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中午时分，母亲回来了。她在火车站租了一辆马车往家赶，刚从学校回到家中的我看到了她坐的马车。母亲急忙把钱付给马车车夫，提起皮箱，朝我走来，一边开临街大门的锁一边问我：“发生什么事了，卡纳克？为什么你父亲要发电报？”她开锁的动作十分笨拙。
“是我发的。”我回答。母亲停止开锁，上气不接下气地问我：“你父亲出了什么事吗？”这时她和我同时看到脸色苍白的父亲正通过手术室的窗户向外张望。大门被新来的女佣打开了，母亲惊讶地看着她：“你是谁？”
“夫人，请叫我梅森。”老太婆回答。
“你来这里做什么？”
老女佣还没开口，我大声说：“妈，进来吧，我来告诉你发生的一切！”
母亲不太情愿地跟我进了起居室，那个老太婆则在门口处走来走去。
“妈，玛丽死了！”我脱口而出。
“玛丽死了！”母亲难以置信地大叫道，“死了？她什么时候死的？”
“……好像是……昨天……”我结结巴巴，不太确定。
“但是……但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母亲还在惊讶，“怎么死的？什么原因？”
“我不知道。”说完我把头转向老女佣，她脸上露出了一丝狡黠的微笑。
“她是怎么死的？”母亲向老女佣索取答案。
“最好还是问先生吧。”她用头指了一下隔壁的手术室，说完这些她向走廊走去。母亲准备进入手术室。
“妈，等一下！”我让她停下。她转身，看着我。我突然犹豫了一下，继续说：“你不在时发生了很多事，爸爸现在的状态很糟糕，真的很——糟糕！”我不知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
母亲还没来得及回应我的话，手术室的门开了，父亲出来了。我和母亲都被父亲吓到了：他衣冠不整，头发凌乱，脸色苍白，眼睛布满血丝，胡须也好几天没修理过了，似乎刚刚喝过酒或大哭了一场。
“约翰！”母亲大声说：“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父亲舔了舔嘴唇，喉结忽上忽下。
“那个女孩遇到了麻烦。”父亲终于开口了。
“麻烦？什么麻烦？詹姆斯说玛丽死了。”
“女人经常遇到的那种麻烦，”父亲又补充道，“某个男人……”父亲看了我一眼，重新回到手术室里，母亲也跟他进了房间。门被关上了。
他们两个在里面低声聊了很久。我看了看时间，似乎没有人意识到我很想吃午饭。
手术室里不断传出说话声，门丝毫没有要打开的迹象。上学时间快到了，我从餐柜里翻出了一些饼干和蛋糕。我坐在桌子旁开始大吃起来，透过开着的大门，我看到老女佣梅森出现在了走廊里，她头上戴了一顶十分怪诞的帽子，肩上披了一个斗篷，胳膊下面夹了一个用报纸裹起来的包裹，看起来是要出门。
“我要走了，”她对我说，“告诉你父亲我想拿回我的工资。”
“你自己去！”我很粗暴地回答她。
她瞪了我一眼，准备去敲手术室的大门。她刚举起手，门被猛地拉开了，母亲出来了。我从母亲的眼神里获知，她变得更加疑惑了。她没有搭理老女佣，直接来起居室找我。
母亲低声对我说：“詹姆斯，有些事情我还没弄明白，我不能从你父亲那里获得任何答案，他又喝多了。我想去趟医院，你得赶快回学校。你吃过饭了没？”
我嘴里说请母亲放心我已经吃过饭了，心里却在琢磨父亲都对她撒了什么谎。难道她真的愚蠢到没有发现父亲的可疑之处？虽然看似难以置信，但除了疑惑，我并未在母亲脸上读到任何的怀疑和警觉。我知道发生在玛丽身上的那些事——至少我个人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父亲说“遇到了麻烦”，这对我领悟那些事启发很大。我知道“一个遇到麻烦的女孩”意味着什么，遇到麻烦后身体会出毛病，我在报纸上获知身体出毛病的女孩会跳河，或服毒。在无助的母亲面前，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我陪同母亲走出了房子，当我关上临街大门时，老女佣的声音从手术室里传了出来：“对，这是我应得的劳动报酬，我能拿到的就只有这些？”这些话传到了母亲的耳朵里，她试图回去。我在一旁拉住她的手臂，我们沿着花园小路继续前进，上了大道。
“你为什么不去西姆医生家？”我问她，“他是当事人。”
母亲认真考虑了这个建议。这时我看到一个警察正在我家房子对面的街道上巡逻。我认识他，几周前他曾跟踪过我很长一段距离，因为我从建筑工地拿走了一块木料。但我今天特别留意他的原因并不是几周前的那件事，而是我意识到，从那以后，每当我放学回家时我总能看到他在我家路旁来回走动，并且通过起居室的窗户也能看到他。他的出现让我感到不安，难道他是来监视我父亲的？难道父亲真的做了非法之事？这种疑虑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我觉得我应该去西姆医生家，既然你父亲请他做过会诊，他应该知道很多事情。”母亲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母亲离开了我，我看到她朝克莱德广场走去了。我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沿着通往大道商业街的菲利普小巷继续前进，而是停在一个拐角处继续观察那个警察。他离我家房子还有一段距离，当他注意到我在看他时，转过身并朝我走来。这时，我家的老女佣梅森走出了花园门，向我的方向走来，于是我转过拐角迅速向学校跑去。
下午四点钟，我带着焦虑——或者说是激动——赶紧往家跑，我想知道我不在时家里又发生了什么事。当我赶回家，我马上意识到重大事情发生了。家里的门是半开着的，一名警察正站在门阶上，像是在站岗。我在花园门口处犹豫了一下，然后立刻向那个警察跑去。
“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他。
“你是谁？”他反问道。
“我是卡纳克，卡纳克医生的儿子。”我向他表明身份。
他立刻转变了态度。他好奇地看了我一眼，溜进了房间。我没有跟随他一块进去，心里充满了焦躁与不安。不一会儿，他同另外一名警察一起出来了——是个警官。“你就是这家的主人卡纳克，对吗，先生？”后面出来的那位警官向我问话。我点头回答他的问题。他推了推帽子，用力在头皮上抓了几下。“好吧，先生，”他停顿了一会继续说：“非常抱歉！我不得不告诉你这里发生了一场事故。”
“一场事故？”我结结巴巴地问他。
“是的，先生，一场事故，不过还有待调查，先生——”
门被再次推开了，警察局长走出来了。我不知道屋子里面到底还有多少警察。
“卡纳克的儿子，长官。”刚刚那位警官通过手掌对他耳语。
“好吧，孩子，恐怕里面发生的事情会让你感到震惊，”警察局长开口说，“我想你刚从学校回来吧？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当你不在时，你父亲遭遇了一场意外，还有你母亲。”
“什么样的意外？”我颤抖着问他，尽管直觉已经告诉我他的话意味着什么了。
“孩子，请不要过于激动，你多大了？”
“快十八了，先生，”我回答他。我似乎被激怒了，语气激动地加了一句：“我已经不是孩子了！”
警察局长停顿了一下，用尽量平和的语气对我说：“好吧，先生！看来我应该立刻告诉你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都死了，你父亲，还有你母亲。”
我立刻朝屋内走去。他拉住我的手臂对我说：“孩子，请等一下，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放你进去，因为……屋里的情况会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并没有感到特别悲痛。我被强烈的好奇心淹没了，不管屋内发生了什么事，我都想一窥究竟。我感到一阵眩晕，机械地往前挪着脚步，像在梦游。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警察局长不失礼节的干涉行为让我变得异常愤怒。“我要进去，”我声音很粗暴，“我就住在这里，不是吗？”
就在这时，临街的大门，一位先生向外看了一眼——他不是警察。我不认识他，我猜他可能是一名法医。他显然听到了我和警察局长之间的对话，轻声对局长说：“还是让他进来吧。”他们还在谈话中提到了“身份鉴定”。我跟随他俩向屋内走去，法医在前面带路。警察局长紧紧抓住我的手臂，像是担心我会突然倒下。我们在手术室的门槛处停了下来。
地板上躺着两尊蜡像，那两尊蜡像看起来很像父亲和母亲！蜡像是我看到尸体后的第一印象。两具尸体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他们的脸部呈现出了黄蜡的质感和颜色。他俩咽喉处各有一道深红色的疤口，母亲的上衣和父亲的衬衫都浸泡在血液之中。他们躺在一起，中间有一滩鲜红的血，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的鲜血，我被这黄色油布之上的深红色物体迷住了。此外，我看到父亲的身旁有一把锋利的手术刀。
如果不是警察局长拉住我的胳膊把我拽进客厅，我不知道自己还会继续站在那里观察多久。我看了局长一眼，发现他脸色苍白。他的表情让我感到惊讶：一个警察局长看到鲜血后，也会脸色发白！他带我进了起居室，并把我放进手扶椅里（他似乎把我当成了残疾人）。接着，他从餐柜中取出了白兰地和玻璃杯，把盛满酒的玻璃杯端到了我面前。我感到惊讶，因为我根本不需要白兰地。但我还是接过了酒杯，品尝了一小口。酒精灼伤了我的喉咙，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警察局长弯下腰，像父亲一样在我手臂上拍了几下，他显然误解了我的表情。于是，我对他说：“你最好也喝点。”
他表情很不自然地笑了一下，然后起身去倒酒。他端着酒杯在我对面坐了下来，喝完两口，他凝视了我几秒钟问道：“孩子，现在你能回答我几个问题吗？我想你刚才看到的是你的父母吧？”
“是的。”我回答。答完之后我又喝了一口烈酒。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什么时候？——我说的是这次之前。”
“大约两个小时之前吧。”我告诉他。
“他们当时在做什么？是不是在吵架？或者其他摩擦？”
“他们没吵架，”回答完后，我犹豫了一下继续补充，“至少我不认为那是吵架。我的意思是：他们可能已经吵过了。当时，我父亲在手术室里，我母亲也在里面……算了，现在我也无法确定他们到底吵没吵过。我离开家时父亲还在手术室里，母亲是跟我一块出去的，她准备去西姆医生那里。”
“你母亲去看西姆医生了？你离开时他们两人并不在一起？”他思考了一会儿又继续问：“你还有亲戚吗？”
我回答他：“我还有姨妈和姨夫，他们住在佩克汉姆。姨妈虽得了癌症，不过至少还有姨夫……”
这时，门突然被打开了，邻居埃弗雷特先生进了屋。那天晚上，他也帮助母亲清理过散落在花园中家具碎片。
“可怜的孩子，”埃弗雷特先生大叫，“这真是恐怖！太恐怖了！我感到很伤心！警官，我觉得他应该到我家去，他不能就这样一直呆在这里。”
“是的，先生，他不能一直呆在这里，”警察局长同意了他的建议，似乎得到了某种解脱，“如果你不介意，我希望你能先照顾他几天—他说他还有一个姨夫住在伦敦南侧的佩克汉姆，我会马上派人把他叫过来。”
“跟我来吧，孩子，快点过来，”埃弗雷特先生劝我跟他走。“这是个让人震惊的事。你一定要尽量撑住。我们大家都感到很遗憾，很伤心。”他声音低沉，仿佛对这场惨案感同身受。我跟随他去了他家。他太太一直站在客厅等着我们，面色苍白。
他们是淳朴善良的好人，在他们感同身受的安慰声中，我突然号啕大哭起来。
第二天早上，一位警察出现在了埃弗雷特家。他告诉我他是负责验尸的警官，他用一种态度温和但语气坚定的方式向我询问了很多问题，内容涉及悲剧发生前的所有细节。他一字不漏地把我的回答记录在了一个小本子上，完了又给了我一张纸，向我解释那是一张法庭证人传票。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埃弗雷特夫人一直坐在我旁边，她保证会陪我一起出庭。
“没什么好紧张的，”离开时，这位长官叮嘱我：“你只需重新对验尸审判官说一遍你刚才对我说过的那些话。他脾气很好，不会在法庭上为难你的。”
当天晚上，我姨夫从佩克汉姆家中赶了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