦好巡游；秦皇好雄猜，汉武亦好雄猜，秦皇好诛夷，汉武亦好诛夷；秦皇好土木，汉武亦好土木；秦皇好神仙，汉武亦好神仙；秦皇好财色，汉武亦好财色。后世尝以秦皇汉武并称，还道他力征经营，开拓疆宇，东西南北的外族，闻风远遁，好算是一代武功，两朝雄主。谁知秦亡不由胡亥，实自始皇；汉亡不在孝平，实始武帝。文、景二主四十余年（实际上为39年）积蓄，被汉武一生荡尽，从此海内虚耗，民生困敝。昭宣二朝，尚能与民更始，励精图治，勉强维持过去。传到元成时代，弘恭石显，几类赵高；杜钦谷永，酷似李斯；外戚王氏，遂得乘虚入朝，把持国柄。哀平昏庸，汉祚潜移。不文不武的王莽，佯作谦恭，愚弄士民，朝野称安汉公功德，多至八千人。虽由王莽善能运动，得此无谓的标榜，但也由汉武以来，人心渐贰，不愿归汉，遂为那逆莽所绐，平白地将汉室江山簒夺了去。推究祸根，不能不归咎汉武。
笔者并不完全赞同他的史论，但是认为他对汉武帝的评价，堪称大胆，而且中肯。刘彻其实是个纨袴子弟，既不懂政治，也不懂军事，只不过依靠文景两朝留下来的积蓄，大肆挥霍。他在位54年，把祖宗留下的本钱输光了，自己醒悟了，生命也走到尽头了。他的悔过，虽然挽回不了任何损失，但是老百姓在几十年中付出了血的代价，也还算是得到了一些惨痛的教训，这是历史的大悲剧。
武帝在悔悟之后，对自己的评价是全面的，并不遮遮掩掩；是痛快的，并不拖泥带水。请看：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徒使天下愁苦，追悔莫及。
他的“狂悖”行为造成了一些什么后果，他用极为简洁的六个字回答“徒使天下愁苦”，也就是说，给天下的老百姓带来了痛苦，带来了伤害。对于已经过去的事，他“追悔莫及”。但并不是追悔一下就完了，他还作出了承诺：
自今以后，事有伤害百姓，悉当罢废，不得再行。
也无论他此后还能做多少补救工作，但他悔过的勇气是可贵的，补过的诚意也是可信的。白纸黑字，史料俱在，他自己的悔过既然如此真心，如此彻底，如果有人还要自作多情地为他歌功颂德，帮他文过饰非，岂不是天生的皇帝迷，天生的马屁精，太可笑，太无耻了吗！
正是：
刘彻晚年不求神，
下诏罪己见真诚；
既识庐山真面目，
何必违心谀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