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张出兵，理由是：我国重工业多数都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内。两个月来美军已侵入东北领空二十次之多，如果打到鸭绿江边，我们如何安心生产？鸭绿江一千多里的防线，需要多少部队去守？而且年复一年，不知它哪一天会打起来，这样下去怎么搞建设？
尽管毛泽东对出兵已有思想准备，但是要使一个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同世界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决一雌雄，下这个决心要有何等的气魄和胆略！
中美两国的国力相差悬殊。1950年，美国钢产量八千七百七十二万吨，工农业总产值两千八百亿美元。而当年中国的钢产量只有六十万吨，工农业总产值只有一百亿美元。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就连实力雄厚的苏联，也不愿因为援助朝鲜而冒同美国直接冲突的危险。中国出兵是否会导致同美国直接对峙，美国大举轰炸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和内地大城市将如何应对？这些都是需要十分慎重考虑的问题，稍有疏忽，将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况且，他还要有充分的理由和耐心说服中央决策层的其他成员，当时在出兵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
10月2日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半个月内接连举行多次会议，反复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当时政治局成员多数认为不宜出兵，林彪更是不同意担任我军统帅。有人说，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我军打蒋介石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赢美军很难说。美军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把它逼急了，放两颗原子弹或者用飞机狂轰滥炸，够我们受的。也有人主张，最好不出兵，如果一定要出，也是“出而不战”，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事态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
毛泽东主张出兵，而且要参战。他认为：我国重工业多数都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内。两个月来美军已侵入东北领空二十次之多，如果打到鸭绿江边，我们如何安心生产？鸭绿江一千多里的防线，需要多少部队去守？而且年复一年，不知它哪一天会打起来，这样下去怎么搞建设？并不是我们惹火烧身，而是敌人把火烧到了我们的大门口，而且决不会就此罢手。因此，毛泽东说：“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林彪不肯挂帅，毛泽东急调在西北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彭德怀到北京开会。彭德怀事先一点儿不知道会议内容，临上飞机还让秘书带全了西北建设的规划和图纸。10月4日下午，彭德怀一下飞机就赶来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只是侧耳细听，没有发言，会后又到杨尚昆住处了解详细情况。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让大家讲讲出兵的不利情况。与会者各抒己见。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理由主要是中国刚刚结束战争，经济十分困难，亟待恢复；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一些干部和战士中间存在着和平厌战思想；担心战争长期拖下去，我们负担不起等等。听到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
10月5日上午，受毛泽东委托，邓小平将彭德怀从北京饭店接到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毛彭二人进行了一次情真意切的谈话。彭德怀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当毛泽东把挂帅出兵的重任交给彭德怀的时候，彭德怀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
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别人发言之后，彭德怀讲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我们再回到山沟里去，只当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可以找到借口。如让美军占领了整个朝鲜，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
毛泽东高兴地告诉彭德怀：“给你十天作准备，出兵时间初步定在10月15日。”
初战必胜。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半个多月没有下床，就在床上工作、吃饭，睡眠极少。他每天批阅大量材料，有来自前方的电报，有来自各方面的情报，一个接着一个，这些电报和材料都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毛泽东手里。
1950年10月19日晚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四个军和三个炮兵师共二十六万人，雄赳赳，气昂昂，从安东、长甸、河口、辑安跨过鸭绿江，秘密进入朝鲜境内。从中国人民志愿军渡江那一天起，毛泽东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到朝鲜战场上了。
当时美军在朝鲜共有十五个师四十二万人，第一线有十三余万人。麦克阿瑟坐飞机巡视中朝边境，由于我们隐蔽得好，他在茫茫雪野中没有发现一兵一卒。于是他命令美伪军不顾一切地向鸭绿江挺进，说跑到鸭绿江就是胜利，并表示可以在感恩节前结束朝鲜战争。
还在志愿军出兵前夕，毛泽东和彭德怀等研究敌情后商定：利用敌人东西对进的时机，志愿军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果敌军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果平壤美军、元山南朝鲜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弱之一路。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也不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人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平壤、元山等处。这就是说，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的问题。
然而，志愿军渡江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完全不像原来设想的那个样子。麦克阿瑟改变了东西对进的计划。美军和南朝鲜军分为东西两路，大举北进，速度甚快，直向中朝边境逼近。彭德怀进入朝鲜境内后，脱离部队急行军，只带了一个参谋、一个警卫员、两个司机，去见金日成。20日上午八时，在位于东仓和北镇之间山沟内的小村庄大洞，他见到了金日成。金日成说美军还在德川附近，距离这里还有一二百里。但后来发现，美军当时已经到达了大洞东北方向的桧木洞，已经绕到了彭德怀、金日成的后边。彭德怀、金日成当时一旦被美军发现，极有可能成为俘虏，并且完全与后方失去联系，连一封电报也发不出去。美军行进如此之快，原定的阻敌方案已不适用了。
21日下午，我志愿军电台车终于赶到大洞，彭德怀可以给毛泽东拍发电报取得联系了。根据敌情的变化，毛泽东迅速改变作战部署。10月21日凌晨二时三十分，他致电彭德怀等，正式下达第一次战役的部署。毛泽东看出麦克阿瑟在战略判断上犯了一个大错误，即“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他断定，“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过了一个小时，毛泽东又电告邓华等：“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
初战必胜。这对出国作战的志愿军来说尤其重要。出手第一仗能不能打胜，将决定志愿军入朝后能不能站得住脚。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过着十分紧张的生活。据他的机要秘书回忆：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半个多月没有下床，就在床上工作、吃饭，睡眠极少。他每天批阅大量材料，有来自前方的电报，有来自各方面的情报，一个接着一个，这些电报和材料都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毛泽东手里。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毛泽东要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加以分析，很快作出决断，指导前方作战。
毛泽东在指导第一次战役部署中，对于如何打开朝鲜战局，指导方针逐步考虑成熟。他在10月23日复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三点。第一，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被迫作重新部署，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如果这次突然性的作战胜利不大，使我不得不于阵前撤退，则形势将改为于敌有利。第二，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第三，如果美国再调五个至十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军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则于我有利。以上这几点，均可于此次战役及尔后几个月内获得经验和证明。总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战略的和战役的指导思想，对于志愿军取得第一次战役以及以后几次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10月25日七时，我军四十军第一一八、一一九师在两水洞地区歼灭伪六师一个营和一个炮兵中队，正式揭开了抗美援朝的序幕。经过十天激战，西线之敌被迫全线撤退。到11月5日，敌第八集团军全部撤退到清川江以南地区，我军歼敌一万五千人，收复了楚山、熙川、云山等城市，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在朝鲜站稳了脚跟。
朝鲜战场上的胜利已经被历史毫无疑问地证明，毛泽东当初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对整个国际局势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初主张不出兵的政治局其他领导人，此时对毛泽东更加敬服。从长征时期开始，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关头，毛泽东有时在党内最高决策集体中处于少数的地位，但他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总是能说服多数人最终接受他的主张；而后来的历史事实也总是证明，他是对的。
彭德怀带着强烈的内疚、深深的自责向毛泽东检讨：“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
第一次战役胜利后，1950年11月25日到12月24日，志愿军又发起第二次战役，解放了平壤，收复了三八线，歼敌三万六千多人。1950年12月31日到1951年1月4日，发起第三次战役，占领汉城，跨过汉江，逼近三七线，歼敌一万九千人。1951年1月25日起，中朝联军开始进入带有积极防御性质的第四次战役。
当时，前线非常吃惊，后方补给困难，志愿军久战疲劳，大量减员。1951年2月21日，彭德怀回到北京，赶往毛泽东住地万寿路新六所。这里比较僻静，建国初期，毛泽东有时在这里休息、办公。
彭德怀到了毛泽东的卧室门口，警卫员将其拦住，告诉他，主席刚刚休息。彭德怀说：“前线军情十万火急，你不要拦着我。”他不顾警卫的拦阻，推门而进，大声喊道：“主席，我要提意见。”毛泽东多年以来都有严重的失眠症，睡沉很不容易。他事先已收到彭德怀要回京的电报，此时被唤醒，立即起床，一面穿衣一面打趣：“只有你老彭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闯进来提意见。”
毛泽东问彭德怀吃了饭没有，彭说没有。他从西郊机场下了飞机就直奔中南海，到了中南海听说毛泽东在万寿路新六所，又折返而来。这时已是午后，毛泽东关切地对彭德怀说：“你先吃饭，你不吃饭我不听汇报。”彭德怀只好到食堂匆匆吃了几口再回来。
彭德怀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朝鲜战争情况，突出地提出兵员不足和后勤保障问题。他讲了前线的困难，伤亡很大，得不到及时补充，战斗力越来越削弱。道路、车辆被敌机轰炸，毁坏严重，物资得不到及时补充。严冬季节，朝鲜东西两面是海，寒风袭人，东线更冷，战士衣服单薄破烂，有的连鞋袜都没有，大量生病和冻伤。几十万志愿军战士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更得不到新鲜蔬菜，断炊现象时有发生，指战员靠的是一把炒面一把雪坚持战斗，营养不良，体力下降，许多人得了夜盲症，严重影响作战行动……
听了汇报，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对彭德怀表态：“中央对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困难处境很关心，根据现在的情况看，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这一下给了彭德怀一个很大的相机处置的余地。毛泽东认真听取彭德怀的陈述，及时调整方针，作出正确决断，这是英明的。
就是在这次会见中，彭德怀向毛泽东主席详细汇报了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经过。他带着强烈的内疚、深深的自责向毛泽东检讨：“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
毛泽东听罢，一时沉默无语。彭德怀见状，也不知再该宽慰些什么，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过了两三分钟，毛泽东才缓缓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他以强大的意志力将内心的悲痛深深掩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50年11月25日上午十一时左右，第二次战役发起的当天，三架美军B—29型轰炸机从志愿军司令部驻地上空掠过，没有投弹。作了防空准备的人们松了一口气。不料，敌机突然掉转头，向志司驻地丢下了几十个凝固汽油弹，作战室被吞没在一片火海中，三作战室的木板房和周围的山林、小屋顿时浓烟滚滚，烈火腾空而起。俄文翻译毛岸英和参谋高瑞欣正在木屋内值班，来不及逃出，不幸牺牲。那年，毛岸英年仅二十八岁。
当天下午三时，彭德怀向中央军委通报了毛岸英牺牲的消息。短短的电文，竟写了一个多钟头。周恩来接到电报后，深知这对毛泽东的打击会有多大，他不愿在毛泽东指挥战役的紧张时刻去分他的心，便把电报暂时搁下，批示：“主席这两天身体不好，故未给他看。”
1951年元旦过后，彭德怀又给毛泽东发来一电，提到上次电报中谈到的战事翻译有误，周恩来觉得再也瞒不下去了。1月2日，志愿军取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美军撤退。毛泽东可以暂时松一口气。这时，周恩来才让叶子龙把电报送到毛泽东、江青面前，并附信道：“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
叶子龙拿着两封电报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正在沙发上看报纸。叶子龙小声叫了一声“主席”，然后把电报交给他，默默地站在一边。
毛泽东像平常一样，放下报纸，接过电报看了起来。他看了足有三四分钟，头越埋越深，空气仿佛凝固了。当他抬起头时，没有流泪，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脸色非常难看。他向叶子龙摆了摆手：“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
叶子龙小心翼翼地退了出来。对毛岸英牺牲一事及毛泽东当时的情况，多年来各种媒体做了大量报道，说法不一。实际情况据叶子龙回忆就是如上所述，彭德怀的电报只有周恩来和他两人知道，向毛泽东报告时只有他一人在场。
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关于此事是这样记述的：“岸英死讯，今天已不能不告诉李得胜（毛泽东1947年转战陕北时用过的化名——笔者注）了！在他见了程颂云等之后，即将此息告他。长叹了一声之后，他说：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精神伟大，而实际的打击则不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有下乡休息之意。”
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我的儿子毛岸英死在朝鲜了。有的人说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我说，不必，死哪儿埋哪儿吧。”
1949年5月，毛泽东进北平后，毛岸英本来安排在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告诉他：“我的权力很大，但给你的权力只有一个，那就是劳动，年轻人浮在上面不好，要到基层去。”毛岸英就来到北京机器厂，任党总支副书记。他说：“如果党不调动我的工作，我准备在这个工厂连续不断地做十年工作，随着它的进步而进步，发展而发展，搞出一套完整的工厂中的党的工作经验来。”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岸英积极要求入朝参战，毛泽东很支持他。彭德怀反对此事，江青和许多中央领导人也都劝说毛泽东不要让毛岸英去朝鲜，说工厂的工作责任很重大，岸英不好离开。毛泽东坚持要儿子前往战场，还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
儿媳刘思齐遵照丈夫临别时的嘱咐，每个星期天都要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一直把毛岸英牺牲的消息瞒着儿媳，刘思齐每来一次，都要问岸英为什么还不来信。儿媳的话对毛泽东来说不啻是一次巨大的感情灾难。周恩来决定安排毛泽东去石家庄休息，以避开刘思齐每周一次的探望，这也就是杨尚昆在日记中说的“有下乡休息之意”。
1951年3月2日到4月27日，毛泽东在石家庄住了近两个月，关起门来修改和选编《毛泽东选集》，这样就躲开了刘思齐。他想用勤奋的工作消减自己对爱子的思念。
这也是建国后毛泽东第二次离开北京（第一次是去苏联访问），第一次到外地居住。
在石家庄的一所保育院内，毛泽东的作息时间同在北京时一样，一般早上八时左右睡下，下午三四点起床，然后工作。除了伏案工作，他唯一的休息就是到院中散步。名曰休息，但他并没有从繁忙的工作中摆脱出来。他对着空旷的院子唱两声京剧，或湖南花鼓戏，偶尔与工作人员打打扑克，玩玩麻将，用这些办法来调整自己的情绪。
4月的一天下午，毛泽东起床后招呼卫士开车出去，沿石获公路(石家庄至获鹿)一直向西，车子开到附近山脚下的一个地方，他看到路旁麦田里有老乡在干活，便让车停了下来。他下车走到麦田，一边弯腰俯看麦苗的长势，一边与农民交谈。
回到驻地后，叶子龙过来说，石家庄市委的领导听说毛泽东外出了，为了他的安全着想，深感不安，“万一毛主席出了什么差错，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并反映石家庄刚刚经历了一场反革命暴动，美蒋特务也在抗美援朝期间加紧了活动。
听完叶子龙的话，毛泽东表示：“好，尊重他们的意见，以后再也不出去了。”果然，以后他再也没有外出。
之后，彭德怀发来电报，建议将毛岸英的遗体埋葬在朝鲜，和一同牺牲的高瑞欣合葬，并说这样更有教育意义。毛泽东完全同意，后来也多次拒绝将毛岸英的灵柩移回国内安葬的建议。
1958年，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说，“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我的儿子毛岸英死在朝鲜了。有的人说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我说，不必，死哪儿埋哪儿吧。”[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48页。]他总是这样宽慰亲人们：“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直到1953年的一天，朝鲜战争已经结束，志愿军援朝胜利归来，可是，毛岸英却一直没有任何消息。刘思齐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思念，一天，她又到毛泽东办公室里，又一次向爸爸问及丈夫的音讯。
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她，而是与她聊起了革命历史，聊起了她的父亲刘谦初，聊起了毛岸英的母亲杨开慧，聊起了其他许多为革命捐躯的烈士们。刘思齐越听越不对劲，但无法打断毛泽东的谈话，只能睁大眼睛听着。谈到最后，毛泽东终于说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那么多革命烈士都为革命牺牲了，他们是伟大的，也是光荣的——岸英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刘思齐惊闻噩耗，呼喊着“岸英”“岸英”，伏倒在毛泽东的肩上，放声大哭。毛泽东与儿媳长谈之际，卫士体味到毛泽东的意思，悄悄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放心不下，赶了过来。
听着刘思齐痛断肝肠的哭声，周恩来在一旁劝解道：“思齐，你要节哀啊，你爸爸的手都冰凉了！”刘思齐又哭着去安慰毛泽东：“爸爸，您不要难过，您要多保重。”毛泽东半晌无语，终于对她说：“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
1959年，刘思齐第一次去朝鲜为毛岸英扫墓。毛主席临走给她定了三条规矩，“一，经费不能让朝鲜出；二，去朝鲜不要打扰朝方，住在中国大使馆；三，不许见报。”
后来，毛泽东一直关心刘思齐的成长进步。看着儿媳新婚不久守寡独身，他为思齐的婚事操心。每次相见，毛泽东都要劝刘思齐再嫁。一次刘思齐说：“没有什么合适的人。”毛泽东怕给孩子压力，微笑着逗她：“满大街不都是人嘛，随便找一个不就行了。”刘思齐也笑了：“那要是找了个麻子怎么办？”
见刘思齐一直没有对象，毛泽东又让李讷、邵华等人去做工作，刘思齐说：“我还没有去看过岸英的墓，心里怎么放得下别人。”
1959年，刘思齐第一次去朝鲜为毛岸英扫墓。毛主席临走给她定了三条规矩，“一，经费不能让朝鲜出；二，去朝鲜不要打扰朝方，住在中国大使馆；三，不许见报。”
为毛岸英扫墓归来，刘思齐每天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很快就生了病，进了医院。病重之时，毛主席专门派人来看她，送给她一张纸条，写着“意志为主，药物为辅”。
刘思齐考虑换一下环境，让自己从悲伤的氛围中解脱。她决定去苏联学习。对此，毛泽东是支持的。没想到，临出国前，刘思齐又身患重感冒，高烧不止。焦急的她将自己的境况以书信形式告知了父亲毛泽东，信中同时希望能得到一套《列宁选集》，以便在国外学习。毛泽东接到儿媳来函，随即回复：
思齐儿：
信收到。患重感冒，好生休养，恢复体力，以利出国。如今日好些，望来此一看；否则不要来。最要紧是争一口气，学成为国效力。
祝好！
父字
你要的《列宁选集》两卷，给你送上。
一九五五、八月六日
殷殷之情，跃然纸上。
身处异国的刘思齐重病不断。加之出国后由文科转理工，还要补习俄语，她感到异常吃力。1957年夏天，她致信毛泽东，提出回国继续学习的愿望。毛泽东复信：
思齐儿：
信收到。回来了，很高兴。
转学事是好的，自己作主，向组织申请，得允即可。如不得允，仍去苏联，改学文科，时间长一点也不要紧。不论怎样，都要自己作主，不要用家长的名义去申请，注意为盼。
祝你进步！
父亲
八月四日
刘思齐办理转学期间，有人对她出国又回国的举动冷嘲热讽，认为她没能把学业做好。刘思齐很是苦恼。她又把心事写信告诉了毛泽东。百忙之中的毛泽东随即回信，劝儿媳摆脱犹豫不决的态度，下决心转学。
思齐儿：
信收到。我在此间有事，又病，不要来。你应当遵照医生、党支部、大使馆的意见，下决心在国内转学文科。一切浮言讥笑，不要管它。全部精力，应当集中在转学后几年的功课上，学成为国服务。
此嘱。
父亲
八月九日
最终，刘思齐于1956年10月转入北京大学俄语系学习。
此后的岁月里，毛泽东一直牵挂、惦念、关心着刘思齐。1959年，刘思齐大病一场，此时毛泽东正在庐山会议上处理各种棘手事宜。即使如此，他还是见缝插针地给儿媳写了封信，送去自己的问候。信中，他特意抄录了李白的绝句《庐山谣寄卢侍卿虚舟》赠给思齐，希望能以诗中的壮阔之气缓解孩子的愁绪。
娃：
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妹妹考了学校没有？我还算好，比在北京时好些。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这是李白的几句诗。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久不见，甚念。
爸爸
八月六日
时隔没几个月，1960年1月15日，毛泽东再次问候思齐。
思齐儿：
不知道你的情形如何，身体有更大的起色没有，极为挂念。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也为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争一口气。
我好，只是念你。
祝你
平安。
父字
一月十五日
1961年，毛岸英牺牲已经十年了，二十九岁的刘思齐还是孤身一人。十年间，毛泽东一直为思齐的婚事颇费心思，很替她着急。6月13日，毛泽东给刘思齐写信，开头称呼她为“女儿”，结尾署名仍然是“父亲”。
女儿：
你好！哪有忘记的道理？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
问好！
父亲
六月十三日
毛泽东曾亲自为刘思齐介绍过两个，但都没有成功。一天，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刘震对毛泽东说，“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有位教员杨茂之，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这个人老实正派，我觉得可以，主席是不是……”
毛泽东答应了解一下情况后再说，随即就请人去摸底细。经了解，杨茂之人不错，与刘震介绍的情况一样，毛泽东这才放心地让刘思齐与杨茂之交往。经过相处一段时间后，刘思齐觉得他各方面都很好，终于点头认同。就此，毛泽东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作为父亲，他感到欣慰。
1962年2月，刘思齐与杨茂之喜结连理。婚礼是在刘思齐家的四合院举行的。毛泽东送了三百元钱请刘思齐代他买些礼物，宴请宾朋。
这时，他刚写就《卜算子·咏梅》一词，便亲笔将其抄录，作为贺礼赠送思齐夫妇。词曰：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