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官木生、晏桃香这些基层干部和劳模，毛泽东内心沉重：“多好的人民啊！我们对不起人民。”“唐代诗人韦应物说，‘邑有流亡愧俸钱’，我现在的心情是国有流亡愧此生。”
郑州会议结束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返回北京，毛泽东在郑州停留了三天，参加了一些活动，11月13日下午，离开郑州前往武昌。
一路上，毛泽东专列经停遂平、信阳、广水，在广水，他收到一份新华社内参，报告河北邯郸地区伤害疫病普遍流行，全区二十一个县市、七十多个村庄受波及，患病人数之多、蔓延之快是历年来所未有的。毛泽东看后沉痛地说：“原因是抓了工作，忘了生活。”
14日下午十四时，专列到孝感车站，王任重、梅白、孝感地委书记王家吉、孝感县委书记王振明、长风公社书记朱明启和全国劳动模范晏桃香到专列上与毛泽东座谈。
王任重汇报：有个司机三天三夜未上床睡觉，当汽车开得抵到了电线杆才醒。王家吉汇报：有人为了放卫星，几天几夜连着干，结果倒在平炉上睡着了。梅白说，孝感县长风公社某复原军人创造了“万斤田”。毛泽东听后摇了摇头：“我不相信。”王任重告诉他，是农村工作部部长王良来验收的。“靠不住，谁验收的也靠不住，除非派解放军站岗放哨，单打单收，才能算数。” 毛泽东没有相信。
晏桃香昨夜开通宵夜车锄棉梗，天亮被通知来开座谈会，一直打喷嚏，来之前还吃了药。毛泽东知道后说：妇女和男人不能一样啊，要关心她们，执行三期（月经期、怀孕期、分娩期）照顾。他问晏桃香：“你所在的生产队粮食能达到指标吗？”“差十万八千里。”晏桃香没有隐瞒。
官木生反映，现在的生产指标不造假不见报。省委书记都有责任。省压地区，地区压县，县压我们。我解放以来是劳模，都带头干，但是粮食产量我不敢带头，带这个头是无良心，老百姓要饿饭。事实上有的已经开始饿饭了，老百姓担心，算盘一响，眼泪一淌！
毛泽东感到很是痛心，当着同志们的面深深地自责道：“我不该同意给湖北六百亿斤的意见。六百亿斤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不好。这个责任不怪任重，不怪你们。怪我。怪我这个中央主席。”
送走这些基层干部和劳模，毛泽东内心沉重，依旧自责不已：“多好的人民啊！我们对不起人民。”“唐代诗人韦应物说，‘邑有流亡愧俸钱’，我现在的心情是国有流亡愧此生。”
11月15日凌晨，毛泽东到达武昌，住东湖宾馆甲所。当晚，他找李富春、赵尔陆、薄一波谈明年钢产量的指标问题，忧心忡忡，夜不能寐。
从15日到20日，毛泽东让王任重、张平化组织座谈会，继续调查研究。毛泽东连续听取了王任重关于全省情况的回报，和恩施、孝感、沔阳、襄阳、麻城、鄂城、黄冈、枣阳等县情况的回报，对湖北的情况完全摸了底。反映的情况包括：办大社中富队和穷队的矛盾，群众对“军事化”“食堂化”抵触很大；大炼钢铁中好钢只有两三成；干部作风浮夸粗暴等。
11月21日到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举行，史称“武昌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多次谈到在工作各个方面的纠“左”问题。
11月28日，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毛泽东的纠“左”思想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和执行，刹住了“共产风”。但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这就使全党的“左”倾错误很难根本消除。到1958年底，钢铁指标的数字虽然完成了，但全年生产出来的合格的钢只有八百万吨，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却达几百亿元，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毛泽东提出，他不再作国家主席的候选人。他的建议经八届六中全会同意，并由《人民日报》公布。
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结束，毛泽东在武汉停留了两日，12月12日飞长沙，视察一天，13日飞到广州，住小岛宾馆1号楼。这次飞赴广州，江青是反对的。为此，中央作了决定：此后毛泽东外出不要乘坐飞机。从此以后，只有在1967年7月20日发生“武汉事件”那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毛泽东乘飞机离开武汉飞到上海，除此以外，毛泽东再也没有乘坐过飞机。
12月26日，毛泽东在广州度过了六十五岁的生日后离开，经停武汉、郑州、邯郸、石家庄，于12月30日返回北京。
毛泽东坦言：“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
第二次郑州会议结束后不久，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叛乱。毛泽东不得不分出精力，指导平定叛乱及相关的宣传舆论工作。
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贵族阶层中的分裂分子一直在暗地活动，并拉拢达赖，想和中央政府和驻藏部队较量，阴谋组织过多次“请愿”活动都被平息，秘密成立了名为“曲细岗珠”的叛乱组织和“卫教军”。藏军人数从1951年的一千四百多人发展到三千多人。
1959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原定要到西藏军区机关住地观看军区文工团演出。西藏上层分裂分子乘机煽动僧众赶往达赖喇嘛的驻地罗布林卡，阻拦达赖喇嘛如约前往。叛乱分子打伤了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杀害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官员堪穷·索朗降错，还拖尸示众。他们高呼“西藏独立万岁”等口号，在罗布林卡集会，宣称“同中央决裂，为争取西藏独立而干到底”。他们纠集叛乱武装七千多人，在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等地构筑工事，包围了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机关。
3月12日，正在武昌的毛泽东指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同时提出两种处置办法：“（一）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在他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二）宣布为被人挟持者，仍然希望他设法脱离叛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
3月15日，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致信达赖喇嘛，规劝他“改变错误态度，立即负起责任，平息叛乱，严惩叛乱分子”。15日下午，毛泽东致电中央，称这封复信“很好，政治上使我处于主动”。他同时提出：“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十七条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全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
3月17日，达赖喇嘛暗自离开拉萨逃往印度。3月20日凌晨，叛乱分子向驻藏部队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机关发起武装进攻。西藏军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待增援，立即组织拉萨市内现有兵力进行反击。上午十时，人民解放军一举攻下药王山，控制了市内制高点，随即又攻占罗布林卡。21日清晨对叛乱武装形成合围。22日拂晓，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的叛乱武装缴械投降。拉萨市的武装叛乱基本平息。
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解散藏军，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代理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样的安排，实际上给达赖喇嘛留下了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4月9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和詹东·计晋美前往北京，一同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4月1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专门谈了西藏平叛问题。在谈到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时坦言：“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4月18日，达赖喇嘛到达印度的提斯普尔，发表了背叛祖国的“达赖喇嘛声明”。
此后，毛泽东密切关注西方国家和印度等国对中国平息西藏叛乱的动态，并对《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的报道给予指导。4月25日，他给胡乔木、吴冷西、彭真写了一个批语，指出：“‘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收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十八日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说话。”“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毛泽东的对策可谓有理有力有节。
自5月22日起，平叛部队挥师向藏北青藏公路以西地区挺进。至9月中旬，基本歼灭了青藏、川藏公路两侧的叛乱武装，后方补给线的安全有了保障。1960年7月，平叛部队歼灭了整个西藏地区的大股叛乱武装，取得了平叛斗争的决定性胜利。毛泽东在处理西藏叛乱时，无论是在政治、军事还是外交的战略指导上，都表现得游刃有余，成熟老到。
毛泽东祭扫父母墓地。当时坟墓中央塌了一个洞眼。有人建议要不要修一个简单的墓，毛泽东说：“不要修了，把洞眼填一下，保持原样好。”
1959年6月25日上午，专列从长沙抵达湘潭，毛泽东下车后换乘一辆灰白色的吉姆轿车，在罗瑞卿、王任重、周小舟等人的陪同下，向他阔别了三十二年的故乡开去。
1910年，十六岁的毛泽东离开韶山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临行前他留给了父亲毛顺生一首自己改作的诗：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1925年2月到8月，毛泽东借回韶山“养病”之机，开展农民运动，并成立了韶山第一个党支部。1927年1月，毛泽东又一次回到韶山考察农民运动，在毛震公祠堂的欢迎仪式上，他发下誓言：“三十年后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决不回来见父老乡亲！”
一路上，毛泽东对陪同人员谈起1922年在长沙做工人运动的经历，谈起他指导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的情形。下午十七时四十四分，毛泽东回到韶山，入住韶山招待所“松山一号”寓所。他在住地院子里，又谈起发动秋收起义、组建人民军队、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情景。“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是农民不但没有鼓掌，反而低头而散。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
毛泽东要村支书毛伟昂找来了韶山公社书记毛继生，风趣地称他为“山神爷”：“离开韶山几十年了，邀请你们五十多岁左右的、讲起都熟悉的人来吃餐便饭，会会面，‘打打讲’。”他讲出了准备邀请的人员名单：一是他的叔伯兄弟，二是韶山冲的烈军属，三是老地下党员，四的农民协会老自卫队员，还有堂兄兼幼年的塾师毛芋居，外婆家的表兄文涧泉，堂弟毛泽连、毛泽嵘以及老同学、老朋友等等，共四五十人。
毛泽东对韶山故乡有很深厚的感情，对故乡人民是很尊重的。1950年，他派长子毛岸英回韶山省亲。他要毛岸英在他身边学习了两个月的韶山话，以免语言不通，让乡亲们有隔阂感。他还嘱咐毛岸英，不要有架子，要走路回去，打赤脚回去，到银田就下马，代表我回去看望家乡的亲人和革命前辈。毛岸英按照父亲的教导去做了。
解放后，毛泽东对他的亲属在生活上是很关心的，乡亲们有困难，他总从自己的稿费里开支，寄几百块钱。哪个到北京来，他都热情接待，没有任何架子，而所有的开支都从他的工资和稿费里支付，不肯花公家一分钱。他对亲属的要求也很严格，从不为亲属徇私情。他不肯为亲属说情安排工作，多次表示这样做“人民是会说话的”。有些确有一定才华能力者，他也最多推荐一次与本人才干相当的工作，如果推荐单位没有接受，就再也不肯推荐了。
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是他1910年就读县立高小学堂的引荐人和担保人，还向他推荐《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进步书刊。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说文运昌在引导他接触新思想上“起了关键作用”。但1950年5月12日，他给表兄文南松的信中特意表明，“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使有机会参加工作……”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写信希望推荐安排工作，他一样回信，“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
解放初期，毛泽东得知他外祖父家有些亲戚从北京回湖南后，不把当地政府放在眼里。他在1954年4月29日给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写信：“我的亲戚唐家和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
1959年时的韶山冲还是很穷困的，连照明线路都没有架设。夜里毛泽东阅读刚从长沙借来的线装本《袖珍诗韵》，公社干部只好用四台柴油机发电，供毛泽东阅读之用。此时，毛泽东已经思绪万千，开始构思诗作了。没想到，半夜柴油机坏掉，毛泽东只好放下书，早早上床休息。
6月26日清晨，毛泽东一反平时的作息规律，天刚亮就起床，身着米白色衬衫和灰色长裤，脚着棕黄皮鞋，腰里系着一根宽大的牛皮腰带，出来散步。他的面容有些憔悴忧郁，似乎没有睡好。谁也没有想到，他正盘算着要去祭扫父母的墓地。当时只有李银桥和卫士封耀松陪同，他就过了招待所大坪沿小路向故居方向走去。
大家知道毛泽东起床了，赶紧都起来追上。罗瑞卿、王任重、周小舟、徐启文、李强，还有侯波，都尾随其后。来到楠竹坨，前面出现了几方坟墓，毛泽东走到坟前一一仔细辨认，摇摇头，又向前走。又走了四五十米，他停了下来，仔细端详着。有人问是这里吗，毛泽东说是的。这时，周围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主席是来自己父母的坟前祭扫。
由于事先完全没有准备，没有带花圈。中央警卫局副处长沈同连忙弄来了几根松枝，捆成一束，又有人摘来了几朵紫杜鹃扎在上面，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接过松枝，轻轻地放在了坟堆上，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随行人员也都跟着鞠躬默哀。
毛泽东对父母有很深厚的感情，1919年10月母亲去世时，他写了《祭母文》悼念，其中写道：“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则慈祥，感动庶汇”。他还做了一副挽联：“疾革尚呼儿，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一掬慈容何处寻！”祭文和挽联，都表达了对母亲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怀念。
当时毛泽东父母的坟墓上，中央塌了一个洞眼。有人建议要不要修一个简单的墓，毛泽东说：“不要修了，把洞眼填一下，保持原样好。”他托付毛继生：“每年清明请你们代我来培培土就行了。”
那天直到中午，毛泽东的表情还是很凝重的，他对罗瑞卿讲道：“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相信什么鬼神、迷信；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回来还要去看看他们。”
祭扫完父母墓地后，毛泽东在韶山的田野间散步，同乡亲们交谈。他看到山上的树都砍了，田里却长着草，不禁感叹：“山上没有绿化，田里却绿化了，难怪不饿肚子啊！”他问周小舟：“你们湖南提出了什么口号？”周小舟说：“苦战三年改变湖南面貌。”毛泽东反驳：“如果像现在这个样子，莫说三年，三十年也改变不了。”他对乡亲们吃不饱饭表示了担忧：“现在粮食到户，要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年老的吃稀点，壮年的吃硬点。”
毛泽东走到了谢家屋场的对面，那是一栋半新半旧、茅瓦结合的土砖房。男主人毛凯清参军在外，只有妻子汤瑞仁在家忙碌着，她抱着孩子出来迎接。毛泽东问汤瑞仁姓什么，毛继生介绍说是四道师的媳妇，韶山第一个互助组的成员，男人参军去了。毛泽东问：“我怎么没见过你？”汤瑞仁笑着说：“您老人家1927年就离开韶山了，我那时还没有出生，所以没见过呀。”
就在汤瑞仁家，社员邹长卫来找毛泽东告状，说公社“大食堂”的伙食吃不饱，每餐只能吃四两米。毛泽东了句：“现在餐餐有四两米，就比过去吃百家饭好。”邹长卫听罢不做声了。
这时，邻居毛霞生知道毛主席来了，也从田间赶来。他穿着短裤，打着赤脚，脚上还沾满了泥巴。毛霞生的父亲是大革命时期“雪耻会”的成员，毛泽东少年时的朋友，毛泽东对毛霞生说：“你小的时候我还抱过你呢。”现在，毛霞生是生产队长，和食堂管理员。
毛泽东又询问现在亩产多少斤，毛霞生说是八百斤。毛泽东又问是一稻八百斤还是两稻八百斤，毛霞生开始说一稻，毛泽东要他讲真话。毛霞生红着脸只好讲实话：“是两稻，一稻只有四百斤。”“那怎么要讲八百斤呢？”毛泽东刨根问底。毛霞生指着在场的公社、大队干部：“是他们要我这样讲的。我要是讲真话，你走了，他们会批评我的。”
毛泽东脸上的表情严肃起来：“你们这些干部要实事求是，才能受到人民的尊重。讲假话，不仅欺骗了国家，欺骗了人民，也欺骗了自己，人民会埋怨我们的，也会埋怨你们的。”
毛泽东又问起粮食，毛霞生说每天的粮食一餐吃了还不够。毛泽东问毛继生公社是怎么管的，毛继生告诉他，集体管粮，分月发粮，以人定量，节余归己。毛泽东说：“像你们这样管，农民没有一点权，就跟瓜瓤一样，‘把’全是你们抓了。一个人从娘肚子里出来就要吃饭，吃饭是要抓紧的大事，没有饭吃人不要饿死了？“
他又问办食堂是不是社员自愿。有人答是自愿的，毛泽东随即严厉地说：“自愿？总是你们强迫的！”
从谢家屋出来，过了池塘，毛泽东来到他的旧居上屋场。进门之后就看见靠里端的板壁上供着神龛子，毛泽东对神龛作了个揖讲解道：“这是我小时候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他走到堂屋后的退堂屋，见里面放着水缸、水桶、脚盆等什物，还写着“原物”二字。他非常吃惊，问这些是怎么保存的？毛乾吉回答：“有些是韶山人民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有些是乡亲们送的，有些是复制的。”
毛泽东来到双亲的卧室，看到墙壁上挂着的父母遗像，他深情地说了句：“母亲，你的儿子回来了！”他看着父亲的遗像，话语中带着叹息：“过去医术不高，如果是现在，他们都不会死的。”墙上还有一幅合影，那是母亲和毛泽东兄弟三人的一起照的。毛泽东说：“这是我二十六岁时在长沙的留影，是我最早的照片。”
在这间房子里，毛泽东回忆起自己一家牺牲的六位亲人：夫人杨开慧1930年就义于长沙，年仅二十九岁；大弟毛泽民1943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时年四十七岁；小弟毛泽覃1935年阵亡于江西瑞金和福建长汀交界地区，年仅三十岁；过继来的堂妹毛泽健1929年牺牲于湖南衡山，年仅二十四岁；长子毛岸英1950牺牲于抗美援朝前线，年仅二十八岁……
离开上屋场旧居，毛泽东又到韶山学校视察，然后回到韶山寓所。下午2时许，毛泽东来到毛氏宗祠和毛震公祠。他对毛宇居回忆起1927年回来考察农民运动时乡亲们在祠堂欢迎他的情景。随后，他到韶山水库游泳，游泳罢，他回到松山一号寓所。工作人员发现，他的右手已经红肿，是跟乡亲们频繁握手造成的。
当晚，毛泽东在招待所设宴招待各位父老乡亲。听了大家的反映，毛泽东对一旁在座的负责同志说：“你们向党中央汇假报，欺骗党，对人民不负责任，这是人民告你们的状！”
当晚，毛泽东在招待所设宴招待各位父老乡亲。席间，毛泽东端起酒杯走向堂兄、儿时塾师毛宇居身边，白发飘逸的老人颤巍巍地站起来：“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扶他坐下：“敬老尊贤，应该应该！”他悄悄提醒老人：“我过去是个调皮学生，还造过你的反咧，你还记得吗？”毛宇居说：“记得记得，你是个高材生，你那时很爱看书，我还故意给你点《左传》等，你都能应付自如哩。”
人们在欢笑中畅饮佳酿，饱尝佳肴。有些人吃得很快，狼吞虎咽，看来平时饿坏了。毛泽东笑着劝大家慢点吃，但他心里不是个滋味。解放也有十年了，家乡的父老乡亲依旧是皂布粗衣，一脸菜色，厅堂里依旧是粗瓷旧木凳。看了这一切，他的心情很是沉重。
吃完饭，毛泽东召开座谈会，让大家提点意见。老人们面面相觑，都不发言。有的勉强开口，也是说这也好，那也好，食堂办得蛮好，三菜一汤。毛泽东不高兴了：“我不回，你们盼我回，我回来了，你们又不同我讲真话！”这个“激将法”还算灵，终于有人开口了：“意见是有，如今讲不得，讲了要挨批评，挨斗争。”“我保险，哪个敢？！”毛泽东话音一落，大家这才打开话匣子，吐出了心里的话——
有的谈到密植问题，说：“原先犁田要过铁板，踩田要过脚板，如今插板板寸，脚都进不得，产量反而降低了。听说是您老人家要搞的，我们没得法。”毛泽东表示：“我没有要这样搞，我是主张合理密植。老年人反对密植，青年人支持，还有中年人，老中青要三结合。”
有的谈到政策执行问题，说：“您老人家的政策到下面就变了卦。”毛泽东笑道：“下面变卦，你们就往上告嘛。”
有的谈到粮食问题，说：“韶山过去粮食比较足，山上种玉米、红薯，种经济作物，可现在不种了，为什么不种呀？让农民饿肚子！农民粮食不够吃，还要交各种各样的粮食，什么征粮、购粮、爱国粮……要是您不回来，我们都快饿死了呀！”毛泽东逐渐收敛了笑容，示意大家继续讲。
有的谈到食堂问题，说：“现在吃食堂，搞集中，男男女女要分开住。历来是各家各户，夫妻一起居住，互相照顾，现在分开住，是什么世道？到底是主席要搞的还是谁要搞的？”毛泽东表态：“要让夫妻住在一起，使群众满意。”
有的反映浮夸风问题，“说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深耕要翻几尺，我们不同意，就说什么是老保守，就要挨批评，挨斗争。”毛泽东有点生气了，转向坐在一旁的负责同志：“你们向党中央汇假报，欺骗党，对人民不负责任，这是人民告你们的状！”
最后，毛泽东对大家敞开了心扉：“你们讲得好，像这样的话，只有在家乡、在韶山才能听到，在中央、在其他地方是听不到的。讲真话是对党的热爱，对政府的支持，希望你们今后多提意见。”他表示中央要开会向全国下文，统一解决食堂问题。现在出的问题，中央要负责任，特别是他个人要负责任。
6月27日上午，毛泽东在寓所里召开座谈会，接见当地干部群众，听取对韶山生产、生活情况的汇报及群众的意见。当天下午，毛泽东离开韶山，临行前他与松山一号寓所的服务人员合影。他问大家说人民公社好不好，大家都说好。他感到满意：“我们共产党做事就是这样，一旦把问题纠正后，人民公社好得很。”
在韶山期间，毛泽东写下了《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在诗作之前，他还写了一段小序：“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一段话，道出了他对故乡的深深眷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