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想不到的是，国家也出了好政策，大搞防沙治沙，2003年以后政府开始支持民营治沙了，2004年给了我们两千亩沙地造林的项目，每亩补助100元，单单这个项目就补助了20万元，永新还当上了“先进”和“标兵”，我心里常想：“我没看错，永新这人确实有眼光！”（说到这里，于艳文第一次露出了舒心的笑容。）
现在我们这里通了电，政府还修了路，自己又修了新房子，盖了草房和棚圈，打了4口井，养了40多头牛、50多只羊、100多只鸡，每年可以收入八九万元，欠的账已经还了三分之二，今年一还就利索了。两个孩子大的上高中，小的上初二，都在城里上学，成绩也好，我们希望他们能考上大学。如今我感到满足了，同学们过的都不如我，连那些在单位上班的也不如我，亲友们都羡慕我哩，我再也不想搬出“沙窝子”了！
在采访于艳文时，她的两个儿子正好在家，这是两个高大、健壮、英俊的孩子，我问他们对父母亲的行为有什么感觉，17岁的大儿子沙特回答我：“治沙对社会有贡献，但自己太苦太累了。有一次我放假回家，看见爸爸累得躺在炕上，嘴唇发白，也不吃饭，我心里很难过……为了治沙，爸爸妈妈从小就把我们送走，一到晚上我们就想家……有一次爸爸妈妈去看我们，第二天一早我起来才知道他们连夜就走了，那天晚上还刮大风……”
在鲍永新的带动下，敖汉旗出现了民营造林防沙与合同制造林治沙的热潮，全村十五六户已经把村里的沙化地全部承包，而且还是竞争承包。
望着满坡的翠绿，鲍永新感到心里说不出的欣慰。和妻子一样，他再也不会离开这个自己亲手改变了的地方，他说：“我对这里的每寸土地、每根草、每棵树都有感情，这片土地是我的命根子，我这辈子不会离开，下辈子也不会离开它！”他还认为，治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家出面搞项目，治了一片往往过几年又出现滥垦滥牧的现象，造成反弹，而个人承包后，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现象，因此他希望政府给予个人治沙和民营治沙更大的支持。
当然，鲍永新和妻子也有感到担忧的地方，主要是近几年连续大旱，地下水一年不如一年，刚进沙窝子时挖个坑就会出水，后来打井10米深见水，如今井已经打到50多米深……2007年由于大旱，许多草旱死了，碗口粗的杨树也旱死了，村子里出现人畜饮水困难，要到20多里外去拉水、买水……
鲍永新的杨树在死亡，当地杨树死亡已经不是个别现象，由于10年来持续的干旱，一些河流都干涸了，种树已经越来越困难，新栽的杨树已经大量死亡了。
当地林业局已经意识到种植杨树等阔叶乔木会加大水资源的匮乏程度，以后准备种植耗水量少一些的针叶林，如樟子松等，但当地的老百姓仍然偏爱杨树，原因是杨树成材快、材质好，可以较快地取得经济效益，长期贫穷的老百姓实在没有长久等待、从长计议的耐心……
大漠中的“龙凤之乡”
如果说敖汉旗让人们看到了遏制沙漠化的希望，那么翁牛特旗让人们看到的就是沙漠化的威胁了。按赤峰市有关部门的说法便是：“翁牛特旗的生态状况仍然很严峻。”
翁牛特旗是国家级贫困县，但也有值得骄傲的历史。
“翁牛特”在蒙语中是“诸王、神圣”意思，境内有旧石器时代的穴居遗址，敖汉旗有“华夏第一村”，而翁牛特旗却有充满传奇色彩的“中华第一龙”和“中华第一凤”。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龙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习俗之中。然而中华民族为什么会崇拜龙，几千年来却是一个谜，有人认为，直到翁牛特旗出土了“红山碧玉龙”后，才找到了一些答案。
1971年8月红山碧玉龙在赤峰市翁牛特旗一个小山上出土，它通体呈墨绿色，高26厘米、重1000克，是一块玉料的圆雕，细部还用了浮雕和浅雕手法，光洁圆润，呈英文字母C的形状，因此被命名为C形玉雕龙，由于它的头部有点像个猪首，又被考古学家命名为“玉猪龙”。这是国内时代最早、体积最大的龙形玉器，它的出土标志着早在5000至6000年前西辽河上游已经形成了对龙的图腾崇拜，表现了红山文化深邃悠远的历史内涵，也反映出在远古时期北方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交流。
专家们认为，动物包括人类胚胎发育的早期形态，毫无例外都是呈C形——龙形，再联系其他一些考古的发现进行分析，因此认为，中华龙文化的实质表达了中华民族的生殖崇拜。而生殖崇拜是世界各古老民族的普遍现象。
继发现了红山碧玉龙之后，2003年翁牛特旗又发现了陶凤杯，整个杯的造型不但是鸟，而且是鸟中之王“凤”，它是我国发现的关于“凤”最早的实物资料，距今已有近7000年的历史，因此有“中华第一凤”之称。
作为“龙凤之乡”，翁牛特旗的生态环境本来是良好的。据典籍记载，辽代这里已农耕发达，元代是军粮主要供给地之一。直到明朝时翁牛特旗的西部和中部还有大片的森林，当时号曰“千里松林”。清朝汪灏在《随銮纪恩》中描写随康熙视察时，这里还是“百草连云，望之天与地接，草生积水，人马时陷草泽之中，飞禽走兽飞舞跳跃，……落叶松万株成林，望之仅如一线……”除松树外，还有大量五角枫、蒙古栎、暴马丁香、明开夜合等各种乔灌木几十种。
在翁牛特旗的东部西拉木沦河以南、老哈河以北，是两河汇流的三角洲，除了河流冲积平原外，便是科尔沁沙地。过去，科尔沁沙地里除了大小沙坨外，还有许多柏、榆、杏、桦、槭、栎等乔木和灌木，这里是辽太后肖氏的家乡，曾设有“永洲城”，是辽皇冬天处理内政外交的地方。元朝时，蒙古的王公们经常在西拉木沦河岸边的柳林里打猎，并结盟于柳林，定名为“昭乌达（百株柳树）盟”。明朝永乐八年（1410）朱棣北征时还记载：“途边多榆、柳，甸湖交错，草间多蚊，大如蜻蜓，挥之不去。”
审视我国各个地方生态变化的沧桑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生态恶化的结果大体一样，生态恶化的原因也大体相同。
自元末明初以后，翁牛特旗生态平衡便逐渐被破坏。首先是战争，国人似乎有一个“传统”——只要一打起仗来便喜欢“放火”，据明史记载，明初不管是农民起义军还是朝廷的军队北伐，所到之处常常一片火海，许多地方寸草不留，造成赤地千里，清朝时，仍然如此，战争中不但大量焚毁森林，而且驻军还向当地百姓“按地亩征收树疙瘩”。其次便是建廓修庙，小小一个翁牛特旗曾有王公贵族的府邸上百所、庙宇70多座，修建时都靠砍伐森林。再次便是大规模的屯垦了，清朝以后便有大量移民进入，清初翁牛特旗曾“百里不见人”，平均15平方公里才有一蒙户，但目前人口已经激增到47万多，平均每平方公里约40人，大大超过干旱地区的生态承载能力了。
近几十年翁牛特旗不但人口大量增加，而且滥垦滥牧、滥砍滥伐的现象仍然持续了很长时间。解放后短短30年，耕地面积就由160万亩扩张到250万亩，特别“文革”时期，“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次便砍伐社员的自有树上百万株。80年代片面提倡“念草木经，兴畜牧业”，过载过牧；包产到户后又再次出现“开荒热”，山区从山脚滥垦到山顶，沙区在宝贵的湿地开荒，生态环境再次遭到了掠夺性破坏。与此同时，每搞一次大的工程项目便大砍一次树木，1958年翁牛特旗修建红山水库和70年代修建海日苏水利工程都是如此……
多年的人为破坏，让青山绿水、气候湿润的“千里松林”变成荒山秃岭，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全旗总面积的一半；东部地区更是黄沙滚滚，成为严重风沙区，沙漠化土地长180公里、宽60公里，占全旗总面积的46％，其中三分之一是流动沙丘，沙丘年均向前移动60多米。
自1978年以来，翁牛特旗便被列入了“三北”防护林工程重点旗，进入新世纪后，又相继开展了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公益林建设、中德合作造林等工程，20多年来已经治理了沙化土地428万亩，占沙化总面积的58.8％。但严重的是，目前还有300多万亩沙地没有得到治理，其中190万亩是流动沙地；尤其严重的是，局部地区沙化加剧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控制，沙化土地每年仍然以6万至8万亩的速度在向前推进，成为翁牛特旗的心腹大患。这些沙地又主要分布在离村庄、公路较远的沙地腹部，集中连片，治理的难度很大。我曾问过翁牛特旗53岁的治沙站站长陈卓治对治沙问题的看法，这位林学专业毕业、已治沙30年的高级工程师苦笑着摇摇头回答：“我只有尽量治，治到我退休为止，实在治不了，我也没办法了！”
春天，翁牛特旗上空的南北气流相互交流碰撞，气旋活动频繁，天气变化剧烈，8级以上的大风年均40天以上，在地面空气骤然受热上升、四周冷空气急速补充时，还会形成龙卷风和沙尘暴，每年发生沙尘暴不下10次。
今年（2007年）翁牛特旗的沙尘暴少了一些，但却遭遇了大旱，除正月十四降了10毫米雪外，到7月中旬只降水46毫米——这根本算不上气象部门所称的“有效降水”，由于降水量太少，对农作物根本没有作用。由于大旱，全旗400多万亩耕地只种了120万亩，其余300来万亩根本无法播种；草场没有草，一些牛连沙土都吃进了肚子里，牧区许多牛羊都饿死了；西部山区的水井干了，100多米的深井只能打出半桶泥，里面还有虫子……有的老百姓赶着车到远处拉水，一桶水6元钱还要央求、说好话。于是老百姓纷纷提意见：“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启动后，每年光水利就投入上千万，这些钱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农牧民连饮水都没有？”
今年天旱，对于靠天吃饭的翁牛特旗，天也就塌了！
从赤峰市到翁牛特旗不到100公里，一走进旗境，便立即感觉到这里生态环境的严峻。
坐在汽车上，我努力往远处望，但到处都只看见光秃秃的荒山。路边的玉米苗本来是庄稼人的宝贝，所有的期待和希望都和它联系在一起，但由于天旱，大多没有一扎高。杨树是上世纪60年代种的，快半个世纪了，才仅仅茶杯粗细，成为再不生长的“老头树”，上面挂着几片稀疏的树叶，有的连树叶都掉光，只留下树枝和树干，也许不久后它们的生命也会逝去。
惨白的荒山、随处可见的沙包，刺得我的心灵和眼睛都疼痛了。
路边最多的是砖厂，烟囱矗立，浓烟滚滚，这是翁牛特旗的特色产业，据说全旗大小砖厂有200多个。一座接一座的砖厂有的堆着一垛又一垛红砖，有的已经停产，规模有大有小。
除了砖厂，旗内还有大小开矿的企业100多个。我到那里考察时，恰逢自治区林业厅派了两位工程师来调查当地开矿侵占林地和恢复植被的情况，但来了后，谁也不配合他们，这个部门推那个部门，那个部门推这个部门，说了许多好话，又找旗政府出面协调，仍然不行，有的乡镇支吾“要向上级请示”，有的干脆回答：“我们拒绝接待！”搞了八九天，旗林业局又多次出面，才看了4个点——而且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老矿区，有的已经停产。当地人调侃道：“生态恢复、林业恢复，在我们这里等于‘零’……”八九天过去了，任务怎么完成呢？两个年轻的工程师十分发愁了。
我去参观了翁牛特旗的一些治沙点。
一个地方是县东南的流动沙丘。这里以种植羊柴、柠条、黄柳等灌木为主，种植的红柳已经旱死，在植被的空隙里仍然是流沙，爬上沙丘鞋里便灌满了沙子。除了人工种植的灌木还有封育的天然疏林。在美丽的科尔沁草原被破坏得最严重的时候，所有的树都被砍光了，只留下一点点长得弯弯曲曲、“不成材”的榆树。这些榆树现在仍然弯曲而干枯，但它们顽强地生长着，树龄已经五六十年甚至上百年，最粗的胸径也只有30来公分。可喜的是，一些小榆树已经在老榆树的树阴下生长，也许未来它们会长成蓊蓊郁郁的参天大树吧？
另一个地方是响水沙地。这是我国防治荒漠化的重点示范工程之一，面积42万亩。过去是一片流动沙地，沙漠每年以1万亩的速度扩展，短短10年间，沙漠的面积就增加了两倍多。附近的公路经常被流沙掩埋，流经这里的响水河含沙量剧增，造成河流泛滥并对下游的水库造成威胁，丰富的地表沙源还是形成扬沙和沙尘暴的重要因素。经过10年的治理，目前已经完成了人工造林3万多亩、飞播造林36万亩，结合造林防沙还兴修了水利工程，架设了高压输电线路，修建了两条80公里的穿沙公路。原来的设想是建成一个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结合的实验示范区，但现在由于水库的水太少，基本失去了灌溉功能；沙丘虽然已经染上了绿色，一部分流动沙地变成了固定和半固定沙地，但由于生态脆弱，仍然不能放牧，不能利用……
站在响水沙地高坡的老榆树下，我的身后已经有了绿色的灌丛和榆树，但前面的响水河只剩下了麻绳般的一线河水，对面的沙丘仍然大面积裸露着，远处的沙山仍然白花花地刺激着我的眼球……
我们考察的最后一个点是勃隆克沙地，这里倒出现了一些可喜的现象。
勃隆克沙地面积大约18万亩，其中流动沙地便有15万亩。这里本来是个草木繁茂、生态环境优良的好地方，但乱砍乱牧、牲畜过载让草原退化沙化，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年发生大风的日子便有100多天，风沙肆虐，撵走了周边的几个村庄。
2001年启动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后，这里的面貌逐渐改变了，老百姓得到教训后，积极参加了治沙造林、保护家园的活动，目前已经有7万多亩沙地得到了治理，部分沙丘上出现了稻草铺设的“方格沙障”，种上了黄柳和别的固沙植物。草原变绿了，沙尘的天气减少了，春天，山坡上松林碧绿，杏花烂漫，村民们还利用这里特殊的自然条件开发绿色食品，在附近小小的“沙湖”里搞起了生态旅游。布日敦村已经通了柏油路，牧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人均纯收入达到5000元以上了，农牧民有了“公费医疗”和医疗保险，孩子上学有车接送并免交伙食费，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有30元零用钱……
踩着滚烫的沙子，我吃力地爬上了一座沙丘，望着前面波浪般连绵起伏的新月形沙丘链心里在想，什么时候翁牛特旗的老百姓都能过上布日敦村一样的日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