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因为李鸿章毕竟年轻气盛，所以还发生过曾国藩治李鸿章睡懒觉的趣事，这一段典故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李鸿章对此一生铭记不忘，并从此彻底改掉了睡懒觉以及懒惰的行为习惯，所了他后来回忆这事儿的时候，曾感慨地对友人说，虽然我李鸿章拜过很多老师，但没有谁能像曾国藩曾老师那样，随时耳提面命，随时谆谆善诱，能对我一生起到那么大的影响和帮助。所以，从教育的效果上看，曾老师对这位李同学的教育和培养，看来还是非常成功的。
但就在这种师生关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融洽的时候，曾、李之间又有了第二次意外的分裂，也就是李鸿章的第二次出走师门。
这一次的导火索就是我们上一讲提到的李元度。
李元度可谓是曾国藩心腹中的心腹，不仅救过曾国藩的命，而且也一直以师礼对待曾国藩，就算李元度因为湘军队伍建设而饱受曾国藩的打击，但他最后还是说“雷霆和雨露，一例是春风”，那还是把曾国藩当成恩师看的。当然，李元度和曾国藩只是情分上的师生，他还不像李鸿章这样，是曾国藩名义上的标准学生。所以曾国藩对李元度和李鸿章，那态度还是有着截然不同的，这种不同，主要就是从人才培养和人才使用的角度出发的。
按理说，曾国藩对李元度的感情很深，甚至比对李鸿章还要深，因为李元度不仅救过他的命，还一路相随，不离不弃。所以曾国藩虽然从队伍建设角度狠狠处理了李元度，但最后也为此留下了一生的遗憾，甚至晚年也颇有悔意，这也就可以看出在理智之外他对李元度的感情来了。
可虽然有感情，只要触及湘军队伍建设的核心问题，即人才队伍的稳定问题，曾国藩再有感情也要狠狠处理李元度。
但当同样的问题发生在李鸿章身上的时候，曾国藩的表现却是与处理李元度的方式大相径庭，这就非常耐人寻味了。
李元度因为不听曾国藩的劝告，丢了徽州城，还仗着跟曾国藩的私人交情，死不认错，最后甚至跑到敌对阵营去，无意间揭示了湘军队伍的内部分裂，这一切都是曾国藩所根本不能容忍的。所以，曾国藩在困守祁门大营的时候，虽然有众人为李元度求情，也坚决要挥泪斩马谡，要坚决上表弹劾李元度，要将李元度革职拿问。
这时候，为李元度求情最用力的就是李鸿章。因为李元度之外，李鸿章也是曾国藩幕府中主要的写手之一，现在要弹劾李元度，按规矩是要李鸿章代曾国藩起草这篇奏折的。李鸿章一力向曾国藩求情，曾国藩不许。李鸿章就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意思是说，曾老师您非要这么狠心，学生我实在不能起草这篇奏折。
曾国藩看看李鸿章，对于这个学生为此事如此较劲也有点儿出乎意料之外，但曾国藩城府很深，他并不将诧异之情表露出来，听李鸿章拒不执笔，就淡淡地说：“我自属稿！”那意思，你不写，我自己来写！
曾国藩说完这话，李鸿章更出人意料的表现来了，他居然对曾国藩强硬地说：“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那意思老师要写，学生就走，这可是在要挟曾国藩了。
曾国藩只冷冷地看了看自己这个得意门生，抬手一指门外，只简单地说了四个字：“听君之便！”意思就是要来也随你，要走也随你，我随你的便。（事见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一）
于是，李鸿章真的不辞而别，一个人去了江西。这就是李鸿章第二次反出师门。
事实上，李鸿章跟李元度的交情并没有多深，后来李鸿章独揽大权的时候，也没见他对落难的李元度伸出过什么援手。那么，让我们奇怪的是，李鸿章为什么肯为李元度彻底得罪自己敬爱的曾老师呢？而且曾国藩还捏着他所有的前程，他这样不是毁了自己吗？
这其实就是我们上讲留下来的那个疑问——李鸿章到底是不是为了李元度才二次反出师门的？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当事人曾国藩早就有一个标准的答案。这个标准答案是当时身在曾国藩幕府的另一个文人欧阳兆熊记下来的，他在事后有一次跟曾国藩谈到李鸿章的时候，曾国藩说起李鸿章的祁门之别，曾经感慨地说：“此君难与共患难耳。”（《水窗春呓》卷上）就是说李鸿章这个学生，可以共享福，很难共患难！
那么，曾国藩又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这么说和李元度事件又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李元度纸上谈兵、丢失徽州，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曾国藩在祁门的湘军老营一下子陷入了太平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也就是陷入了生死存亡的绝境。说起来，这也是曾国藩和李鸿章这对师生之间一个重要的矛盾点所在。当初曾国藩要把湘军大本营安在祁门这里，李鸿章就反复劝阻，说祁门是块绝地，绝不可以把大本营安在这儿。可曾国藩不肯听，一意孤行，非要把大本营安在这儿，现在李鸿章的话果然应验，李元度徽州一失，太平军四面一围，曾国藩简直就成了瓮中捉鳖，祁门果然是块绝地。
但既已成事实，旧话也不能再提。现在援军未到，太平军四面压境，祁门大营内人人自危，都惶惶不可终日，就连曾国藩自己也已经写好了遗书，平生第三遭准备自杀，准备以身殉国。
这种情势下，曾国藩的那些幕僚更是人人自危，有些人已经不辞则别，另谋生路去了。就算没走的，也收拾好了行李，随时准备开溜。但毕竟还有一些人是曾国藩最为贴心的心腹，这时候虽是最危难的时刻，但也是最适合表忠心的时候，所以还是忠心耿耿、无怨无悔地守在曾国藩身边。
按理说，李鸿章应该是曾老师最贴心的心腹之一，这时候应该要做出共患难的表率，所以他怎么着也不能提出开溜的请求来，否则李鸿章一世英名必将声名扫地。但李鸿章精明一世，又实在不想陪着曾老师在祁门这儿送葬。于是曾国藩说李鸿章果然精明得可以，借李元度事件跟曾老师大闹一番，借此由头，顺利开溜，即躲了危难时局，又为将来留下了后路。所以曾国藩才说他这位李学生“难与共患难耳”。
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来，曾国藩对李鸿章这个学生，不是没有看法的。李鸿章虽然不像李元度那样在丢失徽州之后，投身王有龄，算是背叛了曾国藩。但他这种弃老师于危难之中于不顾的做法，多少也有背叛的嫌疑吧。可奇怪的是，曾国藩虽然对此看得很清楚，甚至对李鸿章也不是没看法，可后来不久，他不仅没像对李元度那样挥泪斩马谡，还出人意料地给了李鸿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发迹的机会。
就在李鸿章二次离开师门之后没多久，祁门之围意外地解了，战场形势总是瞬息万变的，一是因为太平军的指挥失误，二是因为鲍超和左宗棠的拼死回救，连李鸿章都认为必败的祁门危局竟然逢凶化吉，曾国藩平生第三次逃出生天。
这一下，远在江西的李鸿章也有点后悔了，但幸好他当初是借李元度事件离开的，不是因为怕死开溜的，所以还有回旋的余地。而曾国藩也大智若愚，绝口不提往事。所以过不了多久，李鸿章就又回到了曾老师的身边当幕僚。
1861年，忠王李秀成横扫苏浙全境，接连攻克苏州、杭州，兵锋直指上海，上海的商户一下子如惊弓之鸟，顿时没了主意。
上海这时已是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商户富贾云集，已经粗具了十里洋场的规模与气象，所以算是江南最为富庶之地。李秀成要打上海，也是看中了这里的经济发达。但上海只有清朝的政府军，也就是绿营把守。绿营根本没什么战斗力，现在太平军兵临城下，靠绿营守住上海，那简直是天方夜谭，这也是谁都心知肚明的一个事实。所以上海商户共筹十八万两白银，选派代表来安徽安庆的两江总督府，来找曾国藩求援，并承诺只要曾国藩派兵救沪，每月再提供湘军饷银六十万两。
曾国藩也知道上海要必救的道理。一来上海实在太富了，太平军一旦攻下上海，就获得了重要的经济基地；二来，南京、苏州、杭州已在太平军的控制之下，上海再被打下来，宁、沪、苏、杭，连成一片，最具发展潜力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必将成为太平军最为坚固的堡垒。况且人家还带了这么多赞助费来，于情于理，都要派兵支援上海。
但是派谁去呢？而且这么重要的地方，这么重要的位置，那一定得是自己心腹中的心腹，且是人才中的人才，才堪当此重任。
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派自己的弟弟曾国荃出马。因为“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这个道理曾国藩向来看重，也只有自家老九最适合这个位置。
但是，出乎曾国藩的意料，曾国荃不愿意去。因为这时候曾国荃率所部两万人直逼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一直打到雨花台下，曾国荃一心想建剿灭太平天国的第一功，所以其他的诱惑都不放在心上，任他哥哥怎么劝，他也要把屁股耗在南京城下，死也不肯挪窝。
曾国荃不肯去，曾国藩作为人力资源大师，就开始认真地思考派驻上海人选的问题了。认真思考的结果出人意料，他弃手下诸多大将不用，却来找年轻的李鸿章来探讨上海的问题。
精明的李鸿章听曾老师来跟自己探讨上海的问题，大为激动，立刻意识到属于自己的绝世难逢的机会来了，当即毛遂自荐，主动请缨，要别立一军，回安徽老家重招人马，组成新军，赴上海作战。
要知道李鸿章此前只是曾国藩幕府中的幕僚，并没有带兵的实权，这一下能带兵，这在当时就叫出幕了，也就是能独立发展了。而且还能自募新军，这样又可以从湘军中独立出来了。按说作为幕僚的李鸿章对幕主曾国藩提出这样的要求实在过份，再加上他以前两次叛出师门，曾国藩本来对他就有猜忌，换了别人，这事儿肯定没多大指望。
可再次出人意料的是，曾国藩并不犹豫，完全同意，甚至对李鸿章的诸多非分请求完全支持。李鸿章迅速赶回合肥老家，招募当地团练成就了一支新军，这就是后来接替湘军成为晚清地方军队之首的淮军的雏形。
曾国藩不仅大度地同意李鸿章独立门户、自办淮军，而且还大力支持。不仅提供军饷物资，还在淮军成立初，看淮军实在单薄，于是抽调自己的亲兵营补充淮军，像他的亲兵队队长韩正国，我们前面提到过，也就是帮他找小妾的那位，是他重要的心腹，也派给了李鸿章。后来，曾国藩看派了两营的亲兵营还嫌单薄，又分别从曾国荃等将领处各调人马，共八营湘军嫡系加入到李鸿章的淮军。
李鸿章初建淮军，总共十三营6500人，其中八营4000人都是曾国藩为之配备的湘军嫡系。所以，后世常说淮军是从湘军里脱胎而出的，不论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师门关系，就是从人员组成上，这个说法也是完全正确的。
李鸿章新建淮军，一上来就进驻重镇上海，从此别开生面，在上海滩上打下了自己晚清重臣的人生基础。可以说，没有曾国藩，就没有李鸿章，这一点，不仅是当世人们的共识，连李鸿章自己对此也从不讳言。
那么，面对这个曾经三进三出的学生，面对这个精明得甚至有些过头的学生，面对这个也曾经有不忠嫌疑的学生，曾国藩为什么没像对李元度那样，痛加贬斥，反而是青眼有加，大力扶持呢？这又体现了曾国藩怎样的人才观呢？
